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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書展過後，有傳媒揭發，大量書本雜誌像垃圾一樣，被遺棄於展場，無人問津。
人潮散去，與書展開首當天人潮湧湧、眾人排隊搶閘相比，顯得分外蕭條。
有說今年書展，參展商逾五百八十個，是歷屆之冠，入場人次超過百萬。
書展期間，卻不時傳出使人尷尬的報道，家長豪花數千至數萬元搶購教材練習、受爭議的兒童寫真、書本割價至一百元「任執」等。
好好地一樁文化盛事，少談文藝，卻是這些二三事甚囂塵上。
加上在科技發展之下，人們的閱讀習慣和方式迎來了大改變，無論是出版業還是紙本媒體，都遭受前所未有的衝擊。
時代巨輪轉動，在風雨喧鬧之中，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卻說了好幾次「唔使擔心」。或許時代與文化，就如他所說，總有興衰。
任時代怎麼走，他仍堅信要守住，做自己該做之事，繼續以紙張捍衛香港的本土文化。
真正買好書的人 買你認為好的書
第二十六屆香港書展上周結束，提及香港的書展文化，一向敢言的彭志銘道出一句：「不知所謂。」他面書上載了些短片，書展裏竟然有人賣啤酒、一百元書「任執」，家長捧不完還可以叫兒子來一起捧，真是光怪陸離。面對這樣的對手，彭志銘由書展第一天至最後一天，都堅持書本八折，賣不完寧願拿走，斷不割價。「我有一個信念，我要人來買你鍾意的好書，而不是買你不知道是什麼的便宜書。」彭志銘的次文化堂，有兩個理念，一是做香港人的出版社，二是敢言。剛過去的書展他更強調要「文化救港」。他回想在書展前，除了籌備陳雲的《城邦主權論》、容若的《簡化字尋根揭底》等，似乎還欠了點什麼。於是他親身上陣，通宵兩個月，上午回出版社工作，下班後回家伏案寫作，假日足不出戶，嘔心瀝血撰成《老師怕問字》。
「人肉字典」肯查書做筆記
「現在的人，中文理解能力不行。」他說，有人不明白書名「老師怕問字」何解，其實是老師怕（被）問字，人們對古文的言簡意賅失去概念。自他在二○○六年出版了解讀古漢字的《正字正確》後，就當上了友儕間的「人肉字典」，但他在書中寫道：「我唔係特別識字，同埋比人叻！我只不過比人勤力，肯查書做筆記，及好問找答案而已！」的確，他的出版社本身就是一個堆滿書的書迷宮。他拿出一大疊A4紙和學生習字本，翻開來看，原來是他平日的筆記，上面寫滿密密麻麻的詞語。他將這些平常人不懂讀，或不懂用，又或懂得用卻不知來源的詞語，收入其中，再加以分類。他喜歡收集香港和台灣舊版字典辭典，然後互相比對，再用有趣的寫法鋪陳出來，讓人一讀便記得。以「紈絝子弟」為例，意指富家子弟，有邊讀邊的話就成了「丸跨子弟」，但他在書裏提到，其實「紈絝」的正音非常易記，就讀作「炫富」。又如「囹圄鋃鐺」，「囹圄」像圍牆，令人聯想起入獄，「鋃鐺」就是鐵鏈相撞的聲音。還有「桎梏人生」，原來「桎」是鎖腳刑具、「梏」是鎖手刑具，還配上圖片加深印象。彭志銘在書展時，就翻開來跟在場的讀者講書，引起大家興趣，實行快樂學習。
無錢賺一樣要搞
