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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單永生和爸爸、太太拖着手的，慢慢從巴士走下來，穿過巴士站，攀上三層樓梯，到了屋邨中的天台花園。三人手挽着手，由永生帶領，溫馨得很，出於愛，更是出於需要，因為永生跟他的爸爸和太太，都是失明人士，每天出外，都要由他帶路，而且三人都是「盲人工廠」的員工。
去年傳出工廠即將拆卸重建的消息，永生頓時感徬徨無助，工廠消失了，一家三口將會失業？又或被迫轉型？有人說，一輩子只做一件事，做對了，就是成就。他們三人一輩子都只做一件事，卻因為是失明人士，就沒有選擇自己命運權利，甚至被人肆意踐踏自己的專業嗎？
記者：梁嘉麗
每天5時10分，他們都準時回到居住的屋邨。由土瓜灣盲人工廠回家的路線，早已烙印於他們腦內，儘管眼前世界多麼黑暗，他們都能找到那條上班的路。
盲人工廠於1963年開廠，永生爸爸單義豪是第一代工友，當年還是個小伙子，今年已是七十多歲的長者了，但他依然聲如洪鐘、健步如飛，每天回到工廠工作，他說當年做啤酒木箱，甚至連搬運、上落貨都親力親為。體力、青春，都在工廠中燃燒過，甚至經歷兩場工潮。
粉紅色外牆的盲人工廠擁有56年歷史，是全亞洲首間，亦是香港現時唯一盲人工廠，建築物本身已是充滿歷史和故事，而在廠內工作的人，不少都是由滿頭青絲做到白髮蒼蒼。1968年，工人不滿廠方大幅減薪及把15名工人停職，於是引發香港首次由視障人士發起的工潮，義豪就是當年的15人之一，最終工廠亦放棄減薪的決定。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71年再次爆發工潮，「我們在皇后碼頭靜坐，那次有大學生支持、帶食物給我們」。最後成功爭取加薪，廠方亦容許罷工工友復工。
靠勞工處轉介 重投工廠
幾年後，廠方卻「介紹」義豪到五金廠工作，「廠方跟我說，不出去就再沒工作機會，我只好一試，可惜後來工業蕭條，我就一直失業」。那時永生已出生，家中又有幾口要養，只好硬着頭皮寫信到工廠，「寫了很多信，但他們說沒有空缺」。直至2004年，透過勞工處轉介才能再次回到工廠。經歷半個世紀，義豪的身份早已由「工友」變成「學員」，作為「工友」，跟廠方是勞資關係，獲取的是最低工資，而學員就只有微薄的「津貼」。
兒子永生跟他同樣在「文件帶」部工作，對於這次工廠重建的事，永生認為廠方在整件事中的透明度相當低，去年年底得悉此事後，廠方只跟工友私下個別會面。工廠現時有「紙品」、「車衣」、「文件帶」等部門，而他們三口子工作的文件帶部，重建後會否保留，依然成疑。
申請重建不是近期的事，早於差不多十年前已開始醞釀，永生質疑，為何不早點交代去向及培訓工友。現時工廠204名員工中，只有55人是工友，廠方2011年後沒有再招聘新工友，所有入職的都是學員身份，工友每月薪金約五千至七千不等，學員的津貼卻只是每月數百元。但根據香港盲人輔導會年報顯示，工廠近年財政穩健，2017/18年度錄得1,600萬的營業額，而2016/17年度更是1,640多萬，若要關閉某些部門，原因到底是虧損？接不到定單？市場需求問題？還是有其他原因？永生及一眾工友稱廠方一直未有明確交代。
工廠重建安排 迫在眉睫
盲人工廠由香港盲人輔導會（下稱輔導會）管轄及營運，2013年申請了政府的「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並要求重建，根據去年1月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文件顯示，重建後將重置原有的130個庇護工場名額及盲人護理安老院，亦會新增視障人士職業復康服務中心、弱智人士宿舍名額、展能中心名額等。
不過重建之後，工廠的工友及學員未必能繼續留守崗位，更迫在眉睫的，是過渡安排。「輔導會想暫時安置我們於屯門，只有輕鐵到，很不方便。他們說會有廠車安排，但這樣就會失去了獨立行動的能力。」永生說。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與一些工友早前跟勞工及福利局、社會福利署、盲人輔導會代表等會面，會上他特別指出工友最擔心的兩件事：重建後工友身份會否被剝奪、過渡期的安排。他稱局方於會上首次保證現時55名工友的身份在重建後一定會保留，「但在將來重建後，這種以政府資助形式的工廠模式能否完整過度？局方的講法是非常含糊的。而且現時社會福利署給予盲人輔導會的津助是整筆過撥款，並沒訂明工場、輔助就業等的比例，只由輔導會自行安排」。
