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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一年前的今日，北京透過人大8．31決定否定真普選，香港民主進程受挫，民主運動以抗命不認命的精神否決有篩選的假普選安排，還政於民的期許再次落空。上星期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馮巍與民主黨不動聲色會面，市民的反應不算熱烈，負責安排的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事後受訪時表示認同中央此舉是想與泛民重修溝通渠道，又指當出現特別事件，雙方可能持有相反立場，屆時將難以溝通，所以認為現時雙方多作了解是好事。她認為今次雙方都有誠意想了解對方。被問到會否希望中央與其他政黨會面，梁愛詩表示，中央與任何政黨、團體等溝通都是好事。
有熟悉國情的評論認為這次秘會接觸是北京在嘗試「摸冰」而不是尋求「破冰」，形容貼切，也恰當地指出北京和香港民主派這種荒誕的關係，因為意識形態問題，有會面不代表有溝通，有溝通亦不表示有成果。不過，有人說香港需要「忠誠反對派」（loyal opposition），我們無從得知北京方面是不是希望透過這種會面方式，或者透過揀選三兩個民主派人士去北京參加9月3日的閱兵儀式，去尋找或者去塑造一些他們可以接受的「忠誠反對派」人物。筆者認為，要「角色扮演」，也需要認真地思考「忠誠反對派」這個角色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才對得住買飛入場（投票）的公眾。
不難想像，在北京和自問親北京人士心目中，在香港這個崇尚自由的地方，反對是阻止不了，所以好消息是反對是可以的，但壞消息則是反對派是否「忠誠」才是重點，而所謂忠誠就是對一黨專政的中共政權及其領導層的服從，而且一個人或者黨派是否「忠誠」還是要看領導人的心情了。所以，反對派是可以模仿一些親北京卻自命開明的人物試試擦邊球的，只是要時刻自我警惕和被提醒變幻莫測的「國情」，要四出收風，還要肯定中聯辦介入香港事務，說到要挑戰人大8．31決定更是想也不要想。如此一來，所謂「忠誠反對派」在本質上和「愛國論」所要求的沒有分別，主旨其實就是要「聽聽話話」，只是用上一個較為新潮的政治語言藝術而已。
先決條件 還政於民
矛盾的是，「忠誠反對派」的說法本身來自民主政治，先決條件是還政於民，各黨派在公平公正的民主選舉中自由競爭，勝者執政；敗者在野，反對派持之以恆地挑戰當權者，組織影子政府，也得到公帑支持，針對當權者施政作出有力的監察，而且不時提出不同主張，令當權者如坐針氈，謹慎行事，選民便有真正的選擇。「忠誠反對派」原來的重點在於「反對派」對民主政治的必要。Sir Ivor Jennings就認為「沒有強壯的反對力量，民主本身也保不住」。至於「忠誠」的對象，其實是指對選舉結果的虛心接受和尊重，說到底，公民的抉擇是民主制度的政治和道德基礎，在君主立憲制度下，英國王室明白和接受了在民主的憲制秩序中安身立命。
明乎此，除非北京虛心接受真普選，學會尊重香港人在自由開放選舉中的決定，不講「人大決定不可撼動」之類的謬誤，否則「忠誠反對派」的主張其實是「中共為體，西學為用」的山寨貨色，即使找到了一些「忠誠反對派」，按上文分析，也騙不了選民，注定失敗收場。更令筆者不安的是，由於這「忠誠」的要求，即是須向獨裁政權表示忠誠，在政治上難以令人接受，所以仍然掩飾着容不下不同意見的、狹隘的官方民族主義作為主幹，最後還是回到一些國民身分認同的老問題上，「因為是中國人，所以……」，而不服從的人就被質疑「是不是中國人、是不是奸細」之類。這些話表面上看是理直氣壯，其實是理曲辭窮，訴諸情緒綁架的廉價手段。
提防狹隘民族主義
今年1月辭世的德國社會學家Ulrich Beck就警惕我們，官方或是民間推動的民族主義和族群主義很容易令人墮入狹隘、排他、絕望的意識形態及行動方式，大大局限了人們的思考和想像空間，因而會令人無法有效地掌握當前全球一體化和區域整合過程中引發出辯證關係的複雜情况和種種意想不到的機會與挑戰，做了一時「政治正確」卻是累人累己的錯誤決定。Beck關注的固然是古今中外這些極端民粹的傾向對文明的破壞力，他更關注在今日全球化的秩序中，狂妄自大的國族論述才是死胡同。Beck認為民族主義分子把他們的傲慢與偏見包裝成絕對主義的後果只會導致他們的判斷脫離事實，在缺乏制衡的情况下變得愈來愈偏執。
