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華叔第三課之二）
聽政府話的便上課，聽老師話的便不上課
「到罷課當天，我留在葛量洪師範校友會觀塘學校，有人突然踢開學校校門然後猛拍照，當時被記者狂照的一位老師被嚇破膽，走來跟我說有人衝入學校拍照。我便走出去，問踢館的人來幹嘛，那記者說要拍照，那我便坐進校長室，讓記者拍個夠。
校長逼教師回校 「示範」不罷課
「罷課第一日，即73年4月4日，有不少老師打電話給我，說學校硬要他們返回學校上課。其中華富邨鶴山同鄉會學校校長陸藻章，叫了全校師生回校，還要他們上課，然後讓早已約好的電視台和教育署拍攝，『示範』不罷課。當時師生很憤怒，拒絕跟從校長指示。我跟他們說，不要緊，你們回校後，學生與老師不入課室，就在操場站足一天。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校長鄭潔雲，同樣要全部老師返學校，但教師同樣不理她。
「到第二次罷課，幾乎全部學校參與。在罷課前，政府不停四出在報章電台宣傳，指罷課是非法的。當時有不少老師提議，不如老師照樣返學，但在課堂上跟學生解釋老師罷課，是為了維護權益，維護尊嚴。就在罷課前一天，我再跟老師說，返到學校，跟學生說一句話便行﹕『聽政府話的便上學，聽老師話的便不上學』。結果，學生當然是聽老師話了。當天有超過八成學校罷課，罷課成功。
「其實第一及第二次罷課之間，有很多人造謠攻擊我們，令部分教師有猶豫，是否應進行第三次罷課。此時，兩名教師姚志豪和梁易天來學校找我，着我們一定要罷課罷下去，否則你自己一生一世也不清不楚。
姬達上門﹕不能逼政府跪低
「我最記得，其間又有位女老師來找我，說她認識一些報館的人，如果我付點錢，她可以去搞掂班記者，但被我拒絕，我哪有這麼多錢呀。
「在舉行兩次罷課後，港督的新聞司姬達來找我，新聞處長曹廣榮則同行作翻譯。我記得我們是在中環娛樂戲院（即皇后戲院舊址對面）樓上的七重天餐廳見面。姬達當時說，由於我不是公務員，所以不能在政府接見我。在會面中他提到，政府想解決這問題，但我們不能用支槍指住他，逼政府埋牆角，逼政府跪低。
「為緩和氣氛，我找來3位宗教領袖，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徐誠斌、聖公會港澳教區主教白約翰及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汪彼得擔任中間人，出面調停。
「我覺得徐誠斌的作風為人有點像現在的陳日君樞機，徐曾跟我說他的背景，在30年代，他曾在上海參加左翼文藝運動，出版《旨言》雜誌，刊登瞿秋白《多餘的話》的文章。抗戰後，他到了重慶的英國總領事館做事，後來又去了馬來西亞公署做事，專處理馬來西亞獨立投票事宜，後來才來港。
「當時他跟我很談得來，我翻過日記簿，那時我跟徐誠斌先後談了13次，他跟我說，政府找了姬達跟你談，顯示他們是有誠意的，你應認真跟他們談。
「就在舉行第三次罷課前，政府提出新的薪酬方案，建議不減新入職老師的起薪點，並提出一個『五三三方案』。在談判期間，我們暫時取消第三次罷課。徐誠斌跟我說，若你今次取消罷課，政府仍不接納你的要求，你們以後罷課一個月我也支持你。
政府讓步 教師公投是否接受
「後來我再跟政府談判，政府終於肯讓步，將薪酬方案改為『三二二方案』（見下）。消息一傳出，有很多人反對我們退讓，還籌錢在報章登廣告罵我『不食羊肉飲羊湯』，不要『五三三』，便退而求其次要『三二二』。其實我心懷感激，當時有些反對得我很厲害的人，當中包括張自立，後來更成為教協理事。現已退休。
「面對群情洶湧，我便發起教師間的全民投票，所有受薪級制度影響的官津老師均可在學校投票。我寄一張表格到每間學校，着每名老師以不記名投票方法，就三二二制方案投支持、反對還是棄權票，每間學校在點票後，將結果填在表格上，並要求所有曾參與投票的老師簽名。投票結果是，逾八成老師贊成我們的方案。
「在某些時候，有人會利用群眾情緒、極左的路線來攻擊你，你要應付，最好的方法是全民投票，看看大家的意願，一投完，他們無聲出，全部要接納。這個投票結果，我們在聯合秘書處的刊物《快訊》刊出了。」
