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華叔第一課之三
1989年六四事件在中華大地掀起巨大波瀾。由於事件發生於香港快將回歸中國的歲月，令香港政治突然更形錯縱複雜。支聯會作為在港長期推動關注此事的核心力量，自然要承擔來自北京當權者的壓力。同一時間，港英政府既要兼顧中英關係的大局，亦要考慮香港人的情緒，儼如走鋼線。就是在這樣複雜的政治鬥爭歲月中，司徒華與港英當局展開了一段極不尋常的對弈。
眼前的華叔先吃了醫生開給他的西藥，歇一會再吃了一碗滿的中藥。不用多久，抹過嘴角後，華叔又再次回到上述歷史歲月，細說了因支聯會工作，與港英交手的經歷。
李卓人北京被捕 衛奕信要見我
「很奇怪，組織支聯會的過程，港英及新華社都很少和我接觸。六四後，國際大氣候都很支持民運。實際上也估計得到，當時的情形是支聯會所代表的人受人們支持，港英政府沒有搞我們，問也沒有問。
「六四後（6月5日）李卓人被捉了，我上去見港督衛奕信，他要見我。
「李卓人當時在北京被捉了，我帶了一批人去港督府，他們在外邊，我進去和衛奕信談。當時北京兵荒馬亂，我擔心李卓人被殺，我要求（時任港督）衛奕信打電話給當時的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由英國政府向中國政府提出釋放李卓人，因為李卓人是香港市民，香港政府有責任確保他的安全。
憂李卓人被殺 要求鐵娘子促放人
「衛奕信當時答應了，但怎都不願意打電話，我說，我要看着你打了電話才會走。弄了一個鐘頭，談判也談了一個鐘頭，我跟他說：『外面一批人等着，有事發生的話不得了。』他說會打電話，但不想在我面前打，我不知為了什麼。
「外面的人不斷喊口號不願走，終於沒辦法，衛奕信還是打了電話去。他在電話中沒說太多，好像是說香港李卓人被北京捉了，希望英國政府能夠交涉放他出來。很短，只說了1分鐘多。
「他跟我說，電話那邊是戴卓爾夫人。哈哈，他有沒有騙我就不知了。打完電話，我就離開港督府。我記得，離開後我打電話給香港聖公會教省主教鄺廣傑，叫他打給英國聖公會大主教，他也願意給我打這個電話。
「當晚我出門口就見到楊森，他從英國回來。外面的人仍不肯走，於是我就心生一計說：『我們衝落新華社（香港分社，地位等同中聯辦）。』於是走路去新華社，那裏有（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喬宗淮、鄭華兩人。以前從不讓我們進新華社，那次准我進去。我提出要求北京保護李卓人，他們答應。
遊行前夕 內地人來港搞暴動
「李卓人最終獲釋，我不覺得是港英或新華社出力所致，他被扣這事是不應該，特別是北京沒收我們的錢。根本李卓人沒有做什麼，帶支聯會的錢北上，買了些帳篷及被鋪給北京學生，住北京飯店，沒策劃什麼活動。香港除了他被拘，沒有其他人。」
說起港英政府，華叔憶述，六四後還有另一個故事，那是個至今亦解不通的謎。
「我記得，1989年6月5日晚上，有人在旺角暴動，攻擊中資銀行機構。6月6日晚，警察拘捕了一些人。我們定了6月7日遊行，那日凌晨3時，港英代表鄧蓮如（時任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打電話給我，她說昨日有70多人從大陸持雙程證來港。港英派人跟蹤，發現這些人在香港完全沒有親戚，而且全部住在酒店，當晚參加暴動的這些人是國內派出來，想搗亂香港，而且尤其當日我們遊行，港府拉了十來人，她叫我取消當日遊行，因為如果舉行的話，這批人仍在，會搗亂生事。
「我就安排香港電台錄音，一早廣播說取消遊行，我聽鄧蓮如這樣說，知她不會撒謊，因當晚暴動的事大家都知，如是者，港台清晨6時起播出我說遊行取消的內容。
指11人暴動者 沒檢控一人
「那批暴動者，11人被捕，但後來沒有一個被檢控，亦沒有提堂，什麼都沒有，這是我自己查過的。我覺得可疑，在六四15周年時，我寫過一篇文章說這件事。你問我有沒有向鄧蓮如追問這件事？沒有。問她（這批人）做什麼，她也不會說。
「後來我問前警務處長李明逵，那時他掌管政治部，我和他談回歸遊行時問這事，為何沒有人被控。你猜他如何答我？他說那個檔案全部交回英國了，我不知道。我記得那是回歸時我們到會展示威時和他談的。」【註】
拒入行政局 鄧蓮如邀組黨
鄧蓮如是港英政府的代表人物，說到鄧蓮如，華叔和她又有何交情？
「六四後，她約了我兩次上（鄧蓮如服務的）太古（總部）談話，一次是叫我組黨。1991年，港同盟與衛奕信談，要求委任我們的人進行政局；我不贊成，她知道我不贊成。港同盟那年直選贏了14席，翌日李柱銘和我們一起去見衛奕信，李柱銘當時要求委任港同盟的人入行政局，我不同意，但沒發言反對。
