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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二戰結束70周年，相關話題再次被熱議，慰安婦問題就是其中熱中之熱。其他關於日本「二戰認識」的問題，基本上只有中韓還在糾纏。菲律賓阿基諾三世在東京說菲律賓人早已和日本化敵為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勸告中國不要再「反反覆覆」地要求日本道歉。說到底，在其他國家看來，中韓之所以糾纏二戰的「遺留問題」，都是出於國內政治的需要。
有組織地強徵慰安婦 可視為政府罪行
但在慰安婦問題上，國際社會幾乎一致地認為日本做得還不夠。有組織地強徵慰安婦在定性上可被認為是「主動」的政府行為，故可歸結為政府的罪行，而非像戰爭中普遍存在的強姦婦女那樣是戰爭罪行。可以說，在世界輿論中，如何認識慰安婦問題是判定日本是否誠實地對待歷史的最主要標誌。
慰安婦是日本「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制度，它一直是有組織的，但在二戰之前並非強徵。它和中國古代的軍妓制度沒有太大區別。德國二戰時也在歐洲設立大量的戰爭妓院。因此，二戰時的慰安婦問題的爭論點就在於：是否存在日本政府或者軍隊的強迫行為？這種行為是否存在普遍性？
之所以有如此爭議，是因為慰安婦問題直到1980年代末才引起廣泛關注，距離事發40多年。而二戰慰安婦的來源也很複雜，有自願為帝國服務的日本婦女；有用廣告以金錢招募或被誘騙的朝鮮婦女（註一）。而在固定的慰安所內的中國慰安婦多屬兩種情形之一：要麼是通過當地中國人所設立的機構，根據合同提供給日軍經營的慰安所；要麼是在日僑甚至是中國人所設立和運營的慰安所，供日軍嫖妓。如具代表性的上海大一沙龍、南京人民慰安所、蕪湖鳳宜樓慰安所都是中國人開的（註二）。日軍直接抓人作慰安婦反而是少數（註三）。
日本右翼分子於是得以聲稱，當地中國人提供的婦女是否被強迫和日軍沒有直接的關係，甚至狡辯日本對她們的來源一無所知。「強迫說」多依賴事後（多是四五十年後）的口述，僅根據檔案史料很難發現具體強迫的證據（註四）。比如在2014年4月吉林發現相關的檔案，被視為「鐵證：強徵慰安婦係日本國家行為」（註五）。但披露的材料僅是日軍開支中有慰安婦的採購費，只能證明慰安所是普遍的且有的屬國家行為，但無法證明慰安婦是被強迫的。此外，一些編造的「事實」，比如吉田證言，也給認定慰安婦這種罪行帶來負面的影響。這就是為什麼一些右翼分子堅持慰安婦並非是強迫的原因。
美國所提出的慰安婦屬性奴的觀點駁斥了該理論：無論慰安婦在最初是否為日軍所強迫，只要日軍通過買賣得到，後來又限制了婦女的人身自由，那麼慰安婦的地位就是「奴隸」。從這個角度出發就可以肯定，日本在戰爭中的很多慰安婦罪行確實是政府的責任。
河野洋平在1993年8月4日的講話中承認日本在二戰期間有強迫慰安婦的行為（註六）。但日本最近的調查證實，其講話的基礎吉田證言是編造的。這引起了世界範圍內的不安。即便政府屢次重申繼承河野講話的精神，但若講話的基礎被日本廣泛認為存在問題的話，日本政府僅稱不否定該講話並不能令人滿意。
安倍「人口販賣」定性慰安婦問題
安倍4月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中，用「人口販賣」（human trafficking）定性慰安婦問題。他還說，將繼續支持河野洋平的講話的精神，並為打擊國際人口販賣繼續作出貢獻。安倍這番言論引起了韓國、中國以及一些美國韓裔人士的不滿。但如果了解「人口販賣」這個概念的話，就會認同這是一個進步而不是相反。「人口販賣」是國際上公認的罪行。在聯合國2011年的定義中，「人口販賣」是指以威嚇、武力、脅迫、拐賣、欺騙等手段，以性奴隸、强迫勞工和商業性開發等為目的的人口貿易行為。與非法律用語「慰安婦」相比，「人口販賣」的定義更為明確，包括的對象的範圍更大（如包括强迫勞工），而且方式也更為明確（如包括誘騙等手段）。經過「再定性」，日本亦更難逃脫罪責（至少參與了販賣）。
