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類別
副刊
詳情#
【明報專訊】「雨傘運動」結束後半年來，香港大學連番遭到政治打壓：特首帶頭批判《學苑》、左報攻擊法律學院，最近更有人粗暴干預副校長人選，意圖架空洋人校長，奪取港大的管治權等。連串事件在短期內集中發生在一所大學，確非尋常。
「等待首副」這個理由的荒謬性，很多人已指出，不贅。一些「高級知識分子」居然一而再地提出這樣一個低智的理由，唯一的解釋就是他們有苦衷：背後有一股強大的政治惡勢力企圖通過他們阻擾陳文敏的委任。
這次事件是公然踐踏大學的院校自主原則。院校自主，是學術自由的實踐基礎，大學若失去院校自主，學術自由也就成為一句空話。所以，守護院校自主，是捍衛學術自由的一個重要環節。
失院校自主 帶來具體災難
「院校自主、學術自由」這些東西很抽象，它無色無嗅，看不見摸不到，人們不感到它的存在，更遑論其重要性。可是，當一個社會失去這些抽象的東西時，由此帶來的災難卻是非常具體的，本文擬從正反兩方面來說明這個道理。
一，有「院校自主、學術自由」，社會就會有進步。
香港大學在過去100多年來，為中華民族走向現代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最突出的例子是孫中山先生的革命。
作為香港大學前身的香港西醫學院，培育了國父孫中山先生。他推翻滿清，建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這是中華民族走向現代文明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孫中山先生為什麼能夠建立這個功業？他是這樣說的：
「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辭，無所忌諱……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見《建國方略之一•孫文學說•第八章 有志竟成》）
換言之，當時香港大學的前身，為孫先生提供一個「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的環境，使他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他在大學裏可以「大放厥辭，無所忌諱」。可見香港大學從建校伊始，就讓學生們有足夠的政治空間去發展他們的事業，哪怕是「造反」、「顛覆國家安全」的事。同孫中山的革命比，今天的「佔中」小兒科矣。
這個例子說明，有「院校自主、學術自由」的大學，就能夠在不經意間培養出傑出人才而為社會帶來跨越式的進步。
雖然像孫中山這種貢獻只是極個別的例子。那麼，「新中國」成立後，是誰第一次帶動海外知識分子回國，使中共得以突破上世紀韓戰後極之孤立的景况？是香港大學陳君葆教授1956年率領港大教授講師到北京！文革後是誰衝破港人對中共的恐懼？是港大學生會1971年率團訪京。假如大學不是恪守「院校自主、學術自由」這些原則，又有誰敢去突破這些政治藩籬？
二，失去「院校自主、學術自由」社會就會出現災難。
在一河之隔的中國大陸，我們卻看到完全相反的例子。1949年中共建政後，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對大專院校進行「院系調整」，這兩招就把大學的「院校自主、學術自由」原則徹底毁滅。這個過程大致如下：
在1949年底舉行的第一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時任教育部長的馬敘倫把教育定性為「人民民主專政的鬥爭工具」（見郝維謙、龍正中編：《高等教育史》，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頁）。
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提出對學校尤其是大學知識分子實行思想改造，教師要人人「過關」，這對知識分子產生極大的威懾作用。
1952年公布全國大專院校「院系調整方案」，大學教育「全盤蘇化」。對大專院校實行集中統一管理，將各校的招生人數、專業設置、人事任命、學籍管理以及課程設置等權力全部收歸政府。各高等院校實行政治輔導員制度以監督教職員和大學生的思想改造工作。
自此之後，大學喪失了辦學、教學和學術的自主權，嚴重束縛了大學的創造性，尤有甚者，大學已不再是自由探求真理的精神樂園，而淪為「專政鬥爭工具論」的實驗場所，因此歷次政治運動，大學都首當其衝，成為激烈的「階級鬥爭」戰場。
大學沉淪 失制約專權力量
伴隨着大學的沉淪，歷史上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士人」）對專制皇權僅有的制約力量——清議——也一併消失。在「一黨專政」不受任何制約的情况下，中國出現了歷史上僅見的災難。這場災難最簡單的概括是：1949至1976年間全國為數高達4500萬人非正常死亡、1億多人遭到政治迫害（這些都是很多國內學者根據官方數據或者資料為基礎的估算）。這些災難成因固然很多，但幾乎都可以溯源到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導致全國鴉雀無聲。
所以，一旦失去「院校自主、學術自由」這些看似抽象虛無縹緲的觀念時，臨門的災難卻是具體而悲慘的。
筆者這個年齡層的人，多少都了解中國的大學因為失去「院校自主、學術自由」而導致全民族遭受莫大的災劫。今天當看到同一源頭的政治惡勢力正伸向香港大學時，能不驚恐吶喊嗎？這絕對不單是香港大學的問題，而是關乎全香港能否繼續享有我們的自由的問題。但願珍愛香港的人，共同挑起守護香港大學的重擔。