提起書展，他就搖頭嘆息：「書展是香港最大型的文化盛事，無理由搞成咁，是重量不重質，每年都說入場人次要破一百萬大關，這是沒有意義的。」彭志銘記得有書展搞手曾埋怨：「書展都無錢賺，我都唔係好想搞。」他質疑，以一百萬人次入場計算，入場費連同攤位租金，估計僅一星期已可得四千萬，應比婚紗展、美食節等的收入更可觀，但貿發局卻沒有將整盤數公開。他狠批：「由一班無文化的人去搞文化活動，一定死嘅。仲要由市儈的人去搞文化，一定死。」彭志銘認為：「一個都市的文化定位，在於書展。即等如新聞自由，就在於我們有多少份報紙。即使書展無錢賺，一樣要搞。」他自己的出版社也如是，他笑言這次寫《老師怕問字》是「一命養全家」，憑着對出版市場的觸覺，他可估計書的暢銷程度。也許有些書不一定能大賣，但他仍堅持再三出版，因為書的內容有其價值。像他出版鄭政恆的一系列書評《讀書有時》，「香港因而留下了一批很好的書評」。他出版的一些書籍，作者立場可以南轅北轍，有些暢銷，也有些銷情不理想，巧妙的是，有時是甲作者的銷量收入，拉上補下，就救了乙作者的銷量收入。
書本價值 難以取代
最近有紙媒裁員、停刊，出版業似乎岌岌可危，問彭志銘有何對策？他卻堅定地說﹕「我唔發展電子媒介，我守住自己的印刷事業。」除了因為電子媒介需投放很多資源外，他對兩種媒介有這樣的理解：「人們看電子網絡，其實會較粗疏，較不嚴謹。」「無人會在電腦上看兩三萬字，都是看一些短文，不深究事件，只為消閒。而且電腦一壞，就全沒有了。加上電子閱讀習慣，屏幕發光會影響眼睛，還引致手指、頸椎等身體問題，又令人無耐性。」也許書本和電子媒介各有優劣，但他認為﹕「書本的價值，不在於information（資訊），手機可提供information，但書是knowledge（知識）。」他指發光的屏幕，容易令人過目即忘，也難以融匯貫通。所以他還是享受，把書本平攤開來慢讀的方式，「要吸收知識，就要先有悠閒的心態。」一九八八年以前，彭志銘從事電影業，提及話劇、舞台劇，當年電影一出，也有人認為前兩者會被淘汰，後來再有電視出現，電影似乎亦受衝擊。到了現在，是各有捧場客，甚至看電視的人同樣會看電影。所以，他選擇守住他的出版業。
「普教中」影響新一代中文水平
他也可說是粵語文化的最早推手，所出版的《廣東俗語正字考》、《香港潮語話齋》、《小狗懶擦鞋》等著作，為人熟悉，二○一四年出版的《香港粵語頂硬上》，更獲香港書獎。連他的評論文章和散文，也同樣撐粵語，整篇寫成口語，用「嘅」、「㗎」等，不避俗語「頂硬上」。他指粵語傳承自華夏文化，單是孔子流傳了二千多年的《論語》：「學而時習之」以廣東話讀來，鏗鏘有力；用普通話一讀，卻是佶屈聱牙，足以證明粵語是一種文化瑰寶。粵語受打壓，全球粵語人口以千萬計，但卻只得一小撮人來撐，他忍不住要「鬧爆」。而自推出「普教中」，亦影響了新一代人的中文水平，彭志銘批評這是愚民政策。孩子在學校用普通話學中文，回家卻是用廣東話，以至番茄、西紅柿傻傻分不清楚，「篤魚蛋」變成「刺魚肉丸子」，令人哭笑不得。他指香港的教育是「求學求分數」，課程輕視歷史，學生考試過後，知識水過鴨背，那就是愚民政策。
有些好書，未曝光已退回
對現今香港書市的生態和困局，彭志銘深有體會。「為何我年年鬧書展，仍年年參加？因為這牽涉到整個香港的書市，都被中資機構壟斷。」什麼意思？「當市場由他們壟斷時，他們『回書』很快。意思是，我們出版社供書給發行，發行發書給書店。書不好賣，書店就回給發行，發行再退回給我們。如果書的勢頭好，大家都高興。但有些書，需要靠口碑或者慢熱，不可能一兩星期便暢銷。讀者還未揭便已被書店攝上書架，只見書脊，這一批書不差的，但新書出版三個月後上架，五個月便要退回給你。」「不少新書因此被退回，但這些書仍是新的，我只能在書展擺出來。就算書展幾乞我憎，幾無文化品味，幾差都好，這是唯一途徑，能將這批書重新曝光。」彭志銘說，這樣的操作模式，令詩集、文藝作品首當其衝，形成一個惡性循還，只能靠樓上書店銷售。