國際社會盼日本能明確國家責任
然而安倍在演講中並沒有明確提及日本官方的責任，因此國際社會仍然希望日本能夠在終戰70周年的發言中進一步明確國家責任。若如此，相信對國際社會支持日本發揮更大的政治影響力有極為正面的促進作用。
1995年，日本設立過亞洲婦女基金會，給慰安婦受害者提供「賠償金」和首相簽名的道歉信。這個計劃有相當誠意，且得到東南亞與歐洲國家（菲律賓、印尼和荷蘭）的良好反應。如果計劃得到徹底實施，當有助問題的徹底解決。但是它在韓國、中國和台灣卻遭到猛烈抨擊，因為有人認為其中一半的資金來源於民間而不是政府，就等於否認了政府的責任。故最後只有小部分韓台婦女接受和解。於是基金會未能完成全部任務。
在終戰70周年之際，日本政府可用國家的名義重啓亞洲婦女基金會。這與日本以往簽訂的國家之間的賠償條約不矛盾。仍在世的慰安婦已經不多了，日本應當把握最後的機會正視歷史和懺悔。若日本能夠作出這種表態，中韓也應給出正面的回應。
註一：日右翼分子認為她們都是自願的，只是後來出於羞恥才稱被誘騙
註二：見何吉《日軍強迫中國婦女為「慰安婦」資料摘編》，儘管標題如此，但當中並無日軍直接搶掠婦女為慰安婦的原始檔案資料
註三：中國提出的直接被日軍抓去的慰安婦的例子，多為戰時的臨時場所，從性質看更似集體強姦場地。儘管有時也被稱為慰安所，和國際一般所指的日本官方制度下的慰安所並不一樣
註四：Yoshiko Nozaki, The "Comfort Women" Controversy: History and Testimony，承認難以找到日軍強迫慰安婦的檔案。http://japanfocus.org/-Yoshiko-Nozaki/2063/article.html
註五：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4-25/6108350.shtml
註六：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1023/c157278-25895323.html
作者是歷史學者
有組織地強徵慰安婦 可視為政府罪行
但在慰安婦問題上，國際社會幾乎一致地認為日本做得還不夠。有組織地強徵慰安婦在定性上可被認為是「主動」的政府行為，故可歸結為政府的罪行，而非像戰爭中普遍存在的強姦婦女那樣是戰爭罪行。可以說，在世界輿論中，如何認識慰安婦問題是判定日本是否誠實地對待歷史的最主要標誌。
慰安婦是日本「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制度，它一直是有組織的，但在二戰之前並非強徵。它和中國古代的軍妓制度沒有太大區別。德國二戰時也在歐洲設立大量的戰爭妓院。因此，二戰時的慰安婦問題的爭論點就在於：是否存在日本政府或者軍隊的強迫行為？這種行為是否存在普遍性？
之所以有如此爭議，是因為慰安婦問題直到1980年代末才引起廣泛關注，距離事發40多年。而二戰慰安婦的來源也很複雜，有自願為帝國服務的日本婦女；有用廣告以金錢招募或被誘騙的朝鮮婦女（註一）。而在固定的慰安所內的中國慰安婦多屬兩種情形之一：要麼是通過當地中國人所設立的機構，根據合同提供給日軍經營的慰安所；要麼是在日僑甚至是中國人所設立和運營的慰安所，供日軍嫖妓。如具代表性的上海大一沙龍、南京人民慰安所、蕪湖鳳宜樓慰安所都是中國人開的（註二）。日軍直接抓人作慰安婦反而是少數（註三）。
日本右翼分子於是得以聲稱，當地中國人提供的婦女是否被強迫和日軍沒有直接的關係，甚至狡辯日本對她們的來源一無所知。「強迫說」多依賴事後（多是四五十年後）的口述，僅根據檔案史料很難發現具體強迫的證據（註四）。比如在2014年4月吉林發現相關的檔案，被視為「鐵證：強徵慰安婦係日本國家行為」（註五）。但披露的材料僅是日軍開支中有慰安婦的採購費，只能證明慰安所是普遍的且有的屬國家行為，但無法證明慰安婦是被強迫的。此外，一些編造的「事實」，比如吉田證言，也給認定慰安婦這種罪行帶來負面的影響。這就是為什麼一些右翼分子堅持慰安婦並非是強迫的原因。
