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編按﹕香港教育學院教育與承傳口述歷史計劃，於2009年邀請司徒華及其葛師師弟李百強口述歷史，全文長約1.8萬字。本報節錄當中有關司徒華憶述當年入讀葛量洪教育學院，到後來成為教師，並以葛師校友會名義興辦學校的經過，以及司徒華從教師晉身成社運領袖和立法會議員後，一身兼數職的體會。
口述歷史全文及錄像片段可參閱網址（http://www.ied.edu.hk/iedehp）。
華叔口述歷史二之二
「香港教育學院教育與承傳口述歷史計劃」（節錄）
日期﹕2009年3月25日
時間﹕下午2:45 至 4:40
地點﹕教協8樓
受訪者：教協創會會長、葛量洪教育學院首屆畢業生（1951/52）司徒華（華）
第三屆（1953/54）畢業生、現任葛師校友會黃埔學校校董李百強（李）
訪問者：梁操雅博士、英冠球博士、劉思詠、陳嘉欣
■盡了歷史責任 殺校沒所謂
第二部分﹕葛量洪教育學院的出現和影響
問﹕為什麼會有葛師的出現呢？
華﹕幾間師範的開辦大概都與政治背景有關。首先是羅師在戰前成立（編按﹕1939年），當時國內被日本軍國主義侵略，國內人大量逃到香港，所需學校和學位比較多，要接收這些流亡到香港來的人的子弟，所以開辦羅師。到1951年開辦葛師時，亦看到中國大陸色變，從國內來的人更多，在這時候，政府也準備要擴展官校及津貼學校。因為在此之前，新界所有學校都是津貼的，但市區只有很少，大概是兩三間，官立學校亦都不多，那時政府覺得要擴展教育，特別是要收容從國內逃來香港的人，所以開辦葛師。再看看柏師（柏立基教育學院），是在1961年開的（編按﹕應為1960年），大家也知道，在1959至61年，中國大饑荒，大批的人越過深圳河逃到香港，聽說當時有十幾二十萬人之多，香港政府後來就採取「抵壘政策」，即是來到市區就不把他們遣返，其實這還有一個原因﹕因為香港要發展工業，吸收這些人作為廉價的勞動力，去推動香港的工業發展，這些人來到香港就自然帶來一批要讀書的小孩子，所以就開辦了一年制的柏立基師範，這是我的理解。至於後來為什麼幾間合併成為一間教育學院呢？這又與回歸有關，你們比我更加清楚。 在政府尚未發展津貼小學的計劃之前，當時官立小學很少，所收學費也很便宜。津貼小學多在新界開設，因為要照顧原居民，在開辦葛師的時候，政府已經有10年發展官小的計劃，是準備陸續多辦官立小學，官立小學所收的學費不記得一個月只是2元還是5元。後來到57、58年都開了105間官立小學，包括了上、下晝班在內。到了60年代初，政府想到光是辦官校，成本很貴，要建校舍，支付老師的待遇還要準備退休金等。所以想到一個便宜的辦法，就是開辦津貼小學，但為了減少建設學校的經費，因為開辦一間校舍最重要的是建校，而這時候政府剛剛推行興建徙置大廈，於是利用徙置大廈的地下，來辦津貼小學，一直發展至大概73年（編按﹕應為1971年），政府決定實行6年免費教育。
問﹕很多謝司徒先生提供一個全面的圖畫給我們，我想跟進一下，因為我不了解一些學校的性質，在灣仔有一些學校，譬如端正、敦梅、梅芳等，他們本身是中小學也有的，譬如中國兒童書院等，那他們是什麼性質，在這方面辦學者作了多少貢獻呢？
華﹕這些都是私立的中小學，當時由於政府辦的學校，包括津貼、補助，補助的當時只有13間，它們與津貼小學是不同的，譬如華仁、聖若瑟、聖瑪利這些都是補助學校，但它們都只開辦中學，它們的小學都是私立的，如女拔萃小學就是。而你所說的私立小學，它們可補足那些進不了官立、津貼、補助學校學生的需要。在戰前，香港幾乎絕大部分都是這些私立的中、小學，即使在戰後大部分都是，但所收的學費是相當貴的。記得太平洋戰爭結束，和平之後，我回到香港；當初想考德明的，因為我在走難時在國內完成初中，可以進入高中一，但我記得它當時所收的學費不知道是45元還是50元一個月，但家境沒法負擔這些經費，我便去投考油麻地官立書院，它只收5元，這就是不同之處。
羅師多產官員 葛師多產學者
