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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雨傘運動以至政改表決之後，民主之路、公民社會應何去何從，有不同論述。蔡子強先生日前在《明報》撰文，認為更大規模的佔領運動不會出現，原因之一是儘管雨傘運動鞏固了部分年輕人的民主信念，但是如此壯大的雨傘運動卻未能達成訴求，致令不少年輕人理想幻滅，產生政治無力感（註一）。黃之鋒形容街頭運動已到頂，民主陣營資源不久將耗盡（註二）。然而，即使民主運動的未來綱領和路向還未清晰，公民參與仍然有持續趨勢。我們日前撰文（註三）已指出，雖然今年出席六四紀念集會的人數從近年高位回落，但是參與人數仍遠超2009年前的數目。而且，根據我們在集會現場的問卷調查（註四），59%的受訪者為29歲或以下的年輕人；另有20%受訪者是首次參與集會，當中又是以18至24歲年輕人為主。這反映了六四集會在爭議聲中以至在雨傘運動落幕後仍具號召力，甚至能動員年輕人。
六四集會承繼和延續過往的社會動員
那麼，六四集會會否是雨傘運動後的一種承繼過去集體行動、延續抗爭的方式？為此，我們的問卷調查探究了六四集會參與者的公民社會參與，特別是他們在雨傘運動的取態和經歷，從而比較他們對六四集會的取向，分析兩者之間是否有線性聯繫，以此初探雨傘後的公民社會。
調查發現，受訪者參與集體行動的經驗頗為豐富，有八成曾參與雨傘運動以及七一遊行，逾半數也曾參與由民間自發、類近佔領的「反國教科運動」（表一）。這調查結果與我們在雨傘運動期間的結果相近（註五）。值得注意的是，曾參與雨傘運動的受訪者比率（84%；共481人）比曾參與六四集會、七一遊行還要高。再加上雨傘運動及是年六四集會分別動員了相當的新血，可見在動員組織方面，六四集會有着承繼及延續集體行動的效果。
另外，大部分六四晚會參加者沒有參與任何組織（76%），只有少數人參與宗教團體（5%）、民間組織（4%）、工會或專業團體（3%）及政治團體（2%），反映了社會動員一如以往，仍得依靠個人關係網絡（如朋友、同事、同學）。但值得注意的是，年齡組別和職業頗能解釋公民社會組織參與率。18至24歲的年輕人（31%）以及學生（31%）的公民社會組織參與率比整體受訪者的參與率為高（表二），相信原因之一是不少學生均有參與學生組織，的確受訪者參與學生組織的比率（12%）遠比其他組織為高。
六四集會參與者在雨傘運動的參與
調查結果不單發現絕大部分六四晚會參與者曾參與雨傘運動，也發現近六成曾參與雨傘運動的受訪者曾在佔領區留守過夜，以非傳統的抗爭方式積極投入佔領運動。18至24歲的年輕人曾有留守過夜的比率（67%）比其他年齡組別為高，其次為25至29歲組別（66.7%），而根據我們前文的分析，在2009年後參與六四晚會的年輕人，正是今年以至是往後六四晚會的基本盤；而視參與六四晚會為「延續雨傘精神」也以29歲以下的年齡組別為高（註六）。
那麼是什麼因素驅使他們參與雨傘運動？結果顯示「爭取符合國際標準普選」政治訴求是參與主因（84%），這與我們在雨傘運動期間的調查結果相符（註七）。稍不同的是，「爭取改善民生」訴求在雨傘運動調查結果裏敬陪末席（3%），在是次調查卻排列第三（64%）（表三）。曾參與雨傘運動的受訪者大多自認為中產階級或中產階級下層（71%），近半是居住於自置物業（54%）、私人樓宇（44%）。他們的背景大致與雨傘運動調查的受訪者背景相若。事實上，在雨傘運動期間的深入訪談中，受訪者分享他們面對「向下流」的民生困境，並將民生困境歸因到政制問題。在爭取民主普選運動的當下，受訪者傾向強調政治訴求驅使他們參與。在民主運動之後的調查裏，受訪者不免強化改善民生的動員因素。因此，我們仍然可以理解雨傘運動的參與者，着重爭取落實民主公平的政治制度，以此作為徹底社會改革的關鍵。「爭取香港民主」（73%）成為受訪者參與六四晚會的主因，僅次於「平反八九民運」（80%）。團體組織的動員並非受訪者參與雨傘運動的原因（特別是「受泛民號召」結果是負數），這也符合上文談及的香港公民社會的特性。
雨傘運動的訴求最後未能實現，超過九成的受訪者（94%）歸因於特區政府，其次是中央政府（87%）。「參與群眾」（-54%）、「運動領導」（-34%）、「泛民政黨」（-19%）的結果是呈負數。可見，受訪者仍對雨傘運動的參與者、領導，以至運動本身有相當的認可，未能實現民主普選並非集體行動的不濟，而是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阻撓。
小結
透過分析六四晚會的參與者構成、動員因素、取態等，可見它相當程度上承繼和延續了集體行動。在某程度上，它甚至可視為雨傘運動的一種延續——動員後雨傘年輕世代，爭取落實民主普選。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府依舊是集體行動的抗爭對象。雨傘運動之後，集體行動模式會否轉移，傾向「激進」、「勇武」？我們將在下文作初步探討。
註一：蔡子強，〈破局之後：不再石破天驚，但卻大江東去〉，《明報》，2015年6月11日，A38。
註二：〈滙點：原罪背後8——民主回歸的終結？然後呢？〉，《立場新聞》，2015年6月12日。