Beck指民族主義是過時也是虛偽，因為地球村本身早已超越國家和民族，特別是一些國際城市本身就有由本土到國際的多重身分和豐富的跨文化經驗的優勢，本來就是一個最有希望做好「思考全球，在地行動」（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地方；社區、鄉鎮、城市、國家、國際連結並且產生「共同圈」（concentric circles）的特質，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平行邏輯關係，反而民族主義因為其排他性其實和這些「共同圈」本身的性格始終格格不入，因而愈來愈變得矯揉造作，惹人反感。
Beck試圖用「global domestic politics」去捕捉這種一環扣一環和充滿風險的不確定形勢，主張決策者必須秉持誠實、自省和負責任的態度去認真面對氣候變化、濫用核能、歐債危機、佔領運動、宗教爭端、非法移民、地緣衝突、民主化、全球貧富差距等課題，承認現有制度、政策的缺陷，切勿躲在民族主義和族群主義後，掩飾自己的無知和無力感。Beck肯定了政治決策和行動的可能，討厭「政治自殘至無事可做」的惰性（self-inflicted impotence of politics；there is nothing to be done）。
香港在1997年前本來就是一個國際城市，然而這個獨特的身分在「一國兩制」下被不斷蠶食：政治、經濟、教育、文化一窩蜂靠攏「一國」，官方和民間又不經大腦的隨意祭出民族主義和族群主義，實在是「政治自殘至無事可做」，窒礙理性的思考同時大大犧牲香港得天獨厚的國際地位。香港人不是要別人看我們的面色，也不會看人家的面色，這個城市本身有豐富的集體經驗和智慧去拆解問題，尋找出路，因為global domestic politics從來都是香港人熟悉的環境。「一國」和「兩制」矛盾多的是，但是用「一國」壓抑「兩制」，或者用廉價民族主義壓抑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是走錯了路開錯了藥，已經白白浪費了18年了，近年更是變本加厲，在民主改革的議題中不斷用「一國」矮化香港，當權者還不斷四出製造敵人，挑撥離間。下一個行政長官任期至2022年，剛好是「一國兩制」走了一半之時，與其尋找什麼「忠誠反對派」，以為如此就可以處理管治危險，倒不如把握時機痛定思痛，發揮香港和香港人的特質和優勝之處，在國際社會定好香港的位置，建立和鞏固公平透明的制度政策並且將視野和眼光放在2047及以後。
延伸閱讀：
．Sir Ivor Jennings,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1941.
．Ulrich Beck, Twenty Observations on a World in Turmoil, 2012.
作者是浸會大學 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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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熟悉國情的評論認為這次秘會接觸是北京在嘗試「摸冰」而不是尋求「破冰」，形容貼切，也恰當地指出北京和香港民主派這種荒誕的關係，因為意識形態問題，有會面不代表有溝通，有溝通亦不表示有成果。不過，有人說香港需要「忠誠反對派」（loyal opposition），我們無從得知北京方面是不是希望透過這種會面方式，或者透過揀選三兩個民主派人士去北京參加9月3日的閱兵儀式，去尋找或者去塑造一些他們可以接受的「忠誠反對派」人物。筆者認為，要「角色扮演」，也需要認真地思考「忠誠反對派」這個角色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才對得住買飛入場（投票）的公眾。
不難想像，在北京和自問親北京人士心目中，在香港這個崇尚自由的地方，反對是阻止不了，所以好消息是反對是可以的，但壞消息則是反對派是否「忠誠」才是重點，而所謂忠誠就是對一黨專政的中共政權及其領導層的服從，而且一個人或者黨派是否「忠誠」還是要看領導人的心情了。所以，反對派是可以模仿一些親北京卻自命開明的人物試試擦邊球的，只是要時刻自我警惕和被提醒變幻莫測的「國情」，要四出收風，還要肯定中聯辦介入香港事務，說到要挑戰人大8．31決定更是想也不要想。如此一來，所謂「忠誠反對派」在本質上和「愛國論」所要求的沒有分別，主旨其實就是要「聽聽話話」，只是用上一個較為新潮的政治語言藝術而已。
先決條件 還政於民
矛盾的是，「忠誠反對派」的說法本身來自民主政治，先決條件是還政於民，各黨派在公平公正的民主選舉中自由競爭，勝者執政；敗者在野，反對派持之以恆地挑戰當權者，組織影子政府，也得到公帑支持，針對當權者施政作出有力的監察，而且不時提出不同主張，令當權者如坐針氈，謹慎行事，選民便有真正的選擇。「忠誠反對派」原來的重點在於「反對派」對民主政治的必要。Sir Ivor Jennings就認為「沒有強壯的反對力量，民主本身也保不住」。至於「忠誠」的對象，其實是指對選舉結果的虛心接受和尊重，說到底，公民的抉擇是民主制度的政治和道德基礎，在君主立憲制度下，英國王室明白和接受了在民主的憲制秩序中安身立命。
