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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2019年1月18日，著名畫家徐悲鴻的長子徐伯陽因罹患肺炎逝世於京郊太陽域老人院，享年92歲。其摯友香港中國現代史學會會長胡志偉先生特意將1993年於天津對徐伯陽的訪問投書《蘋果》。從徐本人的口述史中，外界得以一窺徐悲鴻與徐伯陽父子在歷史大潮中載浮載沉的命運變遷。作為中國青年遠征軍的抗日老兵，徐伯陽本身就是中國現代史的見證人
胡：胡志偉 徐：徐伯陽
胡：你可不可以談一談你的光榮經歷以飽我耳福？
徐：我是1927年12月26日來到這個世界的，那時母親蔣碧薇剛從法國回到上海。抗戰爆發時我才10歲，就隨母親逃難，經漢口去了陪都重慶。1943年，我被時任四川省教育廳廳長的父母親摯友郭有守伯伯留在成都，考入成都華西協和高中部。翌年，日寇為打通從東北直達越南的大陸交通線，出動幾十萬精兵發動豫西戰役與桂柳戰役。到12月初，日軍攻入貴州獨山，離重慶只有700里了。當時戰線延長分散，兵力不足，最高統帥蔣委員長號召十萬知識青年從軍，成都市設立了招兵機構。我當時看到報上登載日軍燒殺姦淫的照片，熱血沸騰，誓為死難同胞復仇，於是同華西高中六十多個同學一起到軍政部教導團報了名。郭廳長聞訊大吃一驚，即令他的司機、廚子、傭人把守住宅門，不讓我出去。我無奈脫下軍裝改穿學生服照常上學。到部隊開拔那天，我悄悄趕到軍校換穿軍服去了新津機場，次日乘坐美軍運輸機到昆明機場。
匹夫有責 加入青年軍抗日
胡：那時你父母不着急嗎？
徐：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那時殺敵心切，顧不上家庭了，實際上我父母追不上了。他們知道我出走從軍時，我已飛過了喜馬拉雅山到達緬北小鎮汀江。我們五百多學生兵換乘十輪卡車車隊，翻越野人山到孟貢，又換火車抵密支那，再坐汽車到伊洛瓦底江邊一個大森林——新一軍軍部直屬教導總隊駐地，自己動手蓋營房，開始了緊張的軍事訓練。上午步兵操典，下午野外勤務。1945年初，我們第七隊集體宣誓加入國民黨，介紹人是遠征軍第一路司令長官羅卓英和新一軍軍長孫立人。同年二月，新一軍第八師攻下了緬北日軍最後一個據點八莫。其後新一軍總部就開始陸續回國，日本宣告投降後我便到瀋陽投入戡亂作戰，在四平街與共軍血戰卅二天，死傷慘重。
胡：中共說國軍有美式裝備，共軍只是小米加步槍，怎會國軍更傷亡慘重？
徐：當時新一軍帶到東北只有五百發炮彈，半小時就打光了，可是共軍有大量蘇軍移交的日本武器﹔還有美製的寒帶作戰精良槍炮，剛運到海參崴日本就投降了，於是那些美式耐寒武器全部由斯大林移交林彪的「東北民主聯軍」，足足裝備了十個縱隊。我們新一軍，新六軍用的是熱帶叢林作戰的槍炮，到了東北全不適用，當然傷亡慘重。
父子被迫「造神」繪毛像
胡：新一軍後來在東北全軍覆沒了，你是怎樣離開的？
徐：投筆從戎的青年遠征軍官兵，其後一律復員繼續學業。我回到北平，那時父親擔任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校長，已經同廖靜文結婚生了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暑假時，父親要我到南京去看望母親，重新回到兒童時代住過的南京傅厚崗舊居。我在南京住了一個月就北返了，沒想到這竟是我和母親最後一次見面，更沒想到我當時這個選擇會使自己遭受30年非人的地獄生活。
胡：大概是你在國軍青年遠征軍那一段抗日經歷使你背上了「歷史包袱」？
