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香港這個城市的道德指南針（moral compass）摔破了，裏面的人再不懂得分辨誰是誰非。港大學生衝擊校委會議事件令人心寒，不止在於一群大學生在他們就讀的學府以反智、野蠻和粗暴的方式凌辱、威嚇和禁錮包括他們校長和老師在內的委員；更在於社會各界尤其是政黨、傳媒、港大校方、港大各所學院的院長和校友關注組對學生公然踐踏尊師重道和救急扶危這些文明社會的基本行為準則視而不見、避而不談。
港大10院長道德冷感
特別令人失望的是發表聯合聲明的港大10位院長。當學生的是非觀念扭曲到用「以武制暴」來合理化他們的野蠻，當校方軟弱到連質問學生的道德勇氣也沒有，當整個社會的道德結構一步一步走向分崩離析，他們最關心的卻是不容「擾亂」的「大學正常運作」和必須「放在首位」的「大學利益」。這10位「深信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的飽學之士的道德冷感（moral insensitivity）和危機意識的薄弱實在令人吃驚。
一個運作良好的公民社會必然會把道德原則（moral principles）和政治分歧（political differences）區分起來。它的成員即使在政治上有不能調和、無法化解的分歧，但在一些普遍的道德原則上意見是一致的，並且會盡可能按這些原則行事，例如「對處於困境的人伸出援手是對的」、「欺凌弱小是錯的」。遵守和彰顯此等原則和價值的人會得到讚賞和表揚，反之就會被叱罵、譴責甚至懲罰。如此立場清晰、賞罰分明，市民的是非觀念和社會的道德結構（moral fabric）才會鞏固。
政治爭拗衝擊道德原則
香港目前最大的人文甚至社會危機，是它的成員在政治上的分歧已經深化和惡化到對本已為大眾普遍接受的道德原則造成衝擊。社會存在差異和分歧實屬正常，你甚至可以說差異和分歧是社會的重要構成部分。因此政治爭拗不會毁掉香港，只要這些爭拗在道德設定的規範下進行；但倘若香港人在基本的道德問題上也無法取得共識，這個城市的前途將會一片暗淡。
這並非危言聳聽。人以文明、互諒互讓和遵守道德原則的方式一起生活，不是理所當然。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認為，人有走在一起的衝動（impulse to sociability），這是一種原始和純粹的欲望。透過聯繫，我們化孤孤單單（solitariness）為親密無間（togetherness）。
可是，人雖然有走在一起的衝動，但什麼人跟什麼人走在一起，走在一起之後又是否能夠和平相處，甚或建構出共同的身分，卻沒有其必然性。剛剛相反，由於人天生自私自利，由很多狹隘、互相排斥的利益組成的社會，一開始就潛伏着分裂的危機。它能夠屹立不搖，受到社會分化和階級對立的衝擊而依然健在和如常運作，因為它的內聚力強過它的分裂力（Its cohesions are stronger than its divisions）。
社會的內聚力從何而來？任教於普林斯頓的英國史學家卡納迪（David Cannadine）在《完整的年代》（The Undivided Past）一書指出，古往今來，為社會提供凝聚力的六大集體團結力量（collective solidarities）分別是宗教、國籍、階級、性別、種族和特定時期和地區的社會文明。於是，社會的成員往往有多重身分，如性別身分（gender identity）、種族身分（racial identity）和階級身分（class identity）等。《完整的年代》呼籲世人目光要遠大一點，不要老是只看到彼此的對立和分歧。卡納迪說，人會因一種同屬人類的共感通性而團結起來 （Men are united by a sense of common humanity）。
這種「同屬人類的共感通性」在今次港大學生衝擊校委會議事件中幾乎無迹可尋。
我很想相信，這只是一批昏了頭的大學生的一時衝動；但若然真的如此，事後為什麼沒有港大學生走出來與他們劃清界線，高呼“Not in my name”（不要以我的名義做出這樣的事情）？香港正沿着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斷層慢慢分裂，在這個分裂的過程中，我們平時放在口袋裏的道德指南針失去指示方向的功能。亂局既成，這個城市的前途岌岌可危。
林沛理
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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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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