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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軍車在街道巡弋，隨意向市民開槍。Jeff Widener被困在一條200米長的胡同裏，旁邊停泊着幾輛軍車。坐在單車上的Widener屏住呼吸，突然從四方八面傳來槍聲，他慌張得像個女生一樣逃命，那支400毫米Nikon長鏡頭也丟掉了。
這支Nikkor 400mm，就是Widener用來拍攝「坦克人」在長安大街隻身阻擋一列坦克車那經典一幕的長鏡頭。如同坦克人的身份與去向一樣，長鏡頭的下落也撲朔迷離。30年下來，坦克人呼喚了無數對抗暴政的良知，也改寫了這位美籍攝影記者的一生。
「坦克人」（Tank Man）是西方傳媒對六四翌日長安大街一位無名示威者的稱呼，他的姓名有說是王維林，也有說是張為民。解放軍血洗天安門翌日的早上，十多輛坦克排成直線在長安大街緩緩駛過，一名身穿白衣、拿着膠袋的男子隻身站在坦克的前方，嘗試以血肉之軀阻擋坦克前進。
在距離坦克人與坦克對峙現場不遠處，是外國記者入住的北京飯店。多名攝影記者居高臨下目睹這一幕，紛紛從酒店房間舉機拍攝下來。因為通訊與照片選取等種種原因，Widener為美聯社拍到的一張照片，成為國際傳媒最廣泛採用的一張。
突然間，槍聲從四方八面傳來，我慌張得像個女生一樣，拔足狂奔，拍到坦克人的那支400毫米Nikon長鏡頭也丟掉了。
30年過後，Widener回想那一刻，仍然歷歷在目。「坦克人隻身擋坦克的時候，我正在北京飯店，當時因為很疲累，感冒加上前一天被示威者石頭砸中，需要回酒店休息。」卻因此造就了機會讓他拍攝到這張照片。
不過六四後京城草木皆兵，拍到照片也未必能成功發佈。「我把菲林交給一名由美國來北京交流的大學生，託他轉送給美國駐北京大使館。他把菲林藏在內衣裏，送到美使館，再轉交給美聯社設於外交公寓的辦公室。」翌日，Widener的坦克人照片幾乎佔據了所有英美、歐洲報章的頭版。然後，成為歷史。
歷史圖片背後，是一場民族悲劇，也是一名攝記的亡命故事。六四當晚，Widener曾被一塊石頭打中，差點沒命。「當時我在一架被縱火的軍車旁邊，兩名士兵被困。」憤怒的人民向軍車砸石頭，誤中Widener，幸好他的Nikon鏡頭擋住了石頭，救了他一命。「天安門事件是我畢生最恐怖的經歷，好幾次我都差點賠命。」
他記得，六四鎮壓之後，北京的街道滿目瘡痍，被坦克輾過的單車碎片四散。「長安大街有多輛燒毀的巴士，市民騎着單車迷惘地徘徊，不知所措，也有憤怒的市民向我展示停屍間死者的照片。」
拍到坦克人過後，Widener繼續留守京城，所見所聞，如同身處戰場。「載着大量軍人的軍車在街道巡弋，隨意地向市民開槍，我可以聽見胡同裏零散的槍聲。」他一度被困於外交公寓區，在一條200米長的小販胡同裏，旁邊停泊着幾輛軍車，軍人正在休息。
當聽到軍車引擎空轉時，大家都緊張下一步會怎樣，那時他正坐在一輛單車上歇息。「突然間，槍聲從四方八面傳來，我慌張得像個女生一樣，拔足狂奔，拍到坦克人的那支400毫米Nikon長鏡頭也丟掉了。」最終他逃入美國大使館。後來傳聞說，那支長鏡頭流落到東歐，由一位捷克攝影師收藏了。
「那是一次很可怕的經歷，我真的以為會死了。」又有一次，替他送菲林的美國交流生告訴他，就在他抵達北京飯店前的十分鐘，一輛載滿士兵的軍車向站在酒店大堂的客人掃射，交流生躲在一輛的士後才避過一劫。
只希望他現在安好，也希望他知道全世界對他的勇敢行為的反應。