在這裏我想說一下，羅師和葛師在風格上有什麼不同。我記得有一次不知道是什麼宴會，有些人問我們，兩間的作風有什麼不同？我當時說得很簡單﹕羅師的畢業後做官多，你會看見很多高官都是羅師的，我們葛師的學者多，當教授講師的，這就是分別了。後來有一個人說我們還有一點不同，我問是什麼，我們葛師有立法會議員，但他們沒有。我想當時葛師的士氣是很好的，因為羅師是兩年制，我們是一年制，我們好像被別人小看的，所以我們的同學相當發憤。工作教學固然努力，另外有很多在工作儲到錢後再去讀大學。譬如趙令揚，還有一位跟他一起在港大教的……
問﹕何沛雄。
華﹕何沛雄、杜祖貽、江潤勳，我們有很多同學都是儲到錢再到大學讀書，所以葛師出身的學者比較多。
華﹕我們（葛師校友會）興辦過5間學校，最早就是我做校長的觀塘，第二間是慈雲山，第三間是油塘，第四間是將軍澳，現在全都被殺了，只剩下黃埔的一間。在被殺校期間，我曾經說過，當教育未曾普及的時候，我們出錢出力興辦學校，是義不容辭的，我們盡了歷史責任。當學校開了這麼多，要殺校的時候，那就殺吧！沒所謂的。我記得我在2004年不做立法會議員的時候，香港有一位富商找我，說要捐3000萬給我，叫我開一間司徒華學校。我即時拒絕，我說我不喜歡這樣，現在學校已經太多了，再開學校豈不是加速殺校的趨勢？當時一口拒絕了他，我們辦學不為什麼，就在教育不普及的時候，我們作為教師組織，就有一份責任為普及教育出一分力。同時我們不求成名，甚至不想成為名校，我們學校貫徹有教無類的方針。
再補充一句，在回歸之後特區政府之下，它不再批准我們辦學。我們以前開了這麼多學校，有辦學的經驗，同時我們所有的會員都是教師，很熟悉教育。但是回歸以後，年年我們申請開辦學校都不獲批准。但你會看到一些完全沒有辦學經驗的，就批准他們辦完小學，又辦中學，你可以看到當中的政治傾向。
徙置區辦學 有教無類
問﹕在這個環境之下，其歷史任務已經完結，那校友會的角色會怎樣走下去呢？
華﹕在校友會方面，主要是聯絡校友之間的感情，也不需要這麼多活動。而以這個團體的性質，我們的人力物力，也不容許搞這麼多活動。至於教協，我們要促進教育的健康發展，監察政府的教育政策。大家都看到現在香港的教育政策是亂七八糟的，有口號無措施，亂搬外國經驗，不了解實際情况，在這一方面校友會在教育上的聲音已經不是這麼強大，但我們會支持教協對政府教育政策的監察。
李﹕說到有教無類，確是事實。在徙置區辦學當然有不少家庭的子弟來讀書。目前僅存的黃埔學校，這十幾年來也接納了很多外地移民，不論他們是什麼程度，稍為超齡的都讓他們試讀，減少限制，多付愛心，所以很受這一類家長歡迎。
華﹕你們記不記得，當時有一批學生在大陸來的，是新移民子弟，政府不讓學校收他們，要把他們遣送回去。除了陳日君主教宣布幾間天主教學校收他們之外，我們葛師也是第一時間宣布願意收容他們。我們頂着政府，有些人反叫他們去告我們的。
問﹕所以我覺得校友會對社會回饋是應受社會尊敬的。雖然在功能上可以被校友會（編按：應該是指教協）漸漸取代，但它的付出是不可抹煞的。
李﹕主要問題在我們沒有什麼複雜目的，我們各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和專業。我們又希望香港學生都能夠有書讀，我們辦學不設門檻，肯收最窮困的學生，我們學校附近有不少名校。但我們從不與別人爭，不理他們做什麼宣傳，我們都只是艱苦地耕耘。近年，我們黃埔學校都逐漸縮班，但不要緊，有多少學生就教多少。
華﹕從一些很小的事情都看到我們葛師的作風與羅師不同，羅師只開辦一間，自建校舍，我們都不是。我們開辦了這麼多間，用徙置區的樓下、公共屋邨的校舍，及後開辦了5間學校。
李﹕依次因重建屋邨、收生不足而結束。
華﹕它（註﹕羅師開辦的學校）都被殺了，比我們更早。在這方面可見作風的不同。
■有教無類 隨遇隨緣隨喜
第三部分﹕教而優則議
問﹕我覺得你們雖然已經退休，但是心還沒休。也有問題想請教兩位個人方面的，大家都是學而優則教，司徒先生教而優則議，去了當議員；李先生就教而優則考，在考評局工作。也想請問兩位在教育的工作，你怎麼能夠貢獻予你一生的工作呢？
議員工作排最末
