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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六四血案即將進入30周年，逝者已矣，生者則仍舊無時無刻承受着親人故去的錐心之痛；以及冷血政權對平反、追責訴求的置若罔聞。「天安門母親」這一受難者群體在與強權和遺忘的抗爭中逐漸凋零，《蘋果》特約記者在六四30周年之際對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之一的張先玲進行了專訪，她表示「抗爭的心情30年如一日！」
《蘋果》特約記者李文
1989年6月4日凌晨1時多，在北京南長街戒嚴部隊掃射的子彈穿進了年僅19歲的高中學生王楠的頭顱，由於戒嚴部隊有命令，不許救護車到長安街將受傷人員拉走醫治，在簡單包紮後，王楠於凌晨3點多失血過多身亡。作為母親的張先玲「在接下來很長的日子裏神志都是恍惚的」。
「兒子（王楠）的理想是做一名攝影記者。」張先玲又一次回憶起兒子遇難前，每天利用學校午休去天安門廣場給參加學運的學生們拍照。可是「經歷過共產黨執政後的數次運動後」隱隱對當局「秋後算賬」的擔憂阻礙了她對兒子的支持。取消成份論和走改革開放路線使當時的她對執政者「還抱有一定好感」，只希望學生們過一段時間能夠回去好好上學。
王楠曾經問我，媽媽你說今晚會開槍麼？我說「不會的，四人幫時期的四五運動也只是動了棍棒，都沒有開過槍。」
1989年4月25日晚，央視新聞聯播出現《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次日見於《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使我的思想有了180度的轉彎；將學運明確定義為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動亂，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完全是污衊了學運的本質，從此我對政府有了一種不好的看法，現在看來，是正確的看法。」
無論是張先玲，還是眾多天安門難屬，對30年前的那一晚慘劇都始於「他們絕對不會開槍」的幻想或者說信任。「那天飯後，王楠曾經問我，媽媽你說今晚會開槍麼？我說『不會的，四人幫時期的四五運動也只是動了棍棒，都沒有開過槍。』」於是那晚，王楠為了避免棍棒誤襲，不忘拿上朋友放在家裏的頭盔才悄悄出門為了記錄下真實的歷史一刻。同一天，另一名遇難者袁力也曾在辦公室對同事們高聲斷言「解放軍絕對不可能向老百姓開槍。」
事實證明，北京市民對中共的信任是多麼的不切實際。張先玲回憶道：「晚上11點左右，我聽到了槍聲。開始還是零星的，後來就像連珠炮一樣，完全像戰場。槍聲不斷，救護車也在叫，還有人的喊聲，和戰場的氣氛無異。我先生的同事家住木樨地，打來電話說軍隊身着迷彩服，排成方陣，彎着腰用槍掃射，從樓上也能看到槍口冒火。當時我還在問，是假子彈吧，那是很多人都天真地認為用的是橡皮子彈。」
「第二天，樓下的鄰居都在三三兩兩談論，有的人從木樨地回來，形容起來雖然不能說血流成河，可也像下過大暴雨之後一灘一灘的水一樣，都是血。」
張先玲的兒子王楠也在當晚成了解放軍的槍下亡魂。王楠中彈後，在場民眾曾衝上去想將他抬到醫院搶救，但此時戒嚴部隊已到達南長街南口，他們用槍威脅民眾不准抬他，並將受重傷的王楠拖到馬路邊。據稱有一位老太太跪在地上求戒嚴部隊允許民眾將王楠抬去醫院搶救，因為他還是一個青年學生呀！當兵的用槍托指着老太太說：「他是暴徒，你再廢話就斃了你！」最終王楠失救身亡。
王楠遇難後，張先玲夫婦開始了漫長而頗受阻撓的關於真相的尋訪。為甚麼孩子頭上纏有繃帶卻沒有在醫院裏而是被埋了？孩子書包中的遺物完好為甚麼只少了照相機？孩子口袋裏那張寫的很清楚的中彈細節和死亡時間的證件為甚麼被拿走了？亦遇到了像丁子霖夫婦這樣同是痛失兒女的難屬。而政府在見報消息上表示只有一名中學生在事件中喪生，就是指丁的兒子。「那段時間使我憤怒，我也不覺得公開受難者信息就是如（總理）李鵬所說的羞恥。於是我們決定一起尋找和寫出真實數據，戳穿他們的謊言。」
