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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不少人都認為Uber不直接收取現金的模式運作，會令警察較難蒐集證據。但連續兩天的行動顯示了警方「迎難而上」的決心，讓香港人，甚至世界各地都看到警方「鍥而不捨」的精神。
創新科技破壟斷 觸動既得利益者
對來勢洶洶而又備受好評的Uber，既得利益團體如的士車主聯會、的士車牌投資者等固然會反對這些出租車服務，大力指摘其侵犯的士業界的權益。對於他們的指摘，市民都不感奇怪，因為現時的士牌價已經炒至天價，一紙牌照竟然達六七百萬，比起實實在在的住宅單位還要昂貴，如果任由「白牌車」營運，又如何能令的士車租高企，從而收回高價接手牌照的成本或維持牌價高企的景象呢？這是炒賣活動的基本操作手段。有利可圖的生產工具成為了資本家的炒賣的對象，以往可能是自由市場不可避免的現象。但Uber以創新科技嘗試打破了一些壟斷的局面後，觸動了既得利益者的範圍，卻反過來大聲提出保護主義，要求政府雷厲禁止競爭者加入。這些團體的利益因受到影響而提出反對，於筆者心中雖然覺得不值得同情和支持，卻倒也能理解。但最叫筆者失望的，是一些既具社會工作者身分，又高叫代表勞工階層的議員都走過來要求大力打擊「白牌車」活動。
社工很強調「不責怪受害人」的態度，面對個人或者社會問題時，都嘗試從宏觀角度去了解問題成因，而非單單指出是個人因素造成。有議員在報章評論上提到，認識一位年輕的士司機在以往牌價相對低的時候，期望每天「踩多兩轉」以供車上會為目標，但現時因牌價高企，加上面對電召程式搶生意而失去踩多兩轉的動力，只抱「兩餐溫飽」的心態。於是該議員就要求政府嚴正處理白牌車活動。筆者就覺得不明白，為什麼該議員的結論不是從宏觀方向着手，就牌價高昂的問題下藥，反而是打擊一個普羅大眾職業司機都能公平地參與的「白牌車」活動呢？相信租車的司機都希望有更多收入，而非為的士車主分擔炒賣牌照的成本，如果該年輕的士司機能有新途徑靠自己的努力賺取合理的回報，他的動力會否因而加強呢？作為社工，如果見到打工仔能收回自己應有的回報，不是更符合我們的理念嗎？年輕的士司機「失去動力」的最根本原因，不可能是感到牌價「離譜」而絕望嗎？為何要怪責甚至和壓迫者站在同一陣線，合謀打壓一些期望脫離不公平制度的「白牌司機」，逼他們重投炒賣牌照的車主身邊呢？
這個勞工團體大力提倡小販及墟市經濟，期望政府協助低下階層自食其力掙取生活，同時為消費者帶來更多價廉物美的選擇。作為社工，筆者當然認同這個理念，因為這是一個對抗地產霸權的方法，讓受不了高昂租金的小市民都有掙取自己生活的可能。因此我更為不解的是，為何這個勞工團體卻不為一些付不起（或者認為不值得付）高昂租金的基層司機提倡打破牌照霸權的計劃，卻要固守既得利益者的現况，將一些改革的可能性都毁於萌芽呢？
其實不少「前線司機」都不反對這些叫車程式，甚至加入叫車程式以開拓客源。勞工團體反對的原因，都是指出這些服務屬於違法行為，理據都是指它們沒有有效保險，對乘客的安全構成威脅。我想，只要要求司機購買合適的保險，相信問題就能解決，况且，不排除這種保險的承保風險比的士更低，更受保險公司歡迎，因為不少Uber司機就是車主，對自己的座駕和生財工具又豈有不愛惜之理？
還職業司機工作自主合理回報
筆者認為，作為一個具有社工背景的議政者，除非從沒有提及這身分，否則也應該在議政的過程中，緊守作為社工的視角和原則。尋求改變、打破霸權和爭取公義是社工一個重要的原則，為市民爭取獲得最好服務的權利，還職業司機工作的自主權和合理回報才是正道。而不是只在旁邊小罵大幫忙，既任由政府打壓一個可能改變市民對出租車現况不滿的叫車程式，不嘗試在當中找出規管和創新的可能性，又一邊大聲叫嚷成功爭取增發25個的士牌的「政績」。
