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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後政改時代」香港來到了一個十字路口，究竟香港政治應該向左向右還是原地踏步？有政壇人士提出要發展「第三條路」，但「第三條路」是什麼，不僅言人人殊，而且如何做法也五花八門，不一而足。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在政改方案否決後宣布，退出公民黨並將辭去立法會議員職務，投入他創立的智庫「民主思路」，尋找超越建制與泛民的「新中間路線」。
民主黨前副主席狄志遠與前黨友黃成智、周奕希及陳家偉，商討籌組新政黨「新思維」，狄志遠表示，其組黨成因是為了尋找「第三條路」。
「後政改」走向是超越選舉的大問題
最近民主黨高層應港澳辦之邀，與馮巍副主任閉門會晤，打破政改以來中央與泛民隔絕溝通交往的局面，儘管民主黨可能要面對區議會選舉失票和受到激進泛民「圍剿」的危險，但民主黨主席劉慧卿仍堅持此舉若能突破僵局是值得的。
其實，主流泛民溫和票源和激進票源流失，只局限於選舉政治的小範圍，而「後政改時代」香港的政治走向才是超越選舉政治的大問題。
近幾年，香港經歷了有史以來最驚心動魄的政治歷練，但沒想到最終政制步伐卻是毫無寸進，「原地踏步」。在兩派力量的交鋒中，彼此各走極端，「非黑即白」、「非左則右」，泛民「綑綁投票」更窒息了彼此溝通和理性商討的空間。「第三條路」就是在這種社會狀况下異軍突起，要在香港政治困局中尋找一條理性包容溫和的路線，並獲得了社會相當的認同和呼應。
「第三條路」並不特指一種政治勢力或黨派或地盤，它更是代表一種思維、理念和處事的方式，其精髓就是「中庸之道」。
在中國文化中，「中庸之道」指折中調和的處世態度。大約在2500年前，孔子去魯恒公廟觀禮，看到了一個歪傾的瓦罐。孔子問守廟人，為什麼不把瓦罐扶正？守廟人說：「這是『佑座之器』——欹，無水時歪斜，裝上一半水就正過來了，裝滿了水，卻反而傾倒了。」宋代朱熹在《四書》為《中庸》加注說：「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孔子認為「中庸之道」乃至高的道德修養境界。中庸是一種普遍的方法論，是陰陽的相輔相成、動態平衡、不偏向極端的人間之道。
香港過去成功 因走「中庸之道」
過去幾十年，香港之所以獲得舉世矚目的成功，就是因為走了一條「中庸之道」，這要歸功於北京和倫敦，對香港這一「瓦罐」都不「裝滿水」，令其免於傾倒。
二次大戰後，國際間兩大勢力針鋒相對，鬥得你死我活，但在這場角力中，香港始終保持政治中立。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雖高舉反帝旗幟，但中國的香港政策，卻是力保香港的殖民統治現狀，無意收回。周恩來曾闡釋了中央的思路：「不收回香港，維持其資本主義英國佔領不變……我們抓住了英國一條辮子，我們就拉住了英國，使它不能也不敢對美國的對華政策和遠東戰略部署跟得太緊，靠得太攏。」
冷戰期間英國考慮「中國因素」，因此在中美關係上，英國在跟隨美國的同時也保持距離。如英國是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西方國家，而且對於冷戰期間在香港的政治鬥爭，施加嚴密的監察，對各種極端言論和勢力都予抑制，例如驅逐左派和右派的活躍分子離開香港。
而中國，也不願見到香港捲入政治鬥爭的漩渦，北京否定左派1967年的「反英抗暴」就是一例。周恩來當時批評香港新華社：「主席和中央根本沒有任何指示或想法要改變香港的地位，要收回或解放它，這都是你們自己搞出來的。」
北京也不允許英國人在香港推動「非殖民地化」計劃，因此在九七回歸前香港始終不存在自治或獨立的氣候和土壤。
與此同時，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時期，重視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例如，1967年「反英抗暴」之後，麥理浩上任，一改葛量洪、柏立基、戴麟趾前3任港督殖民高壓統治的作風，重視居民福利、建公屋居屋、發展工業、增進就業等，以緩和社會矛盾。同時，整飭吏治，建廉政公署，贏得港人口碑。以後幾任港督尤德、衛奕信也蕭規曹隨，繼承這一套治港理念。
正由於香港政治秉持「中庸之道」，經濟上成為屢創奇績的「自由港」，遂獲得了《基本法》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莊嚴承諾。試想，如果當時香港是一個政局動盪、與中央對抗的「政治城市」，中央會放心承諾50年不變的「一國兩制」嗎？
激進勢力抬頭 香港管治陷困境
但是九七回歸以來，尤其是近幾年，香港在政治上漸漸偏離了過去幾十年行之有效的「中庸之道」，取而代之的是激進勢力抬頭，泛民劍走邊鋒，劍拔弩張；社會矛盾急劇升溫，凡事對抗；同時由於政治糾葛紛爭，影響經濟民生和社會穩定。更令人擔憂的是矛盾直指中央的「佔中」與「港獨」思潮觸動了中央的神經，上述種種，令香港管治陷入重重困境。
以史為鑑，筆者認為，在「後政改時代」香港必須重返正道，即政治上行「中庸之道」，經濟上勵精圖治，才能為香港的長治久安走出一條繁榮穩定的寬暢大道，這也是符合廣大市民利益的必由之路。