出生入死，為了一段人們不想回憶的歷史，Widener說：「這是我身為攝影師的職責，我從美聯社接到這份差遣時，已明白當中的風險。」風險可以預期，坦克人的見證卻是始料不及，當他正在拍攝坦克人隻身阻擋坦克時，以為他死定了，「我還在痛苦地等待他被殺的一剎」。
坦克人的下落是永遠的謎，Widener也沒有嘗試過尋回坦克人，「只希望他現在安好，也希望他知道全世界對他的勇敢行為的反應」。Widener形容，坦克人完全改寫了他的人生。
五年前的六四25周年，Widener來過香港，拍攝維園燭光集會，「那是相當激動的事，那次有位香港學生向我走來，說知道我是誰，還說我是英雄」。他說那樣的經歷讓他明白，坦克人照片是怎樣的改變他的人生，改變了世界。「這幀照片的名氣彷彿一年比一年響亮，彷彿有着自身的生命。」
我其實不想成為這宗慘劇的代言人。真正的英雄是那位穿着白衣的漢子。
有次在挪威，一名中國導遊就認得他，還向團友介紹他是誰，「他們馬上瘋了似的拍我照片，又跟我自拍」。六四事件八年後的1996年阿特蘭大奧運會，中共官方新華社一群記者也曾笑着跟他合照。
好幾家國際傳媒都訪問過Widener，他最近也有出席一些電視節目，不過Widener形容，坦克人對他的改變，是祝福也是詛咒，「雖然這些經歷頗有趣，但我其實不想成為這宗慘劇的代言人。真正的英雄是那位穿着白衣的漢子」。有時人們太過注視他的坦克人照片，而沒有留意他的其他攝影作品，有些畫廊更因為政治理由拒絕為他舉辦圖片展。他只好開設一個instagram賬戶，讓人們可以欣賞他職業生涯的其他作品。
2009年，Widener曾重返北京為BBC攝製六四20周年紀錄片，那次他在長安大街碰見一位漂亮的金髮德國女教師，在街邊吸着小雪茄。「我們一見如故，那晚還因為暴雨在一間簡陋餐廳內避雨。」一年之後，二人就在夏威夷結婚了。她叫Corinna，現在兩口子一起在德國漢堡過着愉快生活。
記者與Widener的訪問是透過電郵以文字進行，字裏行間，可以發現他對六四事件的看法跟一般西方記者有點不一樣。六四30周年臨近，記者問他怎樣看待這場悲劇，他說：「我沒有因為拍了一張代表作而突然變成中國事務專家，只是一個適當的時間和一個錯誤的地方成就了一位幸運兒。我不會為中國派出軍隊殺害手無寸鐵的平民辯護，但你也要用邏輯思考。沒錯，我也敬佩勇敢面對槍彈的學生，看到他們死傷、需要送往醫院和停屍間感到悲傷。但我也目睹士兵被流氓殺死，他們也有家人。」
駕駛坦克者的克制既令人驚嘆亦讓人憂心，他的指揮官會對他說甚麼呢？
他甚至為當日沒有輾過坦克人的軍人擔憂：「駕駛坦克者的克制既令人驚嘆亦讓人憂心，他的指揮官會對他說甚麼呢？所有人都談論坦克人後來怎樣，但駕駛這些坦克的軍人又怎樣呢？會不會被嚴懲？他們的家屬又怎樣？有沒有人關注呢？」
「老實說，那些年少的軍人看來比示威者更加恐懼。事實上，兩邊都有錯，你不能期望大權在握的領導人看着數以萬計人民擾亂國家而不會因害怕驚慌而失去理智。在電光火石之間，軍隊領導人有甚麼選擇？學生並沒有為政府領導人留下挽回面子的空間。不過，中國領導人造就了坦克人這位烈士，還不斷掩飾真相，無疑是自製噩耗。」
Widener認為，即使示威者的動機良好，學生領袖當時也有內訌，而且未有及時與政府達成妥協，這是災難的關鍵。「到了今天，我認為雙方是時候坐下來尋找1989年事件的共識，中國領導人應當公佈示威者與軍人的死者及失蹤者名單，家人才能夠讓死者安息。」