對於永生一家最擔心的過渡安排，張超雄早前到了輔導會位於屯門的院舍視察，現時盲人工廠面積三萬呎，院舍雖然是過渡性質，但據他觀察，可用作工場的地方不足五千呎，「說是因為市區未能找到三萬呎的廠房，就要把工場暫時遷往屯門，但最終院舍亦只能提供五千呎，這大小（場地）在市區都找不到嗎？」張超雄認為局方及輔導會在此事上的說法實在牽強。
經歷兩次工潮 意義非凡
盲人工廠走過半世紀，更經歷了兩次工潮，在香港工運史上，有着舉足輕重的意義。張超雄感慨，若因重建而讓工友喪失自力更生的機會，整件事就變得本末倒置，「有工返，能夠發揮所長，連工友這一點僅餘的尊嚴，難道都要被剝奪嗎？」
盲人工廠內，除了23名視障人士，還有101名智障人士及79名精神病康復者，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平等參與社會委員會委員陳志剛認為，若在重建後紙品、車衣等部門不能保留，工友和學員未必能適應，「做開紙品、車衣，要他們轉做清潔、cold call等，不只是訓練問題，每個人都有不同技能，輔導會連保障學員和工友福祉都做不到。」
工廠的存在價值，除了讓殘疾人士活得有尊嚴，陳志剛認為更能起示範作用，「若外間覺得連有政府資助的盲人工廠都要結束，其他僱主就會失去信心，懷疑是否殘疾人士力有不逮，殘疾或智障人士就業本身就困難，現在這樣更傳遞了負面訊息」。
針對過渡方案及工廠的未來發展，輔導會回覆《蘋果》時指出盲人工廠是不會關閉的，惟「工廠」一詞只是「服務單位的名稱」，重建後會為工友及學員提供餐飲、零售、房務等訓練，但現有的紙品、文件帶部會否保留，輔導會並未正面回應，只說工種會視乎「市場需求」而定，有定單就有工作。
關於過渡安排，輔導會辯稱未能於市區找到合適的地點，故把工廠暫時安置於轄下的屯門盲人安老院，是現有資源下的唯一選擇，若有工友及學員不願意到屯門區工作，廠方會協助他們轉介到其他機構繼續接受職業復康服務。但社會福利署回覆本報時則稱，輔導會會繼續探討鄰近會否有合適的空置處所作臨時單位用址，署方亦會支援輔導會協助服務使用者適應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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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傳出工廠即將拆卸重建的消息，永生頓時感徬徨無助，工廠消失了，一家三口將會失業？又或被迫轉型？有人說，一輩子只做一件事，做對了，就是成就。他們三人一輩子都只做一件事，卻因為是失明人士，就沒有選擇自己命運權利，甚至被人肆意踐踏自己的專業嗎？
記者：梁嘉麗
每天5時10分，他們都準時回到居住的屋邨。由土瓜灣盲人工廠回家的路線，早已烙印於他們腦內，儘管眼前世界多麼黑暗，他們都能找到那條上班的路。
盲人工廠於1963年開廠，永生爸爸單義豪是第一代工友，當年還是個小伙子，今年已是七十多歲的長者了，但他依然聲如洪鐘、健步如飛，每天回到工廠工作，他說當年做啤酒木箱，甚至連搬運、上落貨都親力親為。體力、青春，都在工廠中燃燒過，甚至經歷兩場工潮。
粉紅色外牆的盲人工廠擁有56年歷史，是全亞洲首間，亦是香港現時唯一盲人工廠，建築物本身已是充滿歷史和故事，而在廠內工作的人，不少都是由滿頭青絲做到白髮蒼蒼。1968年，工人不滿廠方大幅減薪及把15名工人停職，於是引發香港首次由視障人士發起的工潮，義豪就是當年的15人之一，最終工廠亦放棄減薪的決定。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71年再次爆發工潮，「我們在皇后碼頭靜坐，那次有大學生支持、帶食物給我們」。最後成功爭取加薪，廠方亦容許罷工工友復工。
靠勞工處轉介 重投工廠
幾年後，廠方卻「介紹」義豪到五金廠工作，「廠方跟我說，不出去就再沒工作機會，我只好一試，可惜後來工業蕭條，我就一直失業」。那時永生已出生，家中又有幾口要養，只好硬着頭皮寫信到工廠，「寫了很多信，但他們說沒有空缺」。直至2004年，透過勞工處轉介才能再次回到工廠。經歷半個世紀，義豪的身份早已由「工友」變成「學員」，作為「工友」，跟廠方是勞資關係，獲取的是最低工資，而學員就只有微薄的「津貼」。
