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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曾幾何時，如果社會上發生了什麼重大事情，又或者出現了什麽難以和解的爭議，政府只要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聲稱對事情深入了解、調查，便能調解矛盾，就算不一定能夠將問題解決，也起碼可以將爭論冷卻下來，暫時平息各界的爭議。相似的情况，若發生在一些重要機構之上，亦會應用同類的處理手法。那是這個社會曾經有過的一種抗逆力、復原力，當遇上困難的時候，能以原有的制度資源來回應難題。當然，我們沒有必要把昔日那種抗逆力、復原力過分誇大、神話化；以前出現矛盾、衡突也不一定能得以化解、解決，而結局更不一定是「皆大歡喜」的。不過，話雖如此，事情很少會就是爛攤一個，又或者爭論不休，而是多多少少可以在適當的時機下，把問題暫時畫上一個句號，有個（儘管只是暫時性的）終結。相對而言，現在的情况確實令人難以樂觀。而對於這個社會的抗逆力、復原力的弱化的趨勢，特區政府顯得束手無策。
社會嚴重分歧 應如何處理衝突？
很多人覺得這是社會出現了嚴重分裂之後的後果——兩大陣營各走極端，基本上再無對話的空間。這種說法當然有它的道理，但兩陣對峙的形態，久而久之早已成為大家都認知的事實，而且也可以說是成為了（雖然我們並非樂於見到這種社會發展趨勢）社會現實的一部分，我們再不可以單憑拋出「社會分裂」4個大字，便輕輕將問題帶過，以此作為藉口而不進入問題。面對這樣的一種新的社會環境和政治生態，我們需要以目前的社會條件為參考基礎，提出一些新的問題：究竟在面對一個存在嚴重分歧的社會時，我們應該如何處理衝突？以怎樣的手法來化解矛盾？如何建立新的制度秩序？所謂按既定程序辦事，其實已不足以回應爭議的內容和當事人的期望。在新的環境裏，我們需要新的處理分歧、矛盾的程序、方法。
我們必須明白，今天在香港發生任何爭議，都會有以下幾點特點：一是正反雙方各有強烈的意見，各不認同對方的論點，彼此不容易尋找妥協的空間（或者他們也不打算妥協）。二是承接着以上一點，也不容易尋找一個調停人。所謂（在正反雙方眼中）的中間或中立人士，並不容易物色。三是矛盾、衝突所涉及的社會層面一般都相當廣泛，在衝突的發展過程之中，不斷會出現新的議題，不易將問題聚焦於一兩點之上（所以要收窄分歧，往往是談何容易）。四是通常由於爭持不下，雙方的接觸轉為主要以行動的形式表現出來，而不是各自繼續將立場說明。這樣發展下去，爭論的內容變得有點模糊，而更多的注意轉移到言語上的衝突或行動過程中所產生的摩擦。參與其中的社會人士不一定想看到這樣的發展，但在現實環境裏，這又往往是行動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行為邏輯，非個別人士的主觀意願所能扭轉。
在這樣的情况下，重提按既有程序辦事（例如將問題交回重新審議），肯定不會縮減分歧，令對抗的關係有所紓緩。說得直接一點，現在是連既定程序的公信力亦受到懷疑，所以必須在現有的渠道以外另立新的議論場所。而假如能夠搭建新的議論渠道、場所，雙方進入新一回討論之前，必須在某些基本問題上表明立場。以往我們對此沒有什麼要求，而且單純地以為在談判的過程之中，可以找到妥協點，並同時產生新的共識。今天，我們必須明白，正反雙方南轅北轍，基本上不會有彼此都認同的共識可言。他們有機會達成的，只是一次討價還價中交換而已。但要成功達成妥協，就必須雙方都為此而有所準備。假如一方認為一切都屬於原則性的問題，沒有議價的空間，那根本就毋須繼續對話，乾脆以政治動員力的正面交鋒，看看哪一方有更多的支持，來決定事情的結果。這聽起來好像全無修飾可言，很快便到攤牌的階段，但這可能較諸兜兜轉轉，假裝大家還在嘗試尋求妥協空間來得實際（起碼可以節省一點時間）。
大家何不直接一點？
我想說的是，在這個壁壘分明的政治環境裏，大家何必不來得直接一點呢！將可以談的跟從來沒有想過可以討論的區分開來，前者是談判、討價還價，是多一點還是少一點的問題，雙方各自盤算，各想取得對自己最為有利的結果。在這類問題上，大家可以嘗試在不同方面想辦法，令事情得以（至少是暫時的）解決。考慮什麼新的程序（包括參與人士的數目、代表性等），都是有可能的，重要的是大家都是朝着尋找一個具體的解決方案出發。
至於後者，那是價值取向上的、終極的分歧，其實在大部分政治制度下均難以處理，而在目前的香港社會就更加困難。在短期之內，連拉近距離都有困難，就更遑論真的進行對話了。但認清彼此的期望與要求，這至少有一點好處，就是既然彼此只想各自表述時，便毋須假裝有什麼談判的誠意。而對方亦無謂惡言攻擊，事關雙方想做的，都是申明立場，既不想讓步，也不打算說服對手。企硬的，只有以鬥企硬的方式解決。
需接受社會衝突的存在
