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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本人8月24日在《明報》發表〈溫和泛民出路不在激進而在做「忠誠反對派」〉的文章，兩天之後，港澳辦副主任馮巍南下與民主黨高層會面交換意見，引發香港社會對「忠誠反對派」的討論。對於香港來說，無論是概念上還是實踐上，「忠誠反對派」都是一個新課題，有必要探討。在泛民綑綁否決普選方案對於前路處於一種徬徨狀態之際，從關心泛民尤其是溫和泛民前途的角度，深入討論「忠誠反對派」的問題，當然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需要留意的是，現時有些討論存在扭曲或「染紅」「忠誠反對派」的問題，需要認真回應。更加重要的是，中央希望溫和泛民做「忠誠反對派」，絕不是擺姿態、說說便算，而會有實質的推進行動。對此，希望溫和泛民能夠有良性互動。
「忠誠反對派」不是建制派
「忠誠反對派」源於英文「loyal opposition」。早年在英國或其他英聯邦地區的國會中擁有最多議席的在野黨，稱為「Her Majesty's Loyal Opposition」，即「女王陛下的忠誠反對黨」。這些在野黨反對執政黨的執政綱領或政策，但忠誠於王室及整個制度。可以說，尊重憲制是「忠誠反對派」最本質的特點，這一共性在西方和香港沒有分別，否則就不能稱之為「忠誠反對派」。
有人說，香港的「忠誠反對派」也可以稱之為建制派的一部分。這種說法並不正確。即使溫和泛民成為「忠誠反對派」，那也是反對派，而不可能是建制派。「忠誠反對派」與建制派，至少有以下3點區別：
第一，「忠誠反對派」雖然尊重憲制、尊重「一國兩制」，但對「一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看法，與建制派有很大的不同。建制派對於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制度通常採取認同或理解的態度，主張加強香港與內地的交流融合，鼓勵香港市民多了解國家的制度和各方面的發展。「忠誠反對派」則不同，其對於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最多只限於「尊重」、不反對，但不會認同，不會輕易表示理解，而且往往會在法制、民主、人權等問題上提出種種質疑，對於兩地交流的態度也是步步為營，甚至持有抗拒心態。
第二，在香港的民主發展問題上，「忠誠反對派」與建制派有極大的分歧。溫和泛民即使以「忠誠反對派」的取態對待政制發展，但在是否及如何遵循「循序漸進」、「實際情况」原則以至行政長官愛國愛港的問題上，都會與建制派出現極大甚至是激烈的爭議。
第三，在是否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問題上，「忠誠反對派」與建制派的取態也不相同。香港的政治派別不是以社會成分來定位，而是以與特區政府的關係來區分。所謂建制派，就是指在基本政治原則和重大施政問題上，對特區政府基本上採取支持態度的派別，反對派則與之相反。「忠誠反對派」「忠誠」的是憲制，而不是特區政府的重大政策。他們對特區政府的施政往往會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採取不支持以至反對的態度。
顯然，說「忠誠反對派」可稱之為建制派的一部分，既不符合事實，也可能會「嚇怕」那些不願成為建制派或者怕被人標籤為建制派的溫和泛民人士。這種說法不利於推動溫和泛民成為「忠誠反對派」。
「還政於民」昧於現實 另有所圖
有人說，「忠誠反對派」的說法本身來自民主政治，先決條件是「還政於民」。持這種說法的人，或者是昧於香港的政治現實，或者是別有所圖。說起「還政於民」，經歷過香港回歸歷程的人並不陌生。當年，英方獲悉中國決定於1997 年收回香港後，立即實行戰略轉軌，於中英談判前，匆忙啟動代議政制改革，搞所謂「還政於民」，企圖將香港變成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以對抗「還政於中」。在中方的強力反制之下，英方「還政於民」的圖謀落空了。
有人現在將所謂「還政於民」作為「忠誠反對派」的先決條件，以此來說明香港不可能有「忠誠反對派」。這顯然是不肯正視香港不可能成為獨立政治實體，而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的現實；同時也顯示有人仍然寄望香港能夠「還政於民」，成為獨立政治實體。這當然是不可能的。「還政於民」早已被丟進了歷史的垃圾桶，但「忠誠反對派」卻可以而且應該在香港成為現實。
探討「忠誠反對派」的空間與路向
中央很清楚，泛民在社會上有一定的代表性，在立法會有一定數量的議席。這是香港的政治現實。中央願意面對和尊重這個現實，希望能夠與泛民中認同「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人士溝通，包括爭取民主的問題都可以交換意見，以推動溫和泛民成為「忠誠反對派」。那麼，溫和泛民為何不願面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現實，做「忠誠反對派」？這是溫和泛民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溫和泛民轉化為「忠誠反對派」，肯定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對自己對香港以至對國家，都有好處。當然，「忠誠反對派」的發展空間究竟在哪裏，這是一個需要探索的問題。中央希望「忠誠反對派」發展成為泛民的主流，當然會有具體的跟進行動，問題在於泛民如何回應。
有人問，溫和泛民成為「忠誠反對派」之後，將來有沒有機會做普選特首？這個問題看起來很「尖銳」，實際上並不難回答。中央強調特首必須愛國愛港，但中央從來沒有講過凡屬泛民陣營的人士都不符合愛國愛港的標準。這也就是張曉明所講的，沒有「一竿子打沉一船人」。如果溫和泛民成為「忠誠反對派」，其代表人物符合愛國愛港的標準，能夠得到基本法規定的「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成為候選人，並在普選中獲勝，當然有機會成為普選特首。問題的關鍵在於，溫和泛民需適應「一國兩制」之下的制度安排，而不能要求制度「順從」泛民的要求。
