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華叔第三課之一
日期﹕2010年10月7日（周四）
時間﹕上午10時至12時
地點﹕聖母醫院
在座人士﹕
立法會議員張文光
教協監事會主席潘天賜
教協權益及投訴部主任陳洪
周初，華叔再接受了另一輪化療，休息了兩天。在周四的早上，我們一行再走到聖母醫院的病房跟華叔見面，這回的主題，是華叔人生路上十分重要的一段經歷﹕籌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下稱教協）。
走進病房，看見穿著病人衣服的華叔，靜默地臥在校直了牀背的病牀上，相約同行的華叔「徒弟」張文光，以響亮的聲線喊着﹕「華叔！」，華叔聽了點點頭。當時在病房內的，還有華叔的胞弟司徒強，他坐在病房一隅的沙發上，翻着報紙在看。為了刺激華叔的記憶，我們還特地請來30多年前，跟華叔一起籌辦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的潘天賜與陳洪兩位「人肉教協百科全書」，圍在華叔病榻前，一起憶述1970年代初籌組教協的一段歷史。
這天，華叔的精神看來不錯，思路亦相當清晰。甫開始，他便從1972年籌組教協的始末說起，侃侃而談，30多年前的往事，仍歷歷在目。
我參與教協籌備工作，實屬偶然
「教協最初的發起籌備人其實是錢世年，他是一名官校老師，當時他為什麼要組織教協呢？其實是因為他決定競選市政局的議席，那時候，市政局的選民當中，除了納稅人，所有檢定教師都是合資格選民，若取得老師票，幾乎肯定可以當選。
最初發起籌備人是錢世年
「錢世年本來是右派組織香港教師會的成員，但他遭會方排斥，不支持他參選市政局，於是他後來改投華員會，更成為華員會會長。當時華員會轄下的官校教師小組成員，均有權在市政局選舉中投票。
「我參與教協的籌備工作，實屬偶然。」
1972年，華叔已是葛師校友會觀塘學校的校長，但晚上他仍跑到夜校進修。
「當時我仍在官立文商夜學院讀書，由晚上7時上課到9時。很多時候，在黃昏5時多，我愛與幾位相熟同學在彌敦酒店頂樓咖啡室吃下午茶，然後再去上課，我的『茶友』通常包括馮壽松、柏立基師範校友會主席李德濱及潘柱勤幾人。
「有一天，我們如常在喝下午茶之際，看見錢世年約了一批老師在那裏閒聊，我們好奇下，上前問他們在談什麼，原來錢提出要組織官津補助學校的教師會。當時我跟他說，我是葛量洪師範學院校友會主席，李德濱是柏立基師範校友會主席，我跟錢世年說，你要組織教師會，不邀請我們參加怎麼行？對方聽罷便答﹕好呀，好呀，邀請你當籌備委員會委員。
支持限定校長教署代表
「到1972年底，籌備委員會在九龍塘培聖中學召開第一次『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籌備委員會會議，大家在討論會章時，有教師提議，將來委員會應限定校長和教育署做事的人，不可超過一半，因這是教師工會，要爭取教師權益的，如果校長及教育署人員過半，將來在爭取教師權益時，會令組織變質。當時提出這個建議的老師，被人『鬧到懵』。」
此時，坐在一旁的潘天賜忍不住「招認」﹕「那個被罵的其實是我。」
「當時有校長質疑，教師哪有這麼多時間兼顧這方面（教協）的工作，工作經驗又沒有我們這麼多，你怎麼可以限制我們參加理事會。當時我身為校長，我站起來發言支持他們（老師）的看法。我說，作為一個教師工會，若半數理事會成員為校長或來自教育署，這工會便會變質。正因這個發言，令我在籌委會的選舉中，獲選為籌委會的副主席，另一名副主席則為新法英文書院一名姓伍的體育科女主任。主席則是錢世年。
「在那個年頭，香港社會剛出現『專業』這個名詞，很馨香，加上當時有意見認為，教師只是半專業，故我們刻意在會的名字中加入『專業』這個詞。之後我們便開始籌備工作。」
文憑教師減薪事件 打響教協名堂
政府在1971年，根據獨立的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調查委員會提交的報告書，建議一改過往老師薪酬與護士掛鈎的做法，另設教師薪級表。按政府的建議，凡新入職文憑教師的起薪點較原有的低兩個薪級點，換句話說，新入職的教師起薪，將由以往的1044元減至889元。文憑教師減薪事件可說是教協籌組過程中，起關鍵作用的一仗。