以上討論不在於什麼是好、什麼是壞，而是承認社會衝突已成為了香港社會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都需要接受它們的存在。只講「想當年」，不是香港的抗逆力、復原力的表現。相反，承認它們的存在，將它們計算在生活成本之內，令自己不受它們影響，是抗逆、復原的一種（至少是其中一種）方法。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 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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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嚴重分歧 應如何處理衝突？
很多人覺得這是社會出現了嚴重分裂之後的後果——兩大陣營各走極端，基本上再無對話的空間。這種說法當然有它的道理，但兩陣對峙的形態，久而久之早已成為大家都認知的事實，而且也可以說是成為了（雖然我們並非樂於見到這種社會發展趨勢）社會現實的一部分，我們再不可以單憑拋出「社會分裂」4個大字，便輕輕將問題帶過，以此作為藉口而不進入問題。面對這樣的一種新的社會環境和政治生態，我們需要以目前的社會條件為參考基礎，提出一些新的問題：究竟在面對一個存在嚴重分歧的社會時，我們應該如何處理衝突？以怎樣的手法來化解矛盾？如何建立新的制度秩序？所謂按既定程序辦事，其實已不足以回應爭議的內容和當事人的期望。在新的環境裏，我們需要新的處理分歧、矛盾的程序、方法。
我們必須明白，今天在香港發生任何爭議，都會有以下幾點特點：一是正反雙方各有強烈的意見，各不認同對方的論點，彼此不容易尋找妥協的空間（或者他們也不打算妥協）。二是承接着以上一點，也不容易尋找一個調停人。所謂（在正反雙方眼中）的中間或中立人士，並不容易物色。三是矛盾、衝突所涉及的社會層面一般都相當廣泛，在衝突的發展過程之中，不斷會出現新的議題，不易將問題聚焦於一兩點之上（所以要收窄分歧，往往是談何容易）。四是通常由於爭持不下，雙方的接觸轉為主要以行動的形式表現出來，而不是各自繼續將立場說明。這樣發展下去，爭論的內容變得有點模糊，而更多的注意轉移到言語上的衝突或行動過程中所產生的摩擦。參與其中的社會人士不一定想看到這樣的發展，但在現實環境裏，這又往往是行動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行為邏輯，非個別人士的主觀意願所能扭轉。
在這樣的情况下，重提按既有程序辦事（例如將問題交回重新審議），肯定不會縮減分歧，令對抗的關係有所紓緩。說得直接一點，現在是連既定程序的公信力亦受到懷疑，所以必須在現有的渠道以外另立新的議論場所。而假如能夠搭建新的議論渠道、場所，雙方進入新一回討論之前，必須在某些基本問題上表明立場。以往我們對此沒有什麼要求，而且單純地以為在談判的過程之中，可以找到妥協點，並同時產生新的共識。今天，我們必須明白，正反雙方南轅北轍，基本上不會有彼此都認同的共識可言。他們有機會達成的，只是一次討價還價中交換而已。但要成功達成妥協，就必須雙方都為此而有所準備。假如一方認為一切都屬於原則性的問題，沒有議價的空間，那根本就毋須繼續對話，乾脆以政治動員力的正面交鋒，看看哪一方有更多的支持，來決定事情的結果。這聽起來好像全無修飾可言，很快便到攤牌的階段，但這可能較諸兜兜轉轉，假裝大家還在嘗試尋求妥協空間來得實際（起碼可以節省一點時間）。
大家何不直接一點？
我想說的是，在這個壁壘分明的政治環境裏，大家何必不來得直接一點呢！將可以談的跟從來沒有想過可以討論的區分開來，前者是談判、討價還價，是多一點還是少一點的問題，雙方各自盤算，各想取得對自己最為有利的結果。在這類問題上，大家可以嘗試在不同方面想辦法，令事情得以（至少是暫時的）解決。考慮什麼新的程序（包括參與人士的數目、代表性等），都是有可能的，重要的是大家都是朝着尋找一個具體的解決方案出發。
至於後者，那是價值取向上的、終極的分歧，其實在大部分政治制度下均難以處理，而在目前的香港社會就更加困難。在短期之內，連拉近距離都有困難，就更遑論真的進行對話了。但認清彼此的期望與要求，這至少有一點好處，就是既然彼此只想各自表述時，便毋須假裝有什麼談判的誠意。而對方亦無謂惡言攻擊，事關雙方想做的，都是申明立場，既不想讓步，也不打算說服對手。企硬的，只有以鬥企硬的方式解決。
需接受社會衝突的存在
以上討論不在於什麼是好、什麼是壞，而是承認社會衝突已成為了香港社會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都需要接受它們的存在。只講「想當年」，不是香港的抗逆力、復原力的表現。相反，承認它們的存在，將它們計算在生活成本之內，令自己不受它們影響，是抗逆、復原的一種（至少是其中一種）方法。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 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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