所有出版社被焗住擺書展
再者，這更衍生出另一問題。因為書展能令新書曝光大賣，有些書在書店一年只能賣二三百本，但在書展可賣得過千本。加上出版商在場內直接收現金，又可以較高折扣賣出書本，所多掙的百分之十幾二十，當作繳付攤位租金也是好的。於是，「所有出版社都被焗住去書展擺檔」，同時趕在書展推出新鮮滾熱辣的書。問題由此而來，除了七月書展，香港一整年都少見新書，導致行業萎縮。全香港的印刷廠就在書展前一星期，開機通頂印書，行內的印刷師傅、美術設計等都難以為生。彭志銘回想八十年代入行，當年一般時間都有新書，書展時最多再出版五六本，書市生態較平衡。但現在「一旺淡三墟」，人們在書展一次過買新書，之後幾個月便市道冷清。出版愈趨艱難，但彭志銘說：「要專注做自己該做的事」，繼續做香港人的出版社。
將書展交給民間舉辦
在七月十五日周三書展開幕前一天，發生了小插曲。一直以來，記者可在書展開幕前自行發掘題材，今年大會卻不准記者自由採訪，必須先跟隊遊走一次，彭志銘批評：「內地參展才會這樣，現在連書展也採訪『大陸化』。」舉辦書展是為了鼓勵市民閱讀，但他說書展無甚宣傳，也沒有學生優惠，又不將講座錄影供人重溫。那要如何辦好書展？他簡潔一句﹕「交給民間舉辦就可以。」
不過，自去年雨傘運動後，冒起了一大群年輕知識型讀者，他們開始深究歷史文化，書展時還常去他的檔攤「打卡」。他正色道﹕「有這批讀者出現，這個政府應該要小心。」
文/ 李寶瑜
圖/ 李澤彤
編輯/ 蔡曉彤
sundayworkshop@mingpao.com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人潮散去，與書展開首當天人潮湧湧、眾人排隊搶閘相比，顯得分外蕭條。
有說今年書展，參展商逾五百八十個，是歷屆之冠，入場人次超過百萬。
書展期間，卻不時傳出使人尷尬的報道，家長豪花數千至數萬元搶購教材練習、受爭議的兒童寫真、書本割價至一百元「任執」等。
好好地一樁文化盛事，少談文藝，卻是這些二三事甚囂塵上。
加上在科技發展之下，人們的閱讀習慣和方式迎來了大改變，無論是出版業還是紙本媒體，都遭受前所未有的衝擊。
時代巨輪轉動，在風雨喧鬧之中，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卻說了好幾次「唔使擔心」。或許時代與文化，就如他所說，總有興衰。
任時代怎麼走，他仍堅信要守住，做自己該做之事，繼續以紙張捍衛香港的本土文化。
真正買好書的人 買你認為好的書
第二十六屆香港書展上周結束，提及香港的書展文化，一向敢言的彭志銘道出一句：「不知所謂。」他面書上載了些短片，書展裏竟然有人賣啤酒、一百元書「任執」，家長捧不完還可以叫兒子來一起捧，真是光怪陸離。面對這樣的對手，彭志銘由書展第一天至最後一天，都堅持書本八折，賣不完寧願拿走，斷不割價。「我有一個信念，我要人來買你鍾意的好書，而不是買你不知道是什麼的便宜書。」彭志銘的次文化堂，有兩個理念，一是做香港人的出版社，二是敢言。剛過去的書展他更強調要「文化救港」。他回想在書展前，除了籌備陳雲的《城邦主權論》、容若的《簡化字尋根揭底》等，似乎還欠了點什麼。於是他親身上陣，通宵兩個月，上午回出版社工作，下班後回家伏案寫作，假日足不出戶，嘔心瀝血撰成《老師怕問字》。