跟華叔打對面的張文光，聽罷華叔敘述這段教協鬥爭史，憶起華叔的一個教誨，說﹕「華叔，你是否記得你曾教過我一件事，你說﹕『張文，當鬥爭去到最尖銳而取得的成果又不是百分之百時，是最危險的。』」
中共地下黨要打倒司徒華
「近年，有一名當年領導學聯，屬中共地下黨但後來退黨的人來找我，說起當年舊事，他說當時內部傳達一句口號﹕『打倒司徒華，支持林華煦』。林華煦原為華員會教師小組負責人，後來他另組官立學校非學位教師職工會，這個會在1972年便成立。去年我曾問過當時學聯的徐碧美、現在港大副校長，有沒有聽過這回事，她說有。
「不過，當時這些左派人士，一去到我們的教師集會，他們便不敢亂說話，因為我們教師團結精神和士氣嚇窒他們。」
接着，華叔透露了原來教協如今的巨大動員力量，是始於葛師校友會一宗旅遊事件。
「在1967年底至1968年間，我擔任葛師校友會主席，我搞活動相當多，舉辦到日本、台灣、菲律賓以至歐洲等地旅行，我相信搞對外旅遊，我們是第一個。還有本地一日遊，如去西貢，幾乎每個月也有一次，我每次都有出席。
「有一回，其中一個日本旅行團乘搭暹羅航空，誰料團友在日本期間，該航空公司突然破產，仍身處日本的一班教師即時沒有航班可乘搭返港。那時候，他們都趕着回港開課，所以我一個人四出籌錢，湊了20多萬（那時文憑老師的起薪點才1000元）匯到日本，讓他們買機票送他們返港。這批教師返港後，我又陪同他們去暹羅航空的辦事處索償，索償雖然無果，但這班老師很好心，最後夾錢還了這20多萬給我。
通訊員制度成鬥爭基礎
「這次經歷，為葛師校友會打下基礎，這股力量後來亦成為組織教協初期的主要力量。
「為聯絡葛師的校友，當時我逐一致電每間學校的校長，詢問該校校內有沒有葛師的畢業生任教，有的話，我便寄入會表格給這些校友老師，我又着同校的校友自行選舉代表，若他們不選，我便挑選一個，結果設立了一套官津補校通訊員制度，以方便派發《葛師校友通訊》。教協第一屆理事會要到1974年才正式成立，你可以想像，在搞罷課時，教協還未有基礎，搞罷課，通知老師也有困難，所以我們在73年搞罷課時，這個通訊員制度變成我們搞鬥爭時的重要基礎。
政府阻撓 走法律罅成立工會
「其實在72年，我們已向職工會登記局申請教協成為職工會，誰料一路拖着不批准申請。不批，就不能招收會員。當年我走法律罅，看到職工會登記條例只列明，籌備委員會最少要有7人，但無定上限，結果，我們巧立名目，四出招收老師為『籌備委員會委員』，每名加入的委員要交10元的籌備費用，結果我們招攬了8900多名『籌備委員』（準教協會員）。我們當時已明言，這筆籌備費用，待教協正式成立時會轉為會費。
「職工會登記條例亦列明，向登記局申請登記成立職工會後便可開展職工會活動，換句話說，教協當時雖未正式罷課，但已有權宣布罷課。
「回想起當時13個教育團體組成團體秘書處，除教協外，還有官非會、3個教育學院校友會、3家教育學院學生會、漢文師範同學會、鄉村師範同學會、香港文教人員協進會、柏立基師訓班同學會，以及官立文商夜學院。3家師範學院的學生會當時也是學聯成員，對內部工作有阻撓。
「記得在罷課後，13個團體的秘書處決定成立爭權益基金，準備有任何老師被逼害，便動用這筆錢作支援，每名老師交100元，後來共湊得80多萬。
「殖民地」三字 註冊一拖三年
「後來，秘書處欲以當中40萬元，購買渡船角文景樓一單位作為13個教育團體的秘書處的會址。當時秘書處為了買樓，便計劃將秘書處註冊為有限公司，學聯3個學生會就因為公司註冊章程中有「殖民地」（colony）3個字而反對，抱反殖取態的學生會，堅持香港不是殖民地，結果拖了我們3年。
「我當時忍住這道氣，免得跟他們決裂，若他們退出，對我們打擊很大。後來學聯旅遊部一樣註冊成有限公司，直到葛師學生會換莊，這批人才再沒有反對我們註冊。」
這段被阻撓的片段，連潘天賜也跟華叔說﹕「我從未聽你說過這件事。」果真是一段秘聞。
一口氣說過教協籌組初期最激烈的鬥爭，談了逾一句鐘，華叔緩緩從牀上走下來，步履緩慢但仍穩健地走進病房的洗手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