「等待首副」這個理由的荒謬性，很多人已指出，不贅。一些「高級知識分子」居然一而再地提出這樣一個低智的理由，唯一的解釋就是他們有苦衷：背後有一股強大的政治惡勢力企圖通過他們阻擾陳文敏的委任。
這次事件是公然踐踏大學的院校自主原則。院校自主，是學術自由的實踐基礎，大學若失去院校自主，學術自由也就成為一句空話。所以，守護院校自主，是捍衛學術自由的一個重要環節。
失院校自主 帶來具體災難
「院校自主、學術自由」這些東西很抽象，它無色無嗅，看不見摸不到，人們不感到它的存在，更遑論其重要性。可是，當一個社會失去這些抽象的東西時，由此帶來的災難卻是非常具體的，本文擬從正反兩方面來說明這個道理。
一，有「院校自主、學術自由」，社會就會有進步。
香港大學在過去100多年來，為中華民族走向現代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最突出的例子是孫中山先生的革命。
作為香港大學前身的香港西醫學院，培育了國父孫中山先生。他推翻滿清，建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這是中華民族走向現代文明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孫中山先生為什麼能夠建立這個功業？他是這樣說的：
「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辭，無所忌諱……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見《建國方略之一•孫文學說•第八章 有志竟成》）
換言之，當時香港大學的前身，為孫先生提供一個「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的環境，使他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他在大學裏可以「大放厥辭，無所忌諱」。可見香港大學從建校伊始，就讓學生們有足夠的政治空間去發展他們的事業，哪怕是「造反」、「顛覆國家安全」的事。同孫中山的革命比，今天的「佔中」小兒科矣。
這個例子說明，有「院校自主、學術自由」的大學，就能夠在不經意間培養出傑出人才而為社會帶來跨越式的進步。
雖然像孫中山這種貢獻只是極個別的例子。那麼，「新中國」成立後，是誰第一次帶動海外知識分子回國，使中共得以突破上世紀韓戰後極之孤立的景况？是香港大學陳君葆教授1956年率領港大教授講師到北京！文革後是誰衝破港人對中共的恐懼？是港大學生會1971年率團訪京。假如大學不是恪守「院校自主、學術自由」這些原則，又有誰敢去突破這些政治藩籬？
二，失去「院校自主、學術自由」社會就會出現災難。
在一河之隔的中國大陸，我們卻看到完全相反的例子。1949年中共建政後，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對大專院校進行「院系調整」，這兩招就把大學的「院校自主、學術自由」原則徹底毁滅。這個過程大致如下：
在1949年底舉行的第一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時任教育部長的馬敘倫把教育定性為「人民民主專政的鬥爭工具」（見郝維謙、龍正中編：《高等教育史》，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頁）。
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提出對學校尤其是大學知識分子實行思想改造，教師要人人「過關」，這對知識分子產生極大的威懾作用。
1952年公布全國大專院校「院系調整方案」，大學教育「全盤蘇化」。對大專院校實行集中統一管理，將各校的招生人數、專業設置、人事任命、學籍管理以及課程設置等權力全部收歸政府。各高等院校實行政治輔導員制度以監督教職員和大學生的思想改造工作。
自此之後，大學喪失了辦學、教學和學術的自主權，嚴重束縛了大學的創造性，尤有甚者，大學已不再是自由探求真理的精神樂園，而淪為「專政鬥爭工具論」的實驗場所，因此歷次政治運動，大學都首當其衝，成為激烈的「階級鬥爭」戰場。
大學沉淪 失制約專權力量
伴隨着大學的沉淪，歷史上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士人」）對專制皇權僅有的制約力量——清議——也一併消失。在「一黨專政」不受任何制約的情况下，中國出現了歷史上僅見的災難。這場災難最簡單的概括是：1949至1976年間全國為數高達4500萬人非正常死亡、1億多人遭到政治迫害（這些都是很多國內學者根據官方數據或者資料為基礎的估算）。這些災難成因固然很多，但幾乎都可以溯源到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導致全國鴉雀無聲。
所以，一旦失去「院校自主、學術自由」這些看似抽象虛無縹緲的觀念時，臨門的災難卻是具體而悲慘的。
筆者這個年齡層的人，多少都了解中國的大學因為失去「院校自主、學術自由」而導致全民族遭受莫大的災劫。今天當看到同一源頭的政治惡勢力正伸向香港大學時，能不驚恐吶喊嗎？這絕對不單是香港大學的問題，而是關乎全香港能否繼續享有我們的自由的問題。但願珍愛香港的人，共同挑起守護香港大學的重擔。
回應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