美國所提出的慰安婦屬性奴的觀點駁斥了該理論：無論慰安婦在最初是否為日軍所強迫，只要日軍通過買賣得到，後來又限制了婦女的人身自由，那麼慰安婦的地位就是「奴隸」。從這個角度出發就可以肯定，日本在戰爭中的很多慰安婦罪行確實是政府的責任。
河野洋平在1993年8月4日的講話中承認日本在二戰期間有強迫慰安婦的行為（註六）。但日本最近的調查證實，其講話的基礎吉田證言是編造的。這引起了世界範圍內的不安。即便政府屢次重申繼承河野講話的精神，但若講話的基礎被日本廣泛認為存在問題的話，日本政府僅稱不否定該講話並不能令人滿意。
安倍「人口販賣」定性慰安婦問題
安倍4月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中，用「人口販賣」（human trafficking）定性慰安婦問題。他還說，將繼續支持河野洋平的講話的精神，並為打擊國際人口販賣繼續作出貢獻。安倍這番言論引起了韓國、中國以及一些美國韓裔人士的不滿。但如果了解「人口販賣」這個概念的話，就會認同這是一個進步而不是相反。「人口販賣」是國際上公認的罪行。在聯合國2011年的定義中，「人口販賣」是指以威嚇、武力、脅迫、拐賣、欺騙等手段，以性奴隸、强迫勞工和商業性開發等為目的的人口貿易行為。與非法律用語「慰安婦」相比，「人口販賣」的定義更為明確，包括的對象的範圍更大（如包括强迫勞工），而且方式也更為明確（如包括誘騙等手段）。經過「再定性」，日本亦更難逃脫罪責（至少參與了販賣）。
國際社會盼日本能明確國家責任
然而安倍在演講中並沒有明確提及日本官方的責任，因此國際社會仍然希望日本能夠在終戰70周年的發言中進一步明確國家責任。若如此，相信對國際社會支持日本發揮更大的政治影響力有極為正面的促進作用。
1995年，日本設立過亞洲婦女基金會，給慰安婦受害者提供「賠償金」和首相簽名的道歉信。這個計劃有相當誠意，且得到東南亞與歐洲國家（菲律賓、印尼和荷蘭）的良好反應。如果計劃得到徹底實施，當有助問題的徹底解決。但是它在韓國、中國和台灣卻遭到猛烈抨擊，因為有人認為其中一半的資金來源於民間而不是政府，就等於否認了政府的責任。故最後只有小部分韓台婦女接受和解。於是基金會未能完成全部任務。
在終戰70周年之際，日本政府可用國家的名義重啓亞洲婦女基金會。這與日本以往簽訂的國家之間的賠償條約不矛盾。仍在世的慰安婦已經不多了，日本應當把握最後的機會正視歷史和懺悔。若日本能夠作出這種表態，中韓也應給出正面的回應。
註一：日右翼分子認為她們都是自願的，只是後來出於羞恥才稱被誘騙
註二：見何吉《日軍強迫中國婦女為「慰安婦」資料摘編》，儘管標題如此，但當中並無日軍直接搶掠婦女為慰安婦的原始檔案資料
註三：中國提出的直接被日軍抓去的慰安婦的例子，多為戰時的臨時場所，從性質看更似集體強姦場地。儘管有時也被稱為慰安所，和國際一般所指的日本官方制度下的慰安所並不一樣
註四：Yoshiko Nozaki, The "Comfort Women" Controversy: History and Testimony，承認難以找到日軍強迫慰安婦的檔案。http://japanfocus.org/-Yoshiko-Nozaki/2063/article.html
註五：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4-25/6108350.shtml
註六：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1023/c157278-25895323.html
作者是歷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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