「人肉字典」肯查書做筆記
「現在的人，中文理解能力不行。」他說，有人不明白書名「老師怕問字」何解，其實是老師怕（被）問字，人們對古文的言簡意賅失去概念。自他在二○○六年出版了解讀古漢字的《正字正確》後，就當上了友儕間的「人肉字典」，但他在書中寫道：「我唔係特別識字，同埋比人叻！我只不過比人勤力，肯查書做筆記，及好問找答案而已！」的確，他的出版社本身就是一個堆滿書的書迷宮。他拿出一大疊A4紙和學生習字本，翻開來看，原來是他平日的筆記，上面寫滿密密麻麻的詞語。他將這些平常人不懂讀，或不懂用，又或懂得用卻不知來源的詞語，收入其中，再加以分類。他喜歡收集香港和台灣舊版字典辭典，然後互相比對，再用有趣的寫法鋪陳出來，讓人一讀便記得。以「紈絝子弟」為例，意指富家子弟，有邊讀邊的話就成了「丸跨子弟」，但他在書裏提到，其實「紈絝」的正音非常易記，就讀作「炫富」。又如「囹圄鋃鐺」，「囹圄」像圍牆，令人聯想起入獄，「鋃鐺」就是鐵鏈相撞的聲音。還有「桎梏人生」，原來「桎」是鎖腳刑具、「梏」是鎖手刑具，還配上圖片加深印象。彭志銘在書展時，就翻開來跟在場的讀者講書，引起大家興趣，實行快樂學習。
無錢賺一樣要搞
提起書展，他就搖頭嘆息：「書展是香港最大型的文化盛事，無理由搞成咁，是重量不重質，每年都說入場人次要破一百萬大關，這是沒有意義的。」彭志銘記得有書展搞手曾埋怨：「書展都無錢賺，我都唔係好想搞。」他質疑，以一百萬人次入場計算，入場費連同攤位租金，估計僅一星期已可得四千萬，應比婚紗展、美食節等的收入更可觀，但貿發局卻沒有將整盤數公開。他狠批：「由一班無文化的人去搞文化活動，一定死嘅。仲要由市儈的人去搞文化，一定死。」彭志銘認為：「一個都市的文化定位，在於書展。即等如新聞自由，就在於我們有多少份報紙。即使書展無錢賺，一樣要搞。」他自己的出版社也如是，他笑言這次寫《老師怕問字》是「一命養全家」，憑着對出版市場的觸覺，他可估計書的暢銷程度。也許有些書不一定能大賣，但他仍堅持再三出版，因為書的內容有其價值。像他出版鄭政恆的一系列書評《讀書有時》，「香港因而留下了一批很好的書評」。他出版的一些書籍，作者立場可以南轅北轍，有些暢銷，也有些銷情不理想，巧妙的是，有時是甲作者的銷量收入，拉上補下，就救了乙作者的銷量收入。
書本價值 難以取代
最近有紙媒裁員、停刊，出版業似乎岌岌可危，問彭志銘有何對策？他卻堅定地說﹕「我唔發展電子媒介，我守住自己的印刷事業。」除了因為電子媒介需投放很多資源外，他對兩種媒介有這樣的理解：「人們看電子網絡，其實會較粗疏，較不嚴謹。」「無人會在電腦上看兩三萬字，都是看一些短文，不深究事件，只為消閒。而且電腦一壞，就全沒有了。加上電子閱讀習慣，屏幕發光會影響眼睛，還引致手指、頸椎等身體問題，又令人無耐性。」也許書本和電子媒介各有優劣，但他認為﹕「書本的價值，不在於information（資訊），手機可提供information，但書是knowledge（知識）。」他指發光的屏幕，容易令人過目即忘，也難以融匯貫通。所以他還是享受，把書本平攤開來慢讀的方式，「要吸收知識，就要先有悠閒的心態。」一九八八年以前，彭志銘從事電影業，提及話劇、舞台劇，當年電影一出，也有人認為前兩者會被淘汰，後來再有電視出現，電影似乎亦受衝擊。到了現在，是各有捧場客，甚至看電視的人同樣會看電影。所以，他選擇守住他的出版業。
「普教中」影響新一代中文水平