「無可置疑，舉世都受到中國學生的勇氣感動，八九學運啟發了全球公民。天安門事件肯定改變了死者家屬的一生，我真誠相信中國政府以至人民都不希望同類事件再次發生。」Widener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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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支Nikkor 400mm，就是Widener用來拍攝「坦克人」在長安大街隻身阻擋一列坦克車那經典一幕的長鏡頭。如同坦克人的身份與去向一樣，長鏡頭的下落也撲朔迷離。30年下來，坦克人呼喚了無數對抗暴政的良知，也改寫了這位美籍攝影記者的一生。
「坦克人」（Tank Man）是西方傳媒對六四翌日長安大街一位無名示威者的稱呼，他的姓名有說是王維林，也有說是張為民。解放軍血洗天安門翌日的早上，十多輛坦克排成直線在長安大街緩緩駛過，一名身穿白衣、拿着膠袋的男子隻身站在坦克的前方，嘗試以血肉之軀阻擋坦克前進。
在距離坦克人與坦克對峙現場不遠處，是外國記者入住的北京飯店。多名攝影記者居高臨下目睹這一幕，紛紛從酒店房間舉機拍攝下來。因為通訊與照片選取等種種原因，Widener為美聯社拍到的一張照片，成為國際傳媒最廣泛採用的一張。
突然間，槍聲從四方八面傳來，我慌張得像個女生一樣，拔足狂奔，拍到坦克人的那支400毫米Nikon長鏡頭也丟掉了。
30年過後，Widener回想那一刻，仍然歷歷在目。「坦克人隻身擋坦克的時候，我正在北京飯店，當時因為很疲累，感冒加上前一天被示威者石頭砸中，需要回酒店休息。」卻因此造就了機會讓他拍攝到這張照片。
不過六四後京城草木皆兵，拍到照片也未必能成功發佈。「我把菲林交給一名由美國來北京交流的大學生，託他轉送給美國駐北京大使館。他把菲林藏在內衣裏，送到美使館，再轉交給美聯社設於外交公寓的辦公室。」翌日，Widener的坦克人照片幾乎佔據了所有英美、歐洲報章的頭版。然後，成為歷史。
歷史圖片背後，是一場民族悲劇，也是一名攝記的亡命故事。六四當晚，Widener曾被一塊石頭打中，差點沒命。「當時我在一架被縱火的軍車旁邊，兩名士兵被困。」憤怒的人民向軍車砸石頭，誤中Widener，幸好他的Nikon鏡頭擋住了石頭，救了他一命。「天安門事件是我畢生最恐怖的經歷，好幾次我都差點賠命。」
他記得，六四鎮壓之後，北京的街道滿目瘡痍，被坦克輾過的單車碎片四散。「長安大街有多輛燒毀的巴士，市民騎着單車迷惘地徘徊，不知所措，也有憤怒的市民向我展示停屍間死者的照片。」
拍到坦克人過後，Widener繼續留守京城，所見所聞，如同身處戰場。「載着大量軍人的軍車在街道巡弋，隨意地向市民開槍，我可以聽見胡同裏零散的槍聲。」他一度被困於外交公寓區，在一條200米長的小販胡同裏，旁邊停泊着幾輛軍車，軍人正在休息。
當聽到軍車引擎空轉時，大家都緊張下一步會怎樣，那時他正坐在一輛單車上歇息。「突然間，槍聲從四方八面傳來，我慌張得像個女生一樣，拔足狂奔，拍到坦克人的那支400毫米Nikon長鏡頭也丟掉了。」最終他逃入美國大使館。後來傳聞說，那支長鏡頭流落到東歐，由一位捷克攝影師收藏了。
「那是一次很可怕的經歷，我真的以為會死了。」又有一次，替他送菲林的美國交流生告訴他，就在他抵達北京飯店前的十分鐘，一輛載滿士兵的軍車向站在酒店大堂的客人掃射，交流生躲在一輛的士後才避過一劫。
只希望他現在安好，也希望他知道全世界對他的勇敢行為的反應。
出生入死，為了一段人們不想回憶的歷史，Widener說：「這是我身為攝影師的職責，我從美聯社接到這份差遣時，已明白當中的風險。」風險可以預期，坦克人的見證卻是始料不及，當他正在拍攝坦克人隻身阻擋坦克時，以為他死定了，「我還在痛苦地等待他被殺的一剎」。