註三：鄭煒、袁瑋熙，〈在本土與普世之間的六四〉，《明報》，2015年6月13日，A32。
註四：我們分別在維園和港大集會現場進行抽樣問卷調查，合共訪問576人（維園505人，港大71人），回應率為84%。
註五：鄭煒、袁瑋熙，〈後雨傘運動：告別政治冷感的年代〉，《明報》，2014年11月29日，A32。
註六：同註三。
註七：同註五。
作者陳慧燕是香港公開大學研究員，袁瑋熙是牛津大學博士候選人
六四集會承繼和延續過往的社會動員
那麼，六四集會會否是雨傘運動後的一種承繼過去集體行動、延續抗爭的方式？為此，我們的問卷調查探究了六四集會參與者的公民社會參與，特別是他們在雨傘運動的取態和經歷，從而比較他們對六四集會的取向，分析兩者之間是否有線性聯繫，以此初探雨傘後的公民社會。
調查發現，受訪者參與集體行動的經驗頗為豐富，有八成曾參與雨傘運動以及七一遊行，逾半數也曾參與由民間自發、類近佔領的「反國教科運動」（表一）。這調查結果與我們在雨傘運動期間的結果相近（註五）。值得注意的是，曾參與雨傘運動的受訪者比率（84%；共481人）比曾參與六四集會、七一遊行還要高。再加上雨傘運動及是年六四集會分別動員了相當的新血，可見在動員組織方面，六四集會有着承繼及延續集體行動的效果。
另外，大部分六四晚會參加者沒有參與任何組織（76%），只有少數人參與宗教團體（5%）、民間組織（4%）、工會或專業團體（3%）及政治團體（2%），反映了社會動員一如以往，仍得依靠個人關係網絡（如朋友、同事、同學）。但值得注意的是，年齡組別和職業頗能解釋公民社會組織參與率。18至24歲的年輕人（31%）以及學生（31%）的公民社會組織參與率比整體受訪者的參與率為高（表二），相信原因之一是不少學生均有參與學生組織，的確受訪者參與學生組織的比率（12%）遠比其他組織為高。
六四集會參與者在雨傘運動的參與
調查結果不單發現絕大部分六四晚會參與者曾參與雨傘運動，也發現近六成曾參與雨傘運動的受訪者曾在佔領區留守過夜，以非傳統的抗爭方式積極投入佔領運動。18至24歲的年輕人曾有留守過夜的比率（67%）比其他年齡組別為高，其次為25至29歲組別（66.7%），而根據我們前文的分析，在2009年後參與六四晚會的年輕人，正是今年以至是往後六四晚會的基本盤；而視參與六四晚會為「延續雨傘精神」也以29歲以下的年齡組別為高（註六）。
那麼是什麼因素驅使他們參與雨傘運動？結果顯示「爭取符合國際標準普選」政治訴求是參與主因（84%），這與我們在雨傘運動期間的調查結果相符（註七）。稍不同的是，「爭取改善民生」訴求在雨傘運動調查結果裏敬陪末席（3%），在是次調查卻排列第三（64%）（表三）。曾參與雨傘運動的受訪者大多自認為中產階級或中產階級下層（71%），近半是居住於自置物業（54%）、私人樓宇（44%）。他們的背景大致與雨傘運動調查的受訪者背景相若。事實上，在雨傘運動期間的深入訪談中，受訪者分享他們面對「向下流」的民生困境，並將民生困境歸因到政制問題。在爭取民主普選運動的當下，受訪者傾向強調政治訴求驅使他們參與。在民主運動之後的調查裏，受訪者不免強化改善民生的動員因素。因此，我們仍然可以理解雨傘運動的參與者，着重爭取落實民主公平的政治制度，以此作為徹底社會改革的關鍵。「爭取香港民主」（73%）成為受訪者參與六四晚會的主因，僅次於「平反八九民運」（80%）。團體組織的動員並非受訪者參與雨傘運動的原因（特別是「受泛民號召」結果是負數），這也符合上文談及的香港公民社會的特性。
雨傘運動的訴求最後未能實現，超過九成的受訪者（94%）歸因於特區政府，其次是中央政府（87%）。「參與群眾」（-54%）、「運動領導」（-34%）、「泛民政黨」（-19%）的結果是呈負數。可見，受訪者仍對雨傘運動的參與者、領導，以至運動本身有相當的認可，未能實現民主普選並非集體行動的不濟，而是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阻撓。
小結
透過分析六四晚會的參與者構成、動員因素、取態等，可見它相當程度上承繼和延續了集體行動。在某程度上，它甚至可視為雨傘運動的一種延續——動員後雨傘年輕世代，爭取落實民主普選。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府依舊是集體行動的抗爭對象。雨傘運動之後，集體行動模式會否轉移，傾向「激進」、「勇武」？我們將在下文作初步探討。
註一：蔡子強，〈破局之後：不再石破天驚，但卻大江東去〉，《明報》，2015年6月11日，A38。
註二：〈滙點：原罪背後8——民主回歸的終結？然後呢？〉，《立場新聞》，2015年6月12日。
註三：鄭煒、袁瑋熙，〈在本土與普世之間的六四〉，《明報》，2015年6月13日，A32。
註四：我們分別在維園和港大集會現場進行抽樣問卷調查，合共訪問576人（維園505人，港大71人），回應率為84%。
註五：鄭煒、袁瑋熙，〈後雨傘運動：告別政治冷感的年代〉，《明報》，2014年11月29日，A32。
註六：同註三。
註七：同註五。
作者陳慧燕是香港公開大學研究員，袁瑋熙是牛津大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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