兒子永生跟他同樣在「文件帶」部工作，對於這次工廠重建的事，永生認為廠方在整件事中的透明度相當低，去年年底得悉此事後，廠方只跟工友私下個別會面。工廠現時有「紙品」、「車衣」、「文件帶」等部門，而他們三口子工作的文件帶部，重建後會否保留，依然成疑。
申請重建不是近期的事，早於差不多十年前已開始醞釀，永生質疑，為何不早點交代去向及培訓工友。現時工廠204名員工中，只有55人是工友，廠方2011年後沒有再招聘新工友，所有入職的都是學員身份，工友每月薪金約五千至七千不等，學員的津貼卻只是每月數百元。但根據香港盲人輔導會年報顯示，工廠近年財政穩健，2017/18年度錄得1,600萬的營業額，而2016/17年度更是1,640多萬，若要關閉某些部門，原因到底是虧損？接不到定單？市場需求問題？還是有其他原因？永生及一眾工友稱廠方一直未有明確交代。
工廠重建安排 迫在眉睫
盲人工廠由香港盲人輔導會（下稱輔導會）管轄及營運，2013年申請了政府的「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並要求重建，根據去年1月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文件顯示，重建後將重置原有的130個庇護工場名額及盲人護理安老院，亦會新增視障人士職業復康服務中心、弱智人士宿舍名額、展能中心名額等。
不過重建之後，工廠的工友及學員未必能繼續留守崗位，更迫在眉睫的，是過渡安排。「輔導會想暫時安置我們於屯門，只有輕鐵到，很不方便。他們說會有廠車安排，但這樣就會失去了獨立行動的能力。」永生說。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與一些工友早前跟勞工及福利局、社會福利署、盲人輔導會代表等會面，會上他特別指出工友最擔心的兩件事：重建後工友身份會否被剝奪、過渡期的安排。他稱局方於會上首次保證現時55名工友的身份在重建後一定會保留，「但在將來重建後，這種以政府資助形式的工廠模式能否完整過度？局方的講法是非常含糊的。而且現時社會福利署給予盲人輔導會的津助是整筆過撥款，並沒訂明工場、輔助就業等的比例，只由輔導會自行安排」。
對於永生一家最擔心的過渡安排，張超雄早前到了輔導會位於屯門的院舍視察，現時盲人工廠面積三萬呎，院舍雖然是過渡性質，但據他觀察，可用作工場的地方不足五千呎，「說是因為市區未能找到三萬呎的廠房，就要把工場暫時遷往屯門，但最終院舍亦只能提供五千呎，這大小（場地）在市區都找不到嗎？」張超雄認為局方及輔導會在此事上的說法實在牽強。
經歷兩次工潮 意義非凡
盲人工廠走過半世紀，更經歷了兩次工潮，在香港工運史上，有着舉足輕重的意義。張超雄感慨，若因重建而讓工友喪失自力更生的機會，整件事就變得本末倒置，「有工返，能夠發揮所長，連工友這一點僅餘的尊嚴，難道都要被剝奪嗎？」
盲人工廠內，除了23名視障人士，還有101名智障人士及79名精神病康復者，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平等參與社會委員會委員陳志剛認為，若在重建後紙品、車衣等部門不能保留，工友和學員未必能適應，「做開紙品、車衣，要他們轉做清潔、cold call等，不只是訓練問題，每個人都有不同技能，輔導會連保障學員和工友福祉都做不到。」
工廠的存在價值，除了讓殘疾人士活得有尊嚴，陳志剛認為更能起示範作用，「若外間覺得連有政府資助的盲人工廠都要結束，其他僱主就會失去信心，懷疑是否殘疾人士力有不逮，殘疾或智障人士就業本身就困難，現在這樣更傳遞了負面訊息」。
針對過渡方案及工廠的未來發展，輔導會回覆《蘋果》時指出盲人工廠是不會關閉的，惟「工廠」一詞只是「服務單位的名稱」，重建後會為工友及學員提供餐飲、零售、房務等訓練，但現有的紙品、文件帶部會否保留，輔導會並未正面回應，只說工種會視乎「市場需求」而定，有定單就有工作。
關於過渡安排，輔導會辯稱未能於市區找到合適的地點，故把工廠暫時安置於轄下的屯門盲人安老院，是現有資源下的唯一選擇，若有工友及學員不願意到屯門區工作，廠方會協助他們轉介到其他機構繼續接受職業復康服務。但社會福利署回覆本報時則稱，輔導會會繼續探討鄰近會否有合適的空置處所作臨時單位用址，署方亦會支援輔導會協助服務使用者適應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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