他也可說是粵語文化的最早推手，所出版的《廣東俗語正字考》、《香港潮語話齋》、《小狗懶擦鞋》等著作，為人熟悉，二○一四年出版的《香港粵語頂硬上》，更獲香港書獎。連他的評論文章和散文，也同樣撐粵語，整篇寫成口語，用「嘅」、「㗎」等，不避俗語「頂硬上」。他指粵語傳承自華夏文化，單是孔子流傳了二千多年的《論語》：「學而時習之」以廣東話讀來，鏗鏘有力；用普通話一讀，卻是佶屈聱牙，足以證明粵語是一種文化瑰寶。粵語受打壓，全球粵語人口以千萬計，但卻只得一小撮人來撐，他忍不住要「鬧爆」。而自推出「普教中」，亦影響了新一代人的中文水平，彭志銘批評這是愚民政策。孩子在學校用普通話學中文，回家卻是用廣東話，以至番茄、西紅柿傻傻分不清楚，「篤魚蛋」變成「刺魚肉丸子」，令人哭笑不得。他指香港的教育是「求學求分數」，課程輕視歷史，學生考試過後，知識水過鴨背，那就是愚民政策。
有些好書，未曝光已退回
對現今香港書市的生態和困局，彭志銘深有體會。「為何我年年鬧書展，仍年年參加？因為這牽涉到整個香港的書市，都被中資機構壟斷。」什麼意思？「當市場由他們壟斷時，他們『回書』很快。意思是，我們出版社供書給發行，發行發書給書店。書不好賣，書店就回給發行，發行再退回給我們。如果書的勢頭好，大家都高興。但有些書，需要靠口碑或者慢熱，不可能一兩星期便暢銷。讀者還未揭便已被書店攝上書架，只見書脊，這一批書不差的，但新書出版三個月後上架，五個月便要退回給你。」「不少新書因此被退回，但這些書仍是新的，我只能在書展擺出來。就算書展幾乞我憎，幾無文化品味，幾差都好，這是唯一途徑，能將這批書重新曝光。」彭志銘說，這樣的操作模式，令詩集、文藝作品首當其衝，形成一個惡性循還，只能靠樓上書店銷售。
所有出版社被焗住擺書展
再者，這更衍生出另一問題。因為書展能令新書曝光大賣，有些書在書店一年只能賣二三百本，但在書展可賣得過千本。加上出版商在場內直接收現金，又可以較高折扣賣出書本，所多掙的百分之十幾二十，當作繳付攤位租金也是好的。於是，「所有出版社都被焗住去書展擺檔」，同時趕在書展推出新鮮滾熱辣的書。問題由此而來，除了七月書展，香港一整年都少見新書，導致行業萎縮。全香港的印刷廠就在書展前一星期，開機通頂印書，行內的印刷師傅、美術設計等都難以為生。彭志銘回想八十年代入行，當年一般時間都有新書，書展時最多再出版五六本，書市生態較平衡。但現在「一旺淡三墟」，人們在書展一次過買新書，之後幾個月便市道冷清。出版愈趨艱難，但彭志銘說：「要專注做自己該做的事」，繼續做香港人的出版社。
將書展交給民間舉辦
在七月十五日周三書展開幕前一天，發生了小插曲。一直以來，記者可在書展開幕前自行發掘題材，今年大會卻不准記者自由採訪，必須先跟隊遊走一次，彭志銘批評：「內地參展才會這樣，現在連書展也採訪『大陸化』。」舉辦書展是為了鼓勵市民閱讀，但他說書展無甚宣傳，也沒有學生優惠，又不將講座錄影供人重溫。那要如何辦好書展？他簡潔一句﹕「交給民間舉辦就可以。」
不過，自去年雨傘運動後，冒起了一大群年輕知識型讀者，他們開始深究歷史文化，書展時還常去他的檔攤「打卡」。他正色道﹕「有這批讀者出現，這個政府應該要小心。」
文/ 李寶瑜
圖/ 李澤彤
編輯/ 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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