「政府是在71年9月開始提出減老師薪酬，凡新入職教師，他們不再享有已入職老師的薪酬與護士掛鈎的安排，教師的薪級起點更會較已入職老師低兩點。
「當時舊有教師反應不太強烈，因為政府建議只減新入職教師，但3間師範學院，即羅富國（當時由雷偉彬領導）、葛量洪（由李國松領導）及柏立基（由劉幹飛領導）的學生會卻發起反對行動。3間教院的學生發動罷課，還選擇在考畢業試時罷課。
學生指罵 記者畀面華叔留下
「就在畢業試罷課時，前葛量洪師範學生會幹事高謙文卻闖了禍，他出席在葛師停車場門口舉行的學生集會時，突然大罵在場的記者報道罷課不夠忠實，結果，當時前來採訪的記者憤然宣布全面退席，說要杯葛記者會，不予報道。當時有位《明報》資深記者跟我說，高謙文罵我們，我們要退席抗議。」
坐在華叔牀邊的陳洪說﹕「當時有另一位記者說，不要這樣吧，『畀面』華叔！」張文光有點詫異，反問﹕「當時已經要『畀面』華叔了？」陳答道﹕「是啊！」
「學生選擇在考畢業試當日罷課，學校不肯讓步，若學生不考畢業試，他們便無法取得畢業證書，那他們日後便不能去當教師。學生於是投降，返回學校考試，並宣布解散學生會，學生會運動第一波以失敗告終。
政府付錢校工剷大字報
「後來，有官校教師投入。當時官立學校非學位教師職工會會長林華煦剛出頭，該會於72年7月1日發起請願行動，當天到現時的中國銀行會所請願，請願那天，我在天橋看着他們出發，約有1000人參加，人數當時來說，可謂空前，但沒有叫我們參加，這次請願的要求最終還是落空。
「那天政府趁官校教師去請願，付錢給學校工友加班，將官校內的大字報剷清光。返到學校目睹情况，我說要解決這問題，所以去找屬於官校會的左派工友工會理論，我說﹕大家也是工人，不應因政府給你錢，便撕掉老師的大字報，我着他們，老師會再貼大字報，但這回你們不要再撕掉它。
「我當時抄下了一批大字報的口號，如聖保羅男校貼的大字報寫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種種不平豈止教育』，皇仁張貼的是﹕『不怕官家千鈞指，全憑萬眾一條心』，像對聯似的。
港督府回信致司「徙」華
「當時報紙攻擊得我們很厲害，其中有些老師在大字報上寫錯字，好一句『士可忍，孰不可忍』，寫成『士可忍，熟不可忍』，結果被報紙笑到懵，但剛巧港督府在給我的一封回信，將『司徒華』寫成『司徙華』，我便拿出來給記者看，說你們笑老師寫錯字，但連港督府秘書所發的信也寫錯字，可說是一比一打和了。」
潘天賜補充﹕「當時教育界如一盤散沙，各自為政，後因發生文憑教師薪酬事件，坊間多個教師團體紛紛成立，其後，有13個教育團體更組成香港教育團體秘書處，領導整個文憑教師薪酬事件。13個團體包括﹕教協、官立學校非學位教師職工會、3個教育學院校友會（羅師、葛師、柏師）、3家教育學院學生會、漢文師範同學會、鄉村師範同學會、官校老師葉毅組織的香港文教人員協進會、葉朗樞的柏立基師訓班同學會，以及官立文商夜學院。」
華叔續說﹕「73年3月，我們在慕光中學召開第一次緊急大會，號召老師投入鬥爭，反對減薪。那時候，葉錫恩、黃夢花、錢世年都有出席，為的是在市政局選舉中，爭取老師票，當時屬左派的學聯也有出席。
「我們在會上決議，於4月4日兒童節、4月13日黑色星期五及5月4日『五四運動』紀念日罷課3天，特別5月4日，剛巧是小學生考升中試的日子，如果跟政府談判無結果，那天老師在考升中試罷課，考不成升中試，那當年便沒有升中學生。
「至於錢世年，他在當選市政局議員後不久，很快便因不同意我們採取罷課這種激烈行動去反對教師減薪而迅即轉軚，又反對教協爭取薪酬，支持政府，之後他更辭去教協籌備委員會主席之位，還特地在報章刊登這個消息。錢世年的舉動，令老師們震怒，有老師張貼大字報，更貼到去錢世年家門口。
會後，我們便宣布罷課
「我們召開第一次緊急會議時，原本借用了位於覺士道的童軍總會大禮堂，當時的教育署助理署長是童軍總會會長。我們早已交了租金給會方，誰知童軍總會臨時說不借給我們開會，幸好林柏棟神父願意借他在大坑東木屋區的一家教堂給我們開會，我們於是立即租用旅遊車，載會員到教會開會。當時教堂內擠滿人，會議中途，有人大喊有警察，原來實情是，有人在外面非法泊車，警察來抄牌而已。那晚開得非常激烈，會後，我們便宣布決定罷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