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華叔第一課之二
華叔很掌握中共行事的一套，眼見內地不停地打壓異見人士，很多人都會問﹕「中共有否向支聯會施壓 ？」
「支聯會成立初期，中共沒有向我們施壓，也沒有派人來傳話。我猜可能是這樣。一，他們知道我的性格，壓也壓不到。
「舉個例子﹕我弟弟司徒強比我年小一歲，他1950年進新華社工作，只差一年便中學畢業，一做就做了40多年，其間只回過我們家兩次，一次是他結婚，另一次是父親離世，完全是斷絕關係。到他65歲退休後，才會在年初一見面，另外是清明重陽春秋二祭。他從來都沒有跟我提這些東西，一次都沒有。
「新華社香港分社前副社長毛鈞年也沒有和我談過支聯會，我相信他亦不敢和我談。反而是談了什麼？談了一份刊物叫《學生哥》，後來叫做《新一代》。毛鈞年找我捐錢給他們，我對他說，你以為我是大富翁？
「說起毛鈞年，他有事來找我，把很多關係暴露給我聽。有人組織教育學院畢業同學會，他來找我，問教協可否借錢給他們買會所；他不懂做事，也暴露了他們的關係。第二次，叫我幫手組織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我沒有理會。他做事無頭無腦。
「毛鈞年曾參加學友社，1949年他讀小學六年級。後來政治部搜查學友社，搜出十幾人包括毛鈞年的培正同學日記簿，毛的日記寫得最詳細。
「他在學友社被捕後不久放出來，之後在培正畢業，到金文泰讀一年英文班。他在港大時我已知道他搞語文學會、舞蹈社。毛鈞年為何一直沒有送回大陸讀書，從這些就看到共產黨內部很多東西。」至於什麼東西，華叔沒有詳談。事後也再沒有機會問。
董﹕大遊行能不能加上「慶祝回歸」
但華叔記得，回歸前夕湧起過風浪。
「回歸前夕，1997年4月，董建華已是候任特首，他通過葉國華約（其後獲委任為行政長官特別顧問）我吃飯。問我七一遊行會怎樣做，名稱是什麼？我說：中國民主愛國大遊行。他說能不能加上『慶祝回歸』，我說不行。
「第二年，他約我去禮賓府，又是叫我不要再搞六四。我說，董先生你不了解我；他說，華叔，我知道你愛國我也愛國，我說我真的和你不一樣，你愛國是報恩，我愛國是因為民族苦難。
「第三年1999年，又是這樣說。跟着那年又叫我去，我說不去了，說來說去都是三幅被。
「之後，在立法會有人代傳話，說董先生想找你吃飯。我想，董建華這樣做，可能是中聯辦叫他做（嘗試約晤），交了差算數。」
回歸前夕 部分東西搬外國
為了保護支聯會，華叔在回歸前做了一些決策：
「支聯會在回歸前夕，把一些東西搬到外國，例如別人捐錢給我們的簽收紀錄，全部都是現款交易，他們連收據也不要。你看支聯會回歸一周年的聲明說做好思想、組織、財政上的準備，背後就是這些工作。
「我沒有想過支聯會回歸後的危險，支聯會存在與否就是一國兩制的考驗，假如支聯會也不能存在和受到打壓，香港就沒有一國兩制，也要在國際上冒很大風險。所以在這點，我從來不怕。
「21年來，我能夠回憶，港英、中共、特區政府，和我談過支聯會的，就是我所說的鄧蓮如二次（見另文），李鵬飛一次（見另文），董建華三次 ，五根手指頭便數完。其實，誰找都沒用，難道我會聽得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