徐：是啊！1948年，我考入國立藝專西畫系，當選為青年軍聯誼會北平分會直屬藝專小組的組長。同年冬，共軍圍城，局勢日趨緊張，那時父親身患嚴重的高血壓症，不能坐飛機，又捨不得丟下他胼手胝足創建的藝專以及他一生心血積累下的寶貴收藏。1949年1月31日共軍開進北平城。起初中共逼他創作一幅巨大的油畫《毛主席在人民中》，準備運到蘇聯參加「中國現代畫展」。然而在審查時，共幹說這幅畫違反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精神，油畫的主人公不是工農兵而是知識分子，所以父親辛辛苦苦畫出的巨幅油畫被否決了，他受此精神打擊，心情極為沮喪，沒幾天就患腦溢血，半身不遂。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開始後，他為了避禍，將一生積累的兩千多幅油畫，包括他用私蓄在國外購買的西洋名畫，全部捐給了當權者。
胡：聽說由於土包子不懂保存之道，其中大多數都堆在倉庫中粘連發霉了。你老太爺走得早，總算沒遭到十年文革那一場浩劫，畫家江豐、華君武、黃胄、韓美林等都被鬥得死去活來，小提琴大師馬思聰還被強迫吃大糞……
徐：我父親受此刺激，不久就患腦溢血半身不遂，一年多就去世了，時為1953年9月26日。一個多病的老人，被迫着去山東「導沭整沂」水利工地體驗生活，回到北京要參加思想改造運動，被迫辱罵、詛咒自己，白天充任全國文代會執行主席，晚上又要趕去歡迎外賓，由於操勞過度，他在宴席上腦溢血復發暈倒。那時他月薪才一千斤小米，哪有錢請名醫會診呢？我和父親留在北平，沒跟國民黨撤往台灣，這一念之差，釀成千古之恨！
胡：這些年，您是怎樣熬過來的？
徐：我考入國立藝專西畫系才一學期，共軍就佔領了北平。我所在的那一班，導師是創作「開國大典」的畫家董希文。我們全班在董教授指導下繪製兩丈高的毛澤東、朱德肖像，整天爬着梯子打格子，再畫輪廓上顏色。畫這兩幅巨型畫像耗去半個學期的時間，實在很無聊，再加上西畫系許多同學思想偏激，對我心理壓力很大。於是，一年級修完，我就決定轉到音樂系去了。1951年開展思想改造運動，11月全校師生帶了行李到安徽參加治淮（河），在佛子（嶺）水庫工地從事繁重體力勞動十個月，公餘還要做宣教工作。1952年暑假才回校，接着開展「忠誠老實運動」，上頭要師生們主動交代參加過甚麼「反動組織與活動」。我這一屆學生是中共建政後第一批入學的，政治運動繁多，校方決定修業六年才畢業。
胡：肅反時有沒有追究你在青年軍那段經歷？
徐：雖然沒有被批鬥，但是那段歷史已經被裝入了檔案袋，永世不得翻身。1955年我畢業分配到文化部所屬的中國音樂研究所，在民間音樂研究室任實習研究員。1957年毛澤東提出「百家爭鳴」，號召人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我當時不知道那是「引蛇出洞」，便在一篇壁報稿上寫道：「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像三座大山壓在我們頭上，使我們喘不過氣來，無數條清規戒律像千百條鎖鏈綑住我們的手腳，使我們寸步難行」，這就觸怒了研究所的黨老爺，所以反右一開始我就被打成右派分子，罪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其實我的許多看法都是我父親的看法，如果父親健在，1957年他一定也被打成右派，魯迅要活到50年代也一樣。
遭打成右派 險被整死
胡：當右派，下放勞動，逢年逢節挨訓挨整，那味道不好受吧？
