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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抗爭行動遭人詬病的原因眾多。有人認為目前的抗爭行動不可能取得成功。有人認為抗爭行動會擾亂社會秩序。持這兩個立場（之一）的人多由始至終地反對抗爭行動。但令抗爭支持者出現分裂，以及令抗爭行動殆盡道德和政治力量的主因，在於抗爭行動的理念和實踐出現矛盾。所以，搞手和參與者言行一致，是抗爭行動成功的重要條件。
抗爭搞手需梳理的8個問題
不過，政治行動單單符合言行一致又是否足夠呢？比方說，ISIS威脅某些國家，若在所設的限期前沒有繳付贖金，便會處死那些國籍的人質。單從技術層面而言，這個組織也是把所說的付諸實踐。然而，這些事情之所以駭人聽聞，源於它們牴觸了倫理道德基礎。
筆者指的倫理道德，並不單是儒家思想的五倫，而是倫理學的三大主要思想方向：結果主義（consequentialism）、道義論（deontology）和德行倫理學（virtue ethics）。當試圖進行政治抗爭時，搞手無可避免地要梳理以下這些問題：（1）抗爭短期和長期成效如何？（2）如果抗爭短期的成效不大，為何我們還需持續地進行呢？是因為爭取每個人有平等的權利較重要，是為了行動的長期成效，還是兩者皆有？（3）搞手應否扮演「骯髒之手」（dirty hands）的角色，為求達到良好的政治結果而採用不義的手段（the ends justify the means）？（4）與第三題問題有關的是，假如一個成效較大的抗爭運動有較大機會傷害到無辜的人，我們應否接受這種抗爭模式呢？（5）其實人們並非一定不接受傷害無辜的政治行動。例如二戰時，英軍為了促使納粹德軍投降，於數個德國平民區進行轟炸（註一）。美軍又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兩枚原子彈。這都是傷害無辜平民之舉。有人認為，在極度危急的關頭，以傷害無辜的方法換取較大的群體利益是可接受的。但怎樣的情况才算得上「極度危急的關頭」呢？這會否涉及主觀的判斷？人們會否濫用了這個詞彙（註二）？政府又可否用「極度危急的關頭」的名義以採取傷害平民的個人利益的措施呢？（6）抗爭是為了爭取分配性公義，還是重新分配不公義以達到公平的結果？重新分配不公義又是否真的可以達至公平的結果（註三）？（7）為什麼一定要堅持非暴力？（8）是否所有政治暴力都與德行不符呢（註四）？
筆者曾在〈非暴力抗爭的策略有待改善〉（《明報》，6月10日）一文指，當抗爭進入直接行動的階段時，抗爭者不用再長篇大論地談及倫理道德。這是因為他們應在事前釐清行動在這個議題上的定位，並在行動時言行一致，同時擴大自身的道德和政治力量。其實這個道理亦適用於各種形式的抗爭。政治學並沒有把抗爭行動限於非暴力的形式，只要言之成理即可。但如果抗爭者到行動階段仍未釐清行動的倫理道德基礎，那不免讓人感到無所適從。
搞政治不需說道理？
有人或許會反駁指，搞政治是不需要說那麼多道理的。這句說話的含義，是指強權大於真理。若在政治博弈時仍只執迷於說道理，則不免過於迂腐。但很弔詭的是，無論這句說話是否涉及恐嚇的成分，這些人也是用說道理的方式把它表達出來。難道現實主義算不上是一種道理嗎？如果這句說話也是一種道理的話，那又何來「不需要說那麼多道理」呢？如果這句說話是歪理的話，那又為何要把它付諸實踐呢？
註一：Schwenkenbecher, Anne. 2012. Terrorism: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pp. 125-128.
註二：Primoratz, Igor. 2013. Terrorism: A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ch. 6
註三：Ibid., ch. 5
註四：Fiske, Alan Page & Rai, Tage Shakti. 2015. Virtuous Viol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按：文章僅代表個人意見，不反映機構立場。）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員
抗爭搞手需梳理的8個問題
不過，政治行動單單符合言行一致又是否足夠呢？比方說，ISIS威脅某些國家，若在所設的限期前沒有繳付贖金，便會處死那些國籍的人質。單從技術層面而言，這個組織也是把所說的付諸實踐。然而，這些事情之所以駭人聽聞，源於它們牴觸了倫理道德基礎。
筆者指的倫理道德，並不單是儒家思想的五倫，而是倫理學的三大主要思想方向：結果主義（consequentialism）、道義論（deontology）和德行倫理學（virtue ethics）。當試圖進行政治抗爭時，搞手無可避免地要梳理以下這些問題：（1）抗爭短期和長期成效如何？（2）如果抗爭短期的成效不大，為何我們還需持續地進行呢？是因為爭取每個人有平等的權利較重要，是為了行動的長期成效，還是兩者皆有？（3）搞手應否扮演「骯髒之手」（dirty hands）的角色，為求達到良好的政治結果而採用不義的手段（the ends justify the means）？（4）與第三題問題有關的是，假如一個成效較大的抗爭運動有較大機會傷害到無辜的人，我們應否接受這種抗爭模式呢？（5）其實人們並非一定不接受傷害無辜的政治行動。例如二戰時，英軍為了促使納粹德軍投降，於數個德國平民區進行轟炸（註一）。美軍又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兩枚原子彈。這都是傷害無辜平民之舉。有人認為，在極度危急的關頭，以傷害無辜的方法換取較大的群體利益是可接受的。但怎樣的情况才算得上「極度危急的關頭」呢？這會否涉及主觀的判斷？人們會否濫用了這個詞彙（註二）？政府又可否用「極度危急的關頭」的名義以採取傷害平民的個人利益的措施呢？（6）抗爭是為了爭取分配性公義，還是重新分配不公義以達到公平的結果？重新分配不公義又是否真的可以達至公平的結果（註三）？（7）為什麼一定要堅持非暴力？（8）是否所有政治暴力都與德行不符呢（註四）？
筆者曾在〈非暴力抗爭的策略有待改善〉（《明報》，6月10日）一文指，當抗爭進入直接行動的階段時，抗爭者不用再長篇大論地談及倫理道德。這是因為他們應在事前釐清行動在這個議題上的定位，並在行動時言行一致，同時擴大自身的道德和政治力量。其實這個道理亦適用於各種形式的抗爭。政治學並沒有把抗爭行動限於非暴力的形式，只要言之成理即可。但如果抗爭者到行動階段仍未釐清行動的倫理道德基礎，那不免讓人感到無所適從。
搞政治不需說道理？
有人或許會反駁指，搞政治是不需要說那麼多道理的。這句說話的含義，是指強權大於真理。若在政治博弈時仍只執迷於說道理，則不免過於迂腐。但很弔詭的是，無論這句說話是否涉及恐嚇的成分，這些人也是用說道理的方式把它表達出來。難道現實主義算不上是一種道理嗎？如果這句說話也是一種道理的話，那又何來「不需要說那麼多道理」呢？如果這句說話是歪理的話，那又為何要把它付諸實踐呢？
註一：Schwenkenbecher, Anne. 2012. Terrorism: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pp. 125-128.
註二：Primoratz, Igor. 2013. Terrorism: A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ch. 6
註三：Ibid., ch. 5
註四：Fiske, Alan Page & Rai, Tage Shakti. 2015. Virtuous Viol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按：文章僅代表個人意見，不反映機構立場。）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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