1995年，在張先玲的提議下，受難者家屬向事件主要責任者之一的鄧小平發出了要求，正式處理六四事件的由20幾人簽名的聯名信，要求說明問題、個案處理以及道歉賠償。
這種刑事犯罪的行為30年都不敢面對，不敢說出真相，那怎麼還能算是一個有擔當有水平的執政黨啊？
1997年，天安門母親正式提出了真相賠償問責三項要求，與此同時，當局對維權難屬們的打壓也越演越烈，限制人身自由，不能乘坐出租車，更無法自由接受媒體的採訪。「如果說這幾年有甚麼變化，那就是這些人表面上態度的和緩。我會向每個來監控我的人宣傳六四的事實真相，結果他們每個人都很同情我，幾乎沒有人會站到政府立場上去，這可能就是人心所向吧。」她說一個國家，居然會用正規軍去鎮壓老百姓，「（中共）這種刑事犯罪的行為30年都不敢面對，不敢說出真相，那怎麼還能算是一個有擔當有水平的執政黨啊？」
張先玲稱真的沒想到這個問題會30年依然無解。她呼籲中共至少要啟動「對話」程序，可是至今一切都在鐵幕之中，「我們無法預測會在哪一年解決，我只希望能快一點，再快一點。如果我有生之年都看不到，我也不會有遺憾。作為一個母親，一個公民，我為此付出的所有都是應該的。」張先玲認為，天安門母親的所有要求都是正確而合乎法律，合乎人性和正義，正義總會戰勝邪惡，即使她故去，天安門母親群體還有60歲、40歲的年輕人會繼續奮鬥。
六四慘案30年後的今天，天安門母親集體中55位難屬已相繼離世，一直支持張先玲的丈夫王範地於2017年12月因心臟衰竭彌留之際對妻子最後的囑託是︰「六四是條漫長的路，你惟有堅持。我走了擔子便只有你一人扛，保重身體，做好長久的準備。」在今年全國兩會召開，天安門母親再發表長文並致中國國家領導人公開信，重申「真相、賠償、問責」三項訴求，並將六四問題納入法治軌道解決，同時亦要當局為死者正名。公開信又指，希望當局能為六四死者及八九學運正名，將六四定為國殤日，建立六四紀念碑及六四陵園。老人們的鬚髮都在變白、相繼離去，妻子們的臉上多了皺紋，但天安門母親尋求正義的決心至今仍沒有絲毫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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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特約記者李文
1989年6月4日凌晨1時多，在北京南長街戒嚴部隊掃射的子彈穿進了年僅19歲的高中學生王楠的頭顱，由於戒嚴部隊有命令，不許救護車到長安街將受傷人員拉走醫治，在簡單包紮後，王楠於凌晨3點多失血過多身亡。作為母親的張先玲「在接下來很長的日子裏神志都是恍惚的」。
「兒子（王楠）的理想是做一名攝影記者。」張先玲又一次回憶起兒子遇難前，每天利用學校午休去天安門廣場給參加學運的學生們拍照。可是「經歷過共產黨執政後的數次運動後」隱隱對當局「秋後算賬」的擔憂阻礙了她對兒子的支持。取消成份論和走改革開放路線使當時的她對執政者「還抱有一定好感」，只希望學生們過一段時間能夠回去好好上學。
王楠曾經問我，媽媽你說今晚會開槍麼？我說「不會的，四人幫時期的四五運動也只是動了棍棒，都沒有開過槍。」
1989年4月25日晚，央視新聞聯播出現《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次日見於《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使我的思想有了180度的轉彎；將學運明確定義為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動亂，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完全是污衊了學運的本質，從此我對政府有了一種不好的看法，現在看來，是正確的看法。」