作者是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忠誠反對派」不是建制派
「忠誠反對派」源於英文「loyal opposition」。早年在英國或其他英聯邦地區的國會中擁有最多議席的在野黨，稱為「Her Majesty's Loyal Opposition」，即「女王陛下的忠誠反對黨」。這些在野黨反對執政黨的執政綱領或政策，但忠誠於王室及整個制度。可以說，尊重憲制是「忠誠反對派」最本質的特點，這一共性在西方和香港沒有分別，否則就不能稱之為「忠誠反對派」。
有人說，香港的「忠誠反對派」也可以稱之為建制派的一部分。這種說法並不正確。即使溫和泛民成為「忠誠反對派」，那也是反對派，而不可能是建制派。「忠誠反對派」與建制派，至少有以下3點區別：
第一，「忠誠反對派」雖然尊重憲制、尊重「一國兩制」，但對「一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看法，與建制派有很大的不同。建制派對於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制度通常採取認同或理解的態度，主張加強香港與內地的交流融合，鼓勵香港市民多了解國家的制度和各方面的發展。「忠誠反對派」則不同，其對於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最多只限於「尊重」、不反對，但不會認同，不會輕易表示理解，而且往往會在法制、民主、人權等問題上提出種種質疑，對於兩地交流的態度也是步步為營，甚至持有抗拒心態。
第二，在香港的民主發展問題上，「忠誠反對派」與建制派有極大的分歧。溫和泛民即使以「忠誠反對派」的取態對待政制發展，但在是否及如何遵循「循序漸進」、「實際情况」原則以至行政長官愛國愛港的問題上，都會與建制派出現極大甚至是激烈的爭議。
第三，在是否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問題上，「忠誠反對派」與建制派的取態也不相同。香港的政治派別不是以社會成分來定位，而是以與特區政府的關係來區分。所謂建制派，就是指在基本政治原則和重大施政問題上，對特區政府基本上採取支持態度的派別，反對派則與之相反。「忠誠反對派」「忠誠」的是憲制，而不是特區政府的重大政策。他們對特區政府的施政往往會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採取不支持以至反對的態度。
顯然，說「忠誠反對派」可稱之為建制派的一部分，既不符合事實，也可能會「嚇怕」那些不願成為建制派或者怕被人標籤為建制派的溫和泛民人士。這種說法不利於推動溫和泛民成為「忠誠反對派」。
「還政於民」昧於現實 另有所圖
有人說，「忠誠反對派」的說法本身來自民主政治，先決條件是「還政於民」。持這種說法的人，或者是昧於香港的政治現實，或者是別有所圖。說起「還政於民」，經歷過香港回歸歷程的人並不陌生。當年，英方獲悉中國決定於1997 年收回香港後，立即實行戰略轉軌，於中英談判前，匆忙啟動代議政制改革，搞所謂「還政於民」，企圖將香港變成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以對抗「還政於中」。在中方的強力反制之下，英方「還政於民」的圖謀落空了。
有人現在將所謂「還政於民」作為「忠誠反對派」的先決條件，以此來說明香港不可能有「忠誠反對派」。這顯然是不肯正視香港不可能成為獨立政治實體，而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的現實；同時也顯示有人仍然寄望香港能夠「還政於民」，成為獨立政治實體。這當然是不可能的。「還政於民」早已被丟進了歷史的垃圾桶，但「忠誠反對派」卻可以而且應該在香港成為現實。
探討「忠誠反對派」的空間與路向
中央很清楚，泛民在社會上有一定的代表性，在立法會有一定數量的議席。這是香港的政治現實。中央願意面對和尊重這個現實，希望能夠與泛民中認同「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人士溝通，包括爭取民主的問題都可以交換意見，以推動溫和泛民成為「忠誠反對派」。那麼，溫和泛民為何不願面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現實，做「忠誠反對派」？這是溫和泛民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溫和泛民轉化為「忠誠反對派」，肯定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對自己對香港以至對國家，都有好處。當然，「忠誠反對派」的發展空間究竟在哪裏，這是一個需要探索的問題。中央希望「忠誠反對派」發展成為泛民的主流，當然會有具體的跟進行動，問題在於泛民如何回應。
有人問，溫和泛民成為「忠誠反對派」之後，將來有沒有機會做普選特首？這個問題看起來很「尖銳」，實際上並不難回答。中央強調特首必須愛國愛港，但中央從來沒有講過凡屬泛民陣營的人士都不符合愛國愛港的標準。這也就是張曉明所講的，沒有「一竿子打沉一船人」。如果溫和泛民成為「忠誠反對派」，其代表人物符合愛國愛港的標準，能夠得到基本法規定的「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成為候選人，並在普選中獲勝，當然有機會成為普選特首。問題的關鍵在於，溫和泛民需適應「一國兩制」之下的制度安排，而不能要求制度「順從」泛民的要求。
作者是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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