徐：從1957年到1979年，我過了廿二年悲慘的生活，牛馬般地操勞，豬狗般的生活。文革爆發後被毒打、關牛棚、掛鐵牌幹重活。1969年下放到五七幹校，河北省軍區派來的軍代表說我軟硬都不吃，要我幹最重最苦最髒最累的活，想把我整死。那些沒文化的兵，從檔案袋翻出青年軍聯誼會藝專小組的記錄，便一口咬定我是軍統特務。直至1977年，四人幫倒台後半年，我才重新分配工作。
胡：你老怎麼脫離虎口的？
徐：1978年6月，我在一位華僑朋友幫助下，終於和離別31年的母親通上了信，當我看到由馬來西亞轉來的母親親筆信時，淚水忍不住往下流。我相信苦難的日子熬到頭了，我回信要母親再寫一封信約我在香港會面探親。但是第二封信到1979年2月底才到，母親在美國的一位友人寫信告訴我，她已去世了，同母親會面的希望已經破滅。那一年中共與美國建交，人大發佈〈告臺灣同胞書〉，宣佈停止炮擊金門，並鼓勵有台灣親友者前往探親，我就大膽提出了去台灣繼承遺產的申請。我於5月27日抵港，其後與妻子和兩個兒子團聚。
「在香港肯吃苦總有好日子」
胡：你到香港已經52歲了，怎麼解決生計問題？
徐：在香港，男人過了30歲就不容易求職了。我的青春年華被共產黨葬送了，一身是病。我起初做字畫鑑定，收入不穩定，後來在報刊投稿，撰寫了許多回憶文章。 1985年我煼與組織了香港市民抗議日本政府竄改歷史教科書以及保衞釣魚台的十萬人大遊行。我們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放下自己的工作，貼了錢搞活動，是出於愛國熱忱。在香港，只要肯吃苦耐勞，總會過上好日子的。
胡：伯陽兄，你在香港居住十四年了，同在中共治下卅年相比，有何感想？
徐：在香港，我獲得了比生命更寶貴的自由，可是在大陸毫無自由民主人權，整部毛澤東選集都是彌天謊言。外來的馬列主義根本不適合中國的國情，中共只能運用欺騙和鎮壓這兩手來維持其非法檧治，我希望有生之年看到它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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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你可不可以談一談你的光榮經歷以飽我耳福？
徐：我是1927年12月26日來到這個世界的，那時母親蔣碧薇剛從法國回到上海。抗戰爆發時我才10歲，就隨母親逃難，經漢口去了陪都重慶。1943年，我被時任四川省教育廳廳長的父母親摯友郭有守伯伯留在成都，考入成都華西協和高中部。翌年，日寇為打通從東北直達越南的大陸交通線，出動幾十萬精兵發動豫西戰役與桂柳戰役。到12月初，日軍攻入貴州獨山，離重慶只有700里了。當時戰線延長分散，兵力不足，最高統帥蔣委員長號召十萬知識青年從軍，成都市設立了招兵機構。我當時看到報上登載日軍燒殺姦淫的照片，熱血沸騰，誓為死難同胞復仇，於是同華西高中六十多個同學一起到軍政部教導團報了名。郭廳長聞訊大吃一驚，即令他的司機、廚子、傭人把守住宅門，不讓我出去。我無奈脫下軍裝改穿學生服照常上學。到部隊開拔那天，我悄悄趕到軍校換穿軍服去了新津機場，次日乘坐美軍運輸機到昆明機場。
匹夫有責 加入青年軍抗日
胡：那時你父母不着急嗎？
徐：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那時殺敵心切，顧不上家庭了，實際上我父母追不上了。他們知道我出走從軍時，我已飛過了喜馬拉雅山到達緬北小鎮汀江。我們五百多學生兵換乘十輪卡車車隊，翻越野人山到孟貢，又換火車抵密支那，再坐汽車到伊洛瓦底江邊一個大森林——新一軍軍部直屬教導總隊駐地，自己動手蓋營房，開始了緊張的軍事訓練。上午步兵操典，下午野外勤務。1945年初，我們第七隊集體宣誓加入國民黨，介紹人是遠征軍第一路司令長官羅卓英和新一軍軍長孫立人。同年二月，新一軍第八師攻下了緬北日軍最後一個據點八莫。其後新一軍總部就開始陸續回國，日本宣告投降後我便到瀋陽投入戡亂作戰，在四平街與共軍血戰卅二天，死傷慘重。