明乎此，除非北京虛心接受真普選，學會尊重香港人在自由開放選舉中的決定，不講「人大決定不可撼動」之類的謬誤，否則「忠誠反對派」的主張其實是「中共為體，西學為用」的山寨貨色，即使找到了一些「忠誠反對派」，按上文分析，也騙不了選民，注定失敗收場。更令筆者不安的是，由於這「忠誠」的要求，即是須向獨裁政權表示忠誠，在政治上難以令人接受，所以仍然掩飾着容不下不同意見的、狹隘的官方民族主義作為主幹，最後還是回到一些國民身分認同的老問題上，「因為是中國人，所以……」，而不服從的人就被質疑「是不是中國人、是不是奸細」之類。這些話表面上看是理直氣壯，其實是理曲辭窮，訴諸情緒綁架的廉價手段。
提防狹隘民族主義
今年1月辭世的德國社會學家Ulrich Beck就警惕我們，官方或是民間推動的民族主義和族群主義很容易令人墮入狹隘、排他、絕望的意識形態及行動方式，大大局限了人們的思考和想像空間，因而會令人無法有效地掌握當前全球一體化和區域整合過程中引發出辯證關係的複雜情况和種種意想不到的機會與挑戰，做了一時「政治正確」卻是累人累己的錯誤決定。Beck關注的固然是古今中外這些極端民粹的傾向對文明的破壞力，他更關注在今日全球化的秩序中，狂妄自大的國族論述才是死胡同。Beck認為民族主義分子把他們的傲慢與偏見包裝成絕對主義的後果只會導致他們的判斷脫離事實，在缺乏制衡的情况下變得愈來愈偏執。
Beck指民族主義是過時也是虛偽，因為地球村本身早已超越國家和民族，特別是一些國際城市本身就有由本土到國際的多重身分和豐富的跨文化經驗的優勢，本來就是一個最有希望做好「思考全球，在地行動」（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地方；社區、鄉鎮、城市、國家、國際連結並且產生「共同圈」（concentric circles）的特質，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平行邏輯關係，反而民族主義因為其排他性其實和這些「共同圈」本身的性格始終格格不入，因而愈來愈變得矯揉造作，惹人反感。
Beck試圖用「global domestic politics」去捕捉這種一環扣一環和充滿風險的不確定形勢，主張決策者必須秉持誠實、自省和負責任的態度去認真面對氣候變化、濫用核能、歐債危機、佔領運動、宗教爭端、非法移民、地緣衝突、民主化、全球貧富差距等課題，承認現有制度、政策的缺陷，切勿躲在民族主義和族群主義後，掩飾自己的無知和無力感。Beck肯定了政治決策和行動的可能，討厭「政治自殘至無事可做」的惰性（self-inflicted impotence of politics；there is nothing to be done）。
香港在1997年前本來就是一個國際城市，然而這個獨特的身分在「一國兩制」下被不斷蠶食：政治、經濟、教育、文化一窩蜂靠攏「一國」，官方和民間又不經大腦的隨意祭出民族主義和族群主義，實在是「政治自殘至無事可做」，窒礙理性的思考同時大大犧牲香港得天獨厚的國際地位。香港人不是要別人看我們的面色，也不會看人家的面色，這個城市本身有豐富的集體經驗和智慧去拆解問題，尋找出路，因為global domestic politics從來都是香港人熟悉的環境。「一國」和「兩制」矛盾多的是，但是用「一國」壓抑「兩制」，或者用廉價民族主義壓抑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是走錯了路開錯了藥，已經白白浪費了18年了，近年更是變本加厲，在民主改革的議題中不斷用「一國」矮化香港，當權者還不斷四出製造敵人，挑撥離間。下一個行政長官任期至2022年，剛好是「一國兩制」走了一半之時，與其尋找什麼「忠誠反對派」，以為如此就可以處理管治危險，倒不如把握時機痛定思痛，發揮香港和香港人的特質和優勝之處，在國際社會定好香港的位置，建立和鞏固公平透明的制度政策並且將視野和眼光放在2047及以後。
延伸閱讀：
．Sir Ivor Jennings,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1941.
．Ulrich Beck, Twenty Observations on a World in Turmoil, 2012.
作者是浸會大學 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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