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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深圳富士康員工連環自殺事件是去年震驚內地社會的大事，自殺者都是十多廿歲的年輕人，後來在當地政府、社會團體的介入下，加上富士康一連串如增設心理輔導及大幅加薪的應對措施，自殺浪潮才告一段落，但大幅加薪的後續影響，是掀起了其他外資企業工人罷工要求改善待遇的內地工潮。
富士康事件，反映了內地改革開放30多年後，勞動階層正在出現變化，工人對自身的權益意識也不斷提升；過去的農民工，求的可能只是「吃得飽，穿得暖，賺得多」，但30年過去，現時年輕的農民工二代對於工作的考量比上代為多，他們還會要求「工作得滿足」，這不僅僅是從金錢可以得到，還有工作環境、工友交流等等。
同時，事件暴露了內地在社會工作、精神治療等心理層面上的服務甚為不足，也突顯了傳統製造業在當今經濟環境下，為保持高利潤低成本，很可能忽略或輕視了工人利益，甚至出現壓榨工人的情况。
保民生不僅保物質
可以說，富士康事件是中國現在所面臨有關社會民生、經濟轉型問題的一個集中縮影。今年作為國家「十二五」規劃第一年，國家主席胡錦濤將「保民生」作為工作主要重點，強調要提升低收入群眾的生活水平，保障他們的生活水準，北京市、廣東省等地方在年初亦宣布調高最低工資；然而，這些政策方針還只是圍繞着物質生活的保障，缺乏了滿足民眾精神生活和尊嚴的元素。
總體而言，無論是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強調的「有尊嚴的」生活，還是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所講「幸福指數」，都絕非只靠金錢便能達到，富士康事件便是警示。
明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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