無論是張先玲，還是眾多天安門難屬，對30年前的那一晚慘劇都始於「他們絕對不會開槍」的幻想或者說信任。「那天飯後，王楠曾經問我，媽媽你說今晚會開槍麼？我說『不會的，四人幫時期的四五運動也只是動了棍棒，都沒有開過槍。』」於是那晚，王楠為了避免棍棒誤襲，不忘拿上朋友放在家裏的頭盔才悄悄出門為了記錄下真實的歷史一刻。同一天，另一名遇難者袁力也曾在辦公室對同事們高聲斷言「解放軍絕對不可能向老百姓開槍。」
事實證明，北京市民對中共的信任是多麼的不切實際。張先玲回憶道：「晚上11點左右，我聽到了槍聲。開始還是零星的，後來就像連珠炮一樣，完全像戰場。槍聲不斷，救護車也在叫，還有人的喊聲，和戰場的氣氛無異。我先生的同事家住木樨地，打來電話說軍隊身着迷彩服，排成方陣，彎着腰用槍掃射，從樓上也能看到槍口冒火。當時我還在問，是假子彈吧，那是很多人都天真地認為用的是橡皮子彈。」
「第二天，樓下的鄰居都在三三兩兩談論，有的人從木樨地回來，形容起來雖然不能說血流成河，可也像下過大暴雨之後一灘一灘的水一樣，都是血。」
張先玲的兒子王楠也在當晚成了解放軍的槍下亡魂。王楠中彈後，在場民眾曾衝上去想將他抬到醫院搶救，但此時戒嚴部隊已到達南長街南口，他們用槍威脅民眾不准抬他，並將受重傷的王楠拖到馬路邊。據稱有一位老太太跪在地上求戒嚴部隊允許民眾將王楠抬去醫院搶救，因為他還是一個青年學生呀！當兵的用槍托指着老太太說：「他是暴徒，你再廢話就斃了你！」最終王楠失救身亡。
王楠遇難後，張先玲夫婦開始了漫長而頗受阻撓的關於真相的尋訪。為甚麼孩子頭上纏有繃帶卻沒有在醫院裏而是被埋了？孩子書包中的遺物完好為甚麼只少了照相機？孩子口袋裏那張寫的很清楚的中彈細節和死亡時間的證件為甚麼被拿走了？亦遇到了像丁子霖夫婦這樣同是痛失兒女的難屬。而政府在見報消息上表示只有一名中學生在事件中喪生，就是指丁的兒子。「那段時間使我憤怒，我也不覺得公開受難者信息就是如（總理）李鵬所說的羞恥。於是我們決定一起尋找和寫出真實數據，戳穿他們的謊言。」
1995年，在張先玲的提議下，受難者家屬向事件主要責任者之一的鄧小平發出了要求，正式處理六四事件的由20幾人簽名的聯名信，要求說明問題、個案處理以及道歉賠償。
這種刑事犯罪的行為30年都不敢面對，不敢說出真相，那怎麼還能算是一個有擔當有水平的執政黨啊？
1997年，天安門母親正式提出了真相賠償問責三項要求，與此同時，當局對維權難屬們的打壓也越演越烈，限制人身自由，不能乘坐出租車，更無法自由接受媒體的採訪。「如果說這幾年有甚麼變化，那就是這些人表面上態度的和緩。我會向每個來監控我的人宣傳六四的事實真相，結果他們每個人都很同情我，幾乎沒有人會站到政府立場上去，這可能就是人心所向吧。」她說一個國家，居然會用正規軍去鎮壓老百姓，「（中共）這種刑事犯罪的行為30年都不敢面對，不敢說出真相，那怎麼還能算是一個有擔當有水平的執政黨啊？」
張先玲稱真的沒想到這個問題會30年依然無解。她呼籲中共至少要啟動「對話」程序，可是至今一切都在鐵幕之中，「我們無法預測會在哪一年解決，我只希望能快一點，再快一點。如果我有生之年都看不到，我也不會有遺憾。作為一個母親，一個公民，我為此付出的所有都是應該的。」張先玲認為，天安門母親的所有要求都是正確而合乎法律，合乎人性和正義，正義總會戰勝邪惡，即使她故去，天安門母親群體還有60歲、40歲的年輕人會繼續奮鬥。
六四慘案30年後的今天，天安門母親集體中55位難屬已相繼離世，一直支持張先玲的丈夫王範地於2017年12月因心臟衰竭彌留之際對妻子最後的囑託是︰「六四是條漫長的路，你惟有堅持。我走了擔子便只有你一人扛，保重身體，做好長久的準備。」在今年全國兩會召開，天安門母親再發表長文並致中國國家領導人公開信，重申「真相、賠償、問責」三項訴求，並將六四問題納入法治軌道解決，同時亦要當局為死者正名。公開信又指，希望當局能為六四死者及八九學運正名，將六四定為國殤日，建立六四紀念碑及六四陵園。老人們的鬚髮都在變白、相繼離去，妻子們的臉上多了皺紋，但天安門母親尋求正義的決心至今仍沒有絲毫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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