作者是社會工作者
創新科技破壟斷 觸動既得利益者
對來勢洶洶而又備受好評的Uber，既得利益團體如的士車主聯會、的士車牌投資者等固然會反對這些出租車服務，大力指摘其侵犯的士業界的權益。對於他們的指摘，市民都不感奇怪，因為現時的士牌價已經炒至天價，一紙牌照竟然達六七百萬，比起實實在在的住宅單位還要昂貴，如果任由「白牌車」營運，又如何能令的士車租高企，從而收回高價接手牌照的成本或維持牌價高企的景象呢？這是炒賣活動的基本操作手段。有利可圖的生產工具成為了資本家的炒賣的對象，以往可能是自由市場不可避免的現象。但Uber以創新科技嘗試打破了一些壟斷的局面後，觸動了既得利益者的範圍，卻反過來大聲提出保護主義，要求政府雷厲禁止競爭者加入。這些團體的利益因受到影響而提出反對，於筆者心中雖然覺得不值得同情和支持，卻倒也能理解。但最叫筆者失望的，是一些既具社會工作者身分，又高叫代表勞工階層的議員都走過來要求大力打擊「白牌車」活動。
社工很強調「不責怪受害人」的態度，面對個人或者社會問題時，都嘗試從宏觀角度去了解問題成因，而非單單指出是個人因素造成。有議員在報章評論上提到，認識一位年輕的士司機在以往牌價相對低的時候，期望每天「踩多兩轉」以供車上會為目標，但現時因牌價高企，加上面對電召程式搶生意而失去踩多兩轉的動力，只抱「兩餐溫飽」的心態。於是該議員就要求政府嚴正處理白牌車活動。筆者就覺得不明白，為什麼該議員的結論不是從宏觀方向着手，就牌價高昂的問題下藥，反而是打擊一個普羅大眾職業司機都能公平地參與的「白牌車」活動呢？相信租車的司機都希望有更多收入，而非為的士車主分擔炒賣牌照的成本，如果該年輕的士司機能有新途徑靠自己的努力賺取合理的回報，他的動力會否因而加強呢？作為社工，如果見到打工仔能收回自己應有的回報，不是更符合我們的理念嗎？年輕的士司機「失去動力」的最根本原因，不可能是感到牌價「離譜」而絕望嗎？為何要怪責甚至和壓迫者站在同一陣線，合謀打壓一些期望脫離不公平制度的「白牌司機」，逼他們重投炒賣牌照的車主身邊呢？
這個勞工團體大力提倡小販及墟市經濟，期望政府協助低下階層自食其力掙取生活，同時為消費者帶來更多價廉物美的選擇。作為社工，筆者當然認同這個理念，因為這是一個對抗地產霸權的方法，讓受不了高昂租金的小市民都有掙取自己生活的可能。因此我更為不解的是，為何這個勞工團體卻不為一些付不起（或者認為不值得付）高昂租金的基層司機提倡打破牌照霸權的計劃，卻要固守既得利益者的現况，將一些改革的可能性都毁於萌芽呢？
其實不少「前線司機」都不反對這些叫車程式，甚至加入叫車程式以開拓客源。勞工團體反對的原因，都是指出這些服務屬於違法行為，理據都是指它們沒有有效保險，對乘客的安全構成威脅。我想，只要要求司機購買合適的保險，相信問題就能解決，况且，不排除這種保險的承保風險比的士更低，更受保險公司歡迎，因為不少Uber司機就是車主，對自己的座駕和生財工具又豈有不愛惜之理？
還職業司機工作自主合理回報
筆者認為，作為一個具有社工背景的議政者，除非從沒有提及這身分，否則也應該在議政的過程中，緊守作為社工的視角和原則。尋求改變、打破霸權和爭取公義是社工一個重要的原則，為市民爭取獲得最好服務的權利，還職業司機工作的自主權和合理回報才是正道。而不是只在旁邊小罵大幫忙，既任由政府打壓一個可能改變市民對出租車現况不滿的叫車程式，不嘗試在當中找出規管和創新的可能性，又一邊大聲叫嚷成功爭取增發25個的士牌的「政績」。
作者是社會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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