華﹕你說到我做議員，我這陣子也想到我一生做過的事，我是把議員放到最後、最不起作用的。第一，是73年的文憑教師事件，抗爭勝利，然後成立教協，其實創業不易，守業更難。73年的文憑教師事件抗爭勝利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怎樣發展成為今天，這才是最重要的。第二件事就是支聯會，已經做了20年，支聯會的工作更加複雜、壓力更大，我是堅持了20年。第三，我教了40年書，我自己覺得亦被人認為是一位好老師、好校長。第四，我寫了很多文章，我結集出了17本書，每一篇我都很花心機去寫的。至於立法會議員，我是放得很低的位置，我覺得在這方面是我最厭惡的工作，所以我第一樣不做的就是立法會議員。
而教書的工作，對我來說，教育是人的事業。與其他工作不同，其他工作可能是對事、對物、對各樣事情，建築工人面對的是水泥、磚瓦；會計師面對的是數字；雖然醫生面對的是人，但他是面對人的病，比較少注意人；教師面對學生，學生是人，人最複雜，可塑性亦最大，所以教師是面對人的工作，而要做好人的工作需要什麼呢？我從來都強調兩樣東西﹕一是愛心，一是耐心。假如你沒有愛人之心，你沒辦法教好你的好學生，你對學生要有愛心。第二，要有耐心，因為人的轉變是要有一個過程，我看到不少學生，在讀書的時候很頑皮，但長大後很生性，你在現在播下的種子你可能在日後才看到他發芽，你不要因為當時看不到種子發芽，你就灰心。我剛剛寫完一個故事是佛經來的﹕有一位小和尚，看到寺門前有一幅空地，覺得空着可惜，便問師父好不好種一些東西，師父說好，那就準備種子等春天來。到春天來了，小和尚問，現在可以種了沒有，師父說可以，「隨時」，要跟着時間。但一播種後，一陣風吹來，把很多種子吹走。那他就告訴師父，吹走了很多種子，師父說不要緊，吹走的種子多是空的，要不然它是吹不走的，師父就說「隨往」，任由它去。沒多久，有雀鳥來啄那些種子，小和尚又去告訴師父，師父說「隨遇」，它們的遭遇如何就由他吧。後來又下一陣大雨，把很多種子冲走了，小和尚又告訴師父，師父說「隨緣」吧。後來門前的種子尚有一些剩下來，長出了綠草，小和尚很高興，告訴師父，師父說不要只是看到門前的就高興，你要到附近看看，到山下的小溪看看，到山下的平原看看。他一看，原來那裏都長滿了綠草。原來被風被水帶走的種子，有的在小溪旁發芽，有的在山下平原發芽。師父就說，這就是「隨喜」。人的發展也是講求很多遭遇，你對學生的教導也像小和尚撒種子，盡力的去做，可能他今天不開花，但明天開花，不在你眼前開花，卻在他自己的心裏開花，盡自己的能力去工作。同時這也是一份很有意思的工作，因為人是很有意思的，社會好不好就是靠人。
我很喜歡羅曼•羅蘭的一本長篇小說《約翰克里斯朵夫》的最後一段，最後一段是說聖者約翰克里斯朵夫，托着一個小孩子過河，很艱苦的去到對岸，克里斯朵夫問那個小孩子，你這麼重，你究竟是誰呢？在傳說當中，這小孩子是耶穌，但在故事中他沒有說明，那小孩子只是回答他「我是即將到來的日子」。
我們教師也是一樣，我們肩膀上有我們的學生，這些學生也是「即將到來的日子」，他們是影響着將來的社會。這些學生會成為將來社會的棟樑，我們肩膀上也同樣有「即將到來的日子」。
李﹕司徒先生說到愛心和耐心，我相信有很多教書的朋友都視教書為他們的專業，尊之重之，盡力做好，他們是本着良心，憑着良心去做一位好老師。初時也或有一些馬虎苟且，看到別人教書得過且過，但時日熬煉，看到他們能夠過而能改，繼續進步，心裏很高興。我在中小學校教了幾年書，又在師範學院教了十幾年，都在政府工作，我完全感受到不論在小學、中學、大學工作，也是本着善意良心，為完人教育而奉獻。作為中國人，在香港這個地方、這個年代能為社會做些有意義的工作，教師對維持社會穩定是很重要的，也不光是為個人的生活。
華﹕我覺得人的工作是分為職業與事業兩種的，職業就是吃飯、掙錢，這是很重要的，如果沒飯吃餓死了就什麼都沒有。第二就是事業，事業是你的理想寄託所在。在社會上很多工作不是事業、職業雙結合的，但教師是事業、職業雙結合，一方面可以解決你生活的問題，另一方面可以把你的理想寄託在工作上面，是事業、職業緊緊結合的工作。
問﹕今天下午的一席話，真是終身受用不盡。謝謝你們接受訪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