胡：中共說國軍有美式裝備，共軍只是小米加步槍，怎會國軍更傷亡慘重？
徐：當時新一軍帶到東北只有五百發炮彈，半小時就打光了，可是共軍有大量蘇軍移交的日本武器﹔還有美製的寒帶作戰精良槍炮，剛運到海參崴日本就投降了，於是那些美式耐寒武器全部由斯大林移交林彪的「東北民主聯軍」，足足裝備了十個縱隊。我們新一軍，新六軍用的是熱帶叢林作戰的槍炮，到了東北全不適用，當然傷亡慘重。
父子被迫「造神」繪毛像
胡：新一軍後來在東北全軍覆沒了，你是怎樣離開的？
徐：投筆從戎的青年遠征軍官兵，其後一律復員繼續學業。我回到北平，那時父親擔任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校長，已經同廖靜文結婚生了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暑假時，父親要我到南京去看望母親，重新回到兒童時代住過的南京傅厚崗舊居。我在南京住了一個月就北返了，沒想到這竟是我和母親最後一次見面，更沒想到我當時這個選擇會使自己遭受30年非人的地獄生活。
胡：大概是你在國軍青年遠征軍那一段抗日經歷使你背上了「歷史包袱」？
徐：是啊！1948年，我考入國立藝專西畫系，當選為青年軍聯誼會北平分會直屬藝專小組的組長。同年冬，共軍圍城，局勢日趨緊張，那時父親身患嚴重的高血壓症，不能坐飛機，又捨不得丟下他胼手胝足創建的藝專以及他一生心血積累下的寶貴收藏。1949年1月31日共軍開進北平城。起初中共逼他創作一幅巨大的油畫《毛主席在人民中》，準備運到蘇聯參加「中國現代畫展」。然而在審查時，共幹說這幅畫違反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精神，油畫的主人公不是工農兵而是知識分子，所以父親辛辛苦苦畫出的巨幅油畫被否決了，他受此精神打擊，心情極為沮喪，沒幾天就患腦溢血，半身不遂。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開始後，他為了避禍，將一生積累的兩千多幅油畫，包括他用私蓄在國外購買的西洋名畫，全部捐給了當權者。
胡：聽說由於土包子不懂保存之道，其中大多數都堆在倉庫中粘連發霉了。你老太爺走得早，總算沒遭到十年文革那一場浩劫，畫家江豐、華君武、黃胄、韓美林等都被鬥得死去活來，小提琴大師馬思聰還被強迫吃大糞……
徐：我父親受此刺激，不久就患腦溢血半身不遂，一年多就去世了，時為1953年9月26日。一個多病的老人，被迫着去山東「導沭整沂」水利工地體驗生活，回到北京要參加思想改造運動，被迫辱罵、詛咒自己，白天充任全國文代會執行主席，晚上又要趕去歡迎外賓，由於操勞過度，他在宴席上腦溢血復發暈倒。那時他月薪才一千斤小米，哪有錢請名醫會診呢？我和父親留在北平，沒跟國民黨撤往台灣，這一念之差，釀成千古之恨！
胡：這些年，您是怎樣熬過來的？
徐：我考入國立藝專西畫系才一學期，共軍就佔領了北平。我所在的那一班，導師是創作「開國大典」的畫家董希文。我們全班在董教授指導下繪製兩丈高的毛澤東、朱德肖像，整天爬着梯子打格子，再畫輪廓上顏色。畫這兩幅巨型畫像耗去半個學期的時間，實在很無聊，再加上西畫系許多同學思想偏激，對我心理壓力很大。於是，一年級修完，我就決定轉到音樂系去了。1951年開展思想改造運動，11月全校師生帶了行李到安徽參加治淮（河），在佛子（嶺）水庫工地從事繁重體力勞動十個月，公餘還要做宣教工作。1952年暑假才回校，接着開展「忠誠老實運動」，上頭要師生們主動交代參加過甚麼「反動組織與活動」。我這一屆學生是中共建政後第一批入學的，政治運動繁多，校方決定修業六年才畢業。