「事後，鄧蓮如留意到我不同意港同盟要求加入行政局的看法，因為記者拍照時我站後面，出來也沒說話，她說﹕『既然你和他們意見不合，不如和我組黨？』我說﹕『你不了解我這個人，我不是這樣的人。』我不知這是她的想法還是香港政府的想法。她雖是這樣說，可能到組黨時是另一回事。例如許家屯叫我組黨，你猜真的是組黨嗎？
「另一次，她和她工作的太古洋行兩個老闆和我談，談回歸後香港政治形勢，對生意有什麼影響。
「其實，近幾年鄧蓮如約過我幾次午飯，她回港時與李麗娟等一起，今年因為我病才沒去。」
民運人士居港 有知會港府
華叔這樣總括支聯會和港英政府的關係：「六四後有內地民運人士來港居留，我們就打電話告訴政治部，這是默契。港英政府讓民運人士在港停留但沒有經濟支援，伙食費都是我們付。
「民運人士初來港，我們在新界租了2座3層村屋讓他們住。當時我們叫他們不要亂走，後來港英向我們投訴他們亂走，還走出了範圍。港英派出警察守在附近，叫他們不要走出範圍，否則政府才向我們投訴，我們便批評他們。
「事實上當時我們也得到港英的支援，例如民運人士離開香港，要有香港居留權才可出境，有些人沒有，例如柴玲今天來明天就要出境。有些人要用特別通道、化妝等上機，這些就有安排。民運人士來了香港和什麼時候走，我們都通知港英。
「總的來說，支聯會成立，港英的角色應該說是同情。港英唯一做的是那些人來到香港後讓他們停留，有些更居住到現在，如盧四清、韓東方。有些願意住在香港的便讓他住下來，有些要在香港住一段時間再去歐洲，當時去美國很難，通常是去法國再轉美國。對香港政府來說，是讓他們入境逗留再讓他們出境，其中高爾泰住過張文光家。」
成立支聯會 港英沒干擾
向華叔多次追問：「六四後，港英政府究竟有否給他壓力？」華叔的答案都是：「可以說，成立支聯會，港英政府完全沒給予我壓力，完全沒對我干擾，這事好奇怪，大概因為香港當時民情洶湧吧。以黃雀行動為例，假如有人來港，英國政府把他們送回內地，國際上會遭到什麼抨擊？當時國際形勢是這樣，沒辦法不幫忙，有些在港停留，不願意的就要多快走便多快走。
李鵬飛﹕不要搞支聯會
「後來叫我不要搞支聯會的是李鵬飛，他和我談了不到1分鐘。在立法局叫我進去，……但你知我對他……我不太理會他。後來我在電視台問他是不是叫我解散支聯會，他說是，說﹕『衛奕信叫我來』。
「我估計是這樣的，李鵬飛是傳話的。英國政府很清楚，他們叫不動我，但卻不能不講，是嗎？實際行動沒做過，沒什麼具體壓力。支聯會的人我都知道，如果誰受了壓力，我會知道的。」
在1985年到1990年期間，曾蔭權曾分別出任負責落實中英聯合聲明的副常務司，以及負責政府高層運作的行政署長兩職，當年他可曾對華叔作過什麼明示或暗示？
「曾蔭權算比較了解我，所以不和我提這些東西。因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開會期間，他代表港英政府負責來和我談。每次草委會談哪一條《基本法》內文，他都和我談，甚至拿出紙來同我講。他知道有些東西我聽了就算。」
「曾蔭權了解我，不和我提這些」
六四後，華叔接觸得較多的英方官員是警官：「當時有人恐嚇我，有人說要斬我，我起初沒理他，後來我和李柱銘談起，他說你報警好一點，他給了我一個電話。我打去報警，是個督察，我一下子記不起他的名字了，他說假如再有電話來，你和他談得久一點，我們有一個電話掣，一按就可追查電話從哪裏打來。我於是拿了一個電話回家，安裝後，很可笑的是從此再沒人打電話來。
「彭定康來港後，我始終沒和他接觸。我只和他見過一次，是他發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在亞視一同出席論壇，是那次和他見過面，我沒和他接觸。除了多人參加的活動外，我私下沒跟彭定康接觸。」
【註】：翻查《信報》報道——華叔曾在2004年5月24日接受電台訪問時透露了如下的一段經歷﹕
司徒華在電台節目中解釋，1989年6月7日突然宣布取消遊行，是由於當天凌晨3時半接到當時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鄧蓮如來電，指警方6月5日和6日入境資料中，發現70多名持雙程證來港探親的精壯男子形迹可疑，他們並無探親，全居於酒店，深居簡出，直至7日凌晨旺角油麻地發生騷動，看到他們帶頭擲石和燒車，以及衝擊中資機構例如銀行等，認為若繼續集會可能出事，希望支聯會宣布取消遊行，他考慮後同意取消。他表示，至今才公開事件，希望大家注意和警惕，當時無大事發生，不過當時九龍區總指揮官許淇安曾指滋事分子有組織和可能有政治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