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景輝﹕被遺忘了的知識人任務

【明報專訊】袁國勇決定急流湧退，說「不如回去搞傳染病、搞毛霉菌好過」。這引起了關於香港知識分子定位的討論。感失望的戴耀廷指，「世上已經沒有桃花源」，躲到實驗室猶如鴕鳥，不公義不但不會消失，且爛攤子只會留給年輕一代；政論家李怡也說，「香港知識人的困境是：在拜倒權勢中討殘羹剩飯，還是在反抗中尋求自由？」


誠然，這些批評都很對，但卻遺漏了一個至關重要的面向，即知識分子之所以為知識分子，其度身訂做的戰場，首要的或許不是街頭或記招（當然願意拋頭露面說公道話的學者已是罕有），更不是明哲保身的躲在實驗室，而是在政治世界中，站穩觀念及論述層面，來展開身為學者的介入和鬥爭。


因而，不只是對抗高牆，而且也得在充斥分歧的群眾運動裏頭，拉開能夠讓人反思的距離，嘗試提出更多的思想及觀念資源，使公民們不受各式未經檢視的衝動所支配，使鬥爭更能自我組織，更長遠，並在更多更寬的視野之間比較評價。一言以蔽之，這是知性的任務。


令人納悶的是，今人所謂知識分子的風骨，其實是指道德的風骨，而這一道德要求所針對的，也不只是知識分子，而是應該包括任何自認為有良知的人類。這或許反映了，我們對於政治的了解是相當簡化，更多地是某種政治道德的呼召，而關於知識跟理性（弄不好一聽見就打呵欠），它們在政治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實並不受到重視。因而知識分子要完成的任務，更多地是道德，而非面向公共的知性。


更麻煩是，當不少上一代中產知識人，因自己年輕時沒有積極投入政治，並眼看當下年輕一代付出代價上前抗爭，他們遂充滿了虧欠感，因而，對每一次運動也難以進行批判性的評價和討論。人們只能在雞蛋與高牆之間選擇站哪一邊，只能在年輕人已經付出了很多的虧欠感中感觸和反應。這或許解釋了，何以雨傘運動完了將近一年，一些較為深入的檢討也未見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