胡：肅反時有沒有追究你在青年軍那段經歷？
徐：雖然沒有被批鬥，但是那段歷史已經被裝入了檔案袋，永世不得翻身。1955年我畢業分配到文化部所屬的中國音樂研究所，在民間音樂研究室任實習研究員。1957年毛澤東提出「百家爭鳴」，號召人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我當時不知道那是「引蛇出洞」，便在一篇壁報稿上寫道：「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像三座大山壓在我們頭上，使我們喘不過氣來，無數條清規戒律像千百條鎖鏈綑住我們的手腳，使我們寸步難行」，這就觸怒了研究所的黨老爺，所以反右一開始我就被打成右派分子，罪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其實我的許多看法都是我父親的看法，如果父親健在，1957年他一定也被打成右派，魯迅要活到50年代也一樣。
遭打成右派 險被整死
胡：當右派，下放勞動，逢年逢節挨訓挨整，那味道不好受吧？
徐：從1957年到1979年，我過了廿二年悲慘的生活，牛馬般地操勞，豬狗般的生活。文革爆發後被毒打、關牛棚、掛鐵牌幹重活。1969年下放到五七幹校，河北省軍區派來的軍代表說我軟硬都不吃，要我幹最重最苦最髒最累的活，想把我整死。那些沒文化的兵，從檔案袋翻出青年軍聯誼會藝專小組的記錄，便一口咬定我是軍統特務。直至1977年，四人幫倒台後半年，我才重新分配工作。
胡：你老怎麼脫離虎口的？
徐：1978年6月，我在一位華僑朋友幫助下，終於和離別31年的母親通上了信，當我看到由馬來西亞轉來的母親親筆信時，淚水忍不住往下流。我相信苦難的日子熬到頭了，我回信要母親再寫一封信約我在香港會面探親。但是第二封信到1979年2月底才到，母親在美國的一位友人寫信告訴我，她已去世了，同母親會面的希望已經破滅。那一年中共與美國建交，人大發佈〈告臺灣同胞書〉，宣佈停止炮擊金門，並鼓勵有台灣親友者前往探親，我就大膽提出了去台灣繼承遺產的申請。我於5月27日抵港，其後與妻子和兩個兒子團聚。
「在香港肯吃苦總有好日子」
胡：你到香港已經52歲了，怎麼解決生計問題？
徐：在香港，男人過了30歲就不容易求職了。我的青春年華被共產黨葬送了，一身是病。我起初做字畫鑑定，收入不穩定，後來在報刊投稿，撰寫了許多回憶文章。 1985年我煼與組織了香港市民抗議日本政府竄改歷史教科書以及保衞釣魚台的十萬人大遊行。我們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放下自己的工作，貼了錢搞活動，是出於愛國熱忱。在香港，只要肯吃苦耐勞，總會過上好日子的。
胡：伯陽兄，你在香港居住十四年了，同在中共治下卅年相比，有何感想？
徐：在香港，我獲得了比生命更寶貴的自由，可是在大陸毫無自由民主人權，整部毛澤東選集都是彌天謊言。外來的馬列主義根本不適合中國的國情，中共只能運用欺騙和鎮壓這兩手來維持其非法檧治，我希望有生之年看到它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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