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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六四30年】
晨曦初露，一個個帳篷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整齊架好，年輕學生從營中醒來，再度埋首思考運動去向—八九民運歷史照片中，帳篷色彩仍然鮮艷令人精神為之一振，但營中人已各有去向。
學聯組成的「中國民主基金」原來除了六四後營救民運人士，早於5月份學運高峯期間，已送上大量物資支援北京學生，包括5月27日送抵、購自長沙灣一間運動舖的200個蒙古包帳篷；屠城後本港大學生發起突破新聞封鎖行動，以傳真機將六四新聞傳到內地，亦有學生自告奮勇遠赴西安、蘭州等地，營救被當地公安機關扣留人士。大量物資發票、車票、IDD（長途電話）單據30年後首度曝光，見證兩地學子們為民主奮鬥、為支援同路人不怕犧牲的赤子之心。
記者：黃翠儀
「5月29日，膠水10支17元、圖文傳真機四部四萬元……」泛黃文件上巨細靡遺地記錄了一項項撥款支出，字迹秀麗。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1989年5月1日成立「中國民主基金」，旨在支援推動中國民主活動、援助民運人士，將港人熱心捐款投放到當時北京學生運動之中。民主黨秘書長張賢登當年擔任基金管理委員會財務秘書，他指基金早於支聯會成立，「成個支援運動由香港學聯同比較關心嘅學生會，例如中大學生會去做」。成立之初已構思將來會有社會人士加入管理，「係要向捐款者交代，所以呢盤數要好清楚交代」。翻查基金當年財政報告，由數十、數百元的文具、車費，到數千、數萬元的機票、手提揚聲器、圖文傳真機，單據正本大都完好保存，一份看似平常的支出紀錄，默默盛載歷史的重量。
「我哋秉承一個傳統就係，首先要掌握內地發生乜事情先，唔能夠剩係睇報道，所以我哋派代表去內地，發覺佢哋真係一場由學生自發嘅運動嚟㗎喎」。自此香港學聯決定支持北京學生，同年5月15日，學聯10多名大專學生到新華社香港分社門外靜坐及同步絕食，聲援13日起在天安門廣場開始的絕食行動。當時有份參與絕食的張賢登憶述，捐款高峯是絕食之後，「電視嗰種（北京現場）震撼畫面，喚發更多香港巿民，可能隨時就匯款到銀行戶口，其間有唔少巿民係捧住一袋錢嚟到……我試過半夜俾的士司機搖醒，話你接收呢批錢啦，呢批係我哋義載時籌嘅錢，呢類情況常有，有街巿義賣、小巴義載等等，呢個就係錢嘅來源，所以你見最後籌咗過千萬」。
商戶同情學生多提供折扣
學運持續多日，天安門廣場人數日益增多，「人多嘅時候要有組織，但係全國學聯北京學聯肯定代表唔到，因為係官方組織，當佢哋想組成學生自治組織時，我哋唔單單畀學運學生物資，而係發覺佢哋要組成一個學生自治組織，組織架構如何呢？有冇章程？」文件顯示學聯特地影印多份會章供北京學生參考，分享一個學生組織應該如何訂出章程，「你可以理解成係想學運為長遠打算，而非只係單單着眼於當時要打倒官倒、要新聞自由訴求，而係希望學生組織長期運作，喺政府體制以外形成自發組織」。
物資方面，學聯亦盡力支援。當年原本為學聯屬下機構的「學聯旅遊」，不時有交流團北上，亦有幫忙運送物資，包括運送傳真機供大學之間溝通、擴音機方便廣場通知，「部份同學（由北京）返嚟後會匯報，通常會打IDD匯報，再按需要喺香港搜羅；留守當然需要睡袋，因為廣場衞生環境幾差，而且當時北京天氣夜晚都幾凍」。學聯商討後以約八萬元購入200個睡袋及200個帳篷，委派成員並召集熱心人士攜手送物資到北京，「廣場揼唔到營釘，所以特登搜羅蒙古包，可以唔使揼釘都可以喺廣場石屎地架設」。
張指商戶對學生表示同情支持，大多提供折扣並盡快出貨，關員亦會快快放行。民運照片中常見有統一顏色及「Nikko」牌子帳篷排列於廣場上，正是由學聯所送，1989年5月26日購自長沙灣長順街15號利來工業大廈「華昇體育器材有限公司」，帳篷大大鼓舞留守學生士氣，但也惹來令到原想撤退學生繼續留守間接觸發慘劇的爭議。利來工業大廈數年前改建成D2 Place；學聯旅遊90年代亦已易手。文件中亦有一張於6月3日、上述運動舖發出的單據，以近七萬元購買250個帳篷，但中共翌日凌晨屠城，相信這批帳篷未抵京城。
六四鎮壓前，基金經費主要用於支援北京學生活動，或送上油墨、錄音機等物資支持各地不同省巿舉行大型遊行，「六四之後，學聯開始思索筆錢要點用，即係嘗試理解巿民期望如何」。
付「旅費」營救「通緝犯」
張賢登表示，當時收到消息指部份與學運相關的「通緝犯」已南下到深圳蛇口一帶，並會偷渡來港，屆時需要支付「旅費」來「贖人」，是故基金其後亦有撥款營救相關人士。同一時期也有同學稱要到西安、蘭州營救被扣留人士，「當時總之覺得，幫得到就盡量幫」，無奈救人絕非易事，文件紀錄曾顯示，1989年6月學生支援西北學生時被蘭州公安扣留，身上九萬多元現金全被沒收。
30年前是五四運動70周年，張賢登提及學聯當年曾協辦研討會，一如六四，歷史需要傳承：「我有一種歷史觀，就係今日發生嘅事，將來30年、40年、70年都可能被提起，作為一種要傳承下去嘅事；我哋冇逃避而係投入其中，相信至今仍有唔少人深受呢場學運影響；香港學生做咗我哋嗰代應該做嘅事，內地學生亦一樣，大家經歷呢段時間之後，係一世都唔會遺忘。」衝突有時，抗爭有時，甚至絕食亦有時，生於未有民主的時代，曾有一群學子義無反顧地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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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初露，一個個帳篷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整齊架好，年輕學生從營中醒來，再度埋首思考運動去向—八九民運歷史照片中，帳篷色彩仍然鮮艷令人精神為之一振，但營中人已各有去向。
學聯組成的「中國民主基金」原來除了六四後營救民運人士，早於5月份學運高峯期間，已送上大量物資支援北京學生，包括5月27日送抵、購自長沙灣一間運動舖的200個蒙古包帳篷；屠城後本港大學生發起突破新聞封鎖行動，以傳真機將六四新聞傳到內地，亦有學生自告奮勇遠赴西安、蘭州等地，營救