坦克人的下落是永遠的謎，Widener也沒有嘗試過尋回坦克人，「只希望他現在安好，也希望他知道全世界對他的勇敢行為的反應」。Widener形容，坦克人完全改寫了他的人生。
五年前的六四25周年，Widener來過香港，拍攝維園燭光集會，「那是相當激動的事，那次有位香港學生向我走來，說知道我是誰，還說我是英雄」。他說那樣的經歷讓他明白，坦克人照片是怎樣的改變他的人生，改變了世界。「這幀照片的名氣彷彿一年比一年響亮，彷彿有着自身的生命。」
我其實不想成為這宗慘劇的代言人。真正的英雄是那位穿着白衣的漢子。
有次在挪威，一名中國導遊就認得他，還向團友介紹他是誰，「他們馬上瘋了似的拍我照片，又跟我自拍」。六四事件八年後的1996年阿特蘭大奧運會，中共官方新華社一群記者也曾笑着跟他合照。
好幾家國際傳媒都訪問過Widener，他最近也有出席一些電視節目，不過Widener形容，坦克人對他的改變，是祝福也是詛咒，「雖然這些經歷頗有趣，但我其實不想成為這宗慘劇的代言人。真正的英雄是那位穿着白衣的漢子」。有時人們太過注視他的坦克人照片，而沒有留意他的其他攝影作品，有些畫廊更因為政治理由拒絕為他舉辦圖片展。他只好開設一個instagram賬戶，讓人們可以欣賞他職業生涯的其他作品。
2009年，Widener曾重返北京為BBC攝製六四20周年紀錄片，那次他在長安大街碰見一位漂亮的金髮德國女教師，在街邊吸着小雪茄。「我們一見如故，那晚還因為暴雨在一間簡陋餐廳內避雨。」一年之後，二人就在夏威夷結婚了。她叫Corinna，現在兩口子一起在德國漢堡過着愉快生活。
記者與Widener的訪問是透過電郵以文字進行，字裏行間，可以發現他對六四事件的看法跟一般西方記者有點不一樣。六四30周年臨近，記者問他怎樣看待這場悲劇，他說：「我沒有因為拍了一張代表作而突然變成中國事務專家，只是一個適當的時間和一個錯誤的地方成就了一位幸運兒。我不會為中國派出軍隊殺害手無寸鐵的平民辯護，但你也要用邏輯思考。沒錯，我也敬佩勇敢面對槍彈的學生，看到他們死傷、需要送往醫院和停屍間感到悲傷。但我也目睹士兵被流氓殺死，他們也有家人。」
駕駛坦克者的克制既令人驚嘆亦讓人憂心，他的指揮官會對他說甚麼呢？
他甚至為當日沒有輾過坦克人的軍人擔憂：「駕駛坦克者的克制既令人驚嘆亦讓人憂心，他的指揮官會對他說甚麼呢？所有人都談論坦克人後來怎樣，但駕駛這些坦克的軍人又怎樣呢？會不會被嚴懲？他們的家屬又怎樣？有沒有人關注呢？」
「老實說，那些年少的軍人看來比示威者更加恐懼。事實上，兩邊都有錯，你不能期望大權在握的領導人看着數以萬計人民擾亂國家而不會因害怕驚慌而失去理智。在電光火石之間，軍隊領導人有甚麼選擇？學生並沒有為政府領導人留下挽回面子的空間。不過，中國領導人造就了坦克人這位烈士，還不斷掩飾真相，無疑是自製噩耗。」
Widener認為，即使示威者的動機良好，學生領袖當時也有內訌，而且未有及時與政府達成妥協，這是災難的關鍵。「到了今天，我認為雙方是時候坐下來尋找1989年事件的共識，中國領導人應當公佈示威者與軍人的死者及失蹤者名單，家人才能夠讓死者安息。」
「無可置疑，舉世都受到中國學生的勇氣感動，八九學運啟發了全球公民。天安門事件肯定改變了死者家屬的一生，我真誠相信中國政府以至人民都不希望同類事件再次發生。」Widener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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