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司徒華桃李滿門，視華叔為師的，還有民協立法會議員馮檢基。馮打從大學時代已仰慕華叔，之後千方百計主動認識了這位前輩；1980年代初，更得到時任基本法草委的華叔提名任基本法諮委成員。但六四後，雙方因處理與北京關係手法的差異而「斷交」。20年後，一次港鐵站偶遇，華叔主動上前打招呼，讓馮檢基開心得不得了。馮說：「我一生人當中，華叔是我唯一的政治老師。」
1975年，20歲出頭的馮檢基，在港大讀一年級，因負責學生會「香港周」活動的教育問題研討會，首次遇見身為教協會長的司徒華，即被對方詞鋒吸引，決心要認識這名社運前輩。
1976年，馮檢基到了社區組織協會（社協）做事，在大坑東工作，2年後發生金禧事件，教協希望將事件帶入社區，便找社協合作，在較多金禧師生居住的大坑東搞地區活動，馮檢基終有機會認識華叔。
親授「軟硬兼施」「長短棍」
當時的馮檢基，有點像粉絲追隨偶像的「癡情」，「1983、84年間，一有空，我便衝上教協文景樓會址碰運氣，若華叔不在，我便在那裏做義工，有時幫忙摺《教協報》；碰巧華叔回到教協，我便抓着華叔不放，跟他談東談西。1個月，我總會跑上教協三兩次……那時的我，很癡心喔。」
1980年代初，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馮跟華叔等組織了民促會，爭取建設民主制度，華叔是召集人。就在那時，馮檢基從華叔身上學會了兩件事﹕「軟硬兼施」與「長短棍」，「華叔當時跟我們匯報跟中英官員的會面，總會解釋為什麼這一次要强硬，另一次要稍讓。他教曉我，在談判或爭取的過程，必須針對對手，再決定採取什麼態度。」
至於「長短棍」，是指事件總「有長有短」，領導人必須判斷這次是持久作戰還是短暫問題，尤其作為壓力團體，若要打持久戰，但力量又不足，便要集中火力在短期內「狂砌」，才有機會勝利。
1985年，是華叔與馮檢基最緊密的一年。身為基本法草委的華叔，推薦馮出任基本法諮詢委員，「他說每名草委都可提交一份諮委推薦名單，北京對他們承諾，每份名單中，必有一人被選中……他跟我說，他的推薦名單上只有一個人，我問為什麼那麼少？他就說，我提一個名，那個人選便是我揀的，如果提兩個，那就變成是由中方揀選。之後他告訴我，他提名了我」。「從這件事，我看到華叔沒有門第之見，他沒挑教協的人。聽完後我心悅誠服，由手法到胸襟，完全無得彈……我相當感激他，華叔也許不當我是學生，但我視他為我的老師。」
六四後分歧 關係冰封20年
這段「師生」關係，卻在1989年六四事件後急速冷卻。
六四後，民主派認為要與中央割蓆，但民協在1990年決定，可就中國統一、中國民主化、香港民主化及重大民生這四大問題與北京接觸，取態與其他民主派大相逕庭。1991年初，時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訪港，民協決定約見他，這是六四事件後，他們第一次再與京官見面，除了令民協被猛烈批評，馮檢基與華叔在政治策略亦出了嚴重分歧。
「近20年來，很多時是在支聯會活動跟華叔碰面，大家會點吓頭，打個招呼，我內心很不是味兒，因為華叔曾是一個我很喜歡的前輩。華叔這個人很執著，他喜歡的就很喜歡，不喜歡的就很不喜歡，我感覺他是很不喜歡我跟北京接觸。這個不喜歡維持了很久，從他的身體語言我感覺到。」
港鐵站偶遇 華叔一句解凍
兩人關係，直至華叔79歲生日前，才告「解凍」。
「已記不起是華叔證實患上癌症之前還是之後了，有一天，我在港鐵站，正準備上車之時，突然有人捉着我的手肘，我一望，是華叔！他問：『阿基，你去哪裏？』我已經不懂說話，開心到不得了，是20年來第一次，很開心。我已記不起他說什麼，我又說什麼。」
後來一次飯聚，馮檢基跟一名中大教授提及那次相遇，對方說﹕「神很厚待你了，要不是有緣分令你碰見華叔，華叔又這樣捉着你的手，今日他離開了，你可能這一輩子也很不安樂。」「這段話，解釋了我當時的反應。」馮檢基說。特約記者 梁美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