作者是香江智匯主席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在政改方案否決後宣布，退出公民黨並將辭去立法會議員職務，投入他創立的智庫「民主思路」，尋找超越建制與泛民的「新中間路線」。
民主黨前副主席狄志遠與前黨友黃成智、周奕希及陳家偉，商討籌組新政黨「新思維」，狄志遠表示，其組黨成因是為了尋找「第三條路」。
「後政改」走向是超越選舉的大問題
最近民主黨高層應港澳辦之邀，與馮巍副主任閉門會晤，打破政改以來中央與泛民隔絕溝通交往的局面，儘管民主黨可能要面對區議會選舉失票和受到激進泛民「圍剿」的危險，但民主黨主席劉慧卿仍堅持此舉若能突破僵局是值得的。
其實，主流泛民溫和票源和激進票源流失，只局限於選舉政治的小範圍，而「後政改時代」香港的政治走向才是超越選舉政治的大問題。
近幾年，香港經歷了有史以來最驚心動魄的政治歷練，但沒想到最終政制步伐卻是毫無寸進，「原地踏步」。在兩派力量的交鋒中，彼此各走極端，「非黑即白」、「非左則右」，泛民「綑綁投票」更窒息了彼此溝通和理性商討的空間。「第三條路」就是在這種社會狀况下異軍突起，要在香港政治困局中尋找一條理性包容溫和的路線，並獲得了社會相當的認同和呼應。
「第三條路」並不特指一種政治勢力或黨派或地盤，它更是代表一種思維、理念和處事的方式，其精髓就是「中庸之道」。
在中國文化中，「中庸之道」指折中調和的處世態度。大約在2500年前，孔子去魯恒公廟觀禮，看到了一個歪傾的瓦罐。孔子問守廟人，為什麼不把瓦罐扶正？守廟人說：「這是『佑座之器』——欹，無水時歪斜，裝上一半水就正過來了，裝滿了水，卻反而傾倒了。」宋代朱熹在《四書》為《中庸》加注說：「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孔子認為「中庸之道」乃至高的道德修養境界。中庸是一種普遍的方法論，是陰陽的相輔相成、動態平衡、不偏向極端的人間之道。
香港過去成功 因走「中庸之道」
過去幾十年，香港之所以獲得舉世矚目的成功，就是因為走了一條「中庸之道」，這要歸功於北京和倫敦，對香港這一「瓦罐」都不「裝滿水」，令其免於傾倒。
二次大戰後，國際間兩大勢力針鋒相對，鬥得你死我活，但在這場角力中，香港始終保持政治中立。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雖高舉反帝旗幟，但中國的香港政策，卻是力保香港的殖民統治現狀，無意收回。周恩來曾闡釋了中央的思路：「不收回香港，維持其資本主義英國佔領不變……我們抓住了英國一條辮子，我們就拉住了英國，使它不能也不敢對美國的對華政策和遠東戰略部署跟得太緊，靠得太攏。」
冷戰期間英國考慮「中國因素」，因此在中美關係上，英國在跟隨美國的同時也保持距離。如英國是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西方國家，而且對於冷戰期間在香港的政治鬥爭，施加嚴密的監察，對各種極端言論和勢力都予抑制，例如驅逐左派和右派的活躍分子離開香港。
而中國，也不願見到香港捲入政治鬥爭的漩渦，北京否定左派1967年的「反英抗暴」就是一例。周恩來當時批評香港新華社：「主席和中央根本沒有任何指示或想法要改變香港的地位，要收回或解放它，這都是你們自己搞出來的。」
北京也不允許英國人在香港推動「非殖民地化」計劃，因此在九七回歸前香港始終不存在自治或獨立的氣候和土壤。
與此同時，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時期，重視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例如，1967年「反英抗暴」之後，麥理浩上任，一改葛量洪、柏立基、戴麟趾前3任港督殖民高壓統治的作風，重視居民福利、建公屋居屋、發展工業、增進就業等，以緩和社會矛盾。同時，整飭吏治，建廉政公署，贏得港人口碑。以後幾任港督尤德、衛奕信也蕭規曹隨，繼承這一套治港理念。
正由於香港政治秉持「中庸之道」，經濟上成為屢創奇績的「自由港」，遂獲得了《基本法》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莊嚴承諾。試想，如果當時香港是一個政局動盪、與中央對抗的「政治城市」，中央會放心承諾50年不變的「一國兩制」嗎？
激進勢力抬頭 香港管治陷困境
但是九七回歸以來，尤其是近幾年，香港在政治上漸漸偏離了過去幾十年行之有效的「中庸之道」，取而代之的是激進勢力抬頭，泛民劍走邊鋒，劍拔弩張；社會矛盾急劇升溫，凡事對抗；同時由於政治糾葛紛爭，影響經濟民生和社會穩定。更令人擔憂的是矛盾直指中央的「佔中」與「港獨」思潮觸動了中央的神經，上述種種，令香港管治陷入重重困境。
以史為鑑，筆者認為，在「後政改時代」香港必須重返正道，即政治上行「中庸之道」，經濟上勵精圖治，才能為香港的長治久安走出一條繁榮穩定的寬暢大道，這也是符合廣大市民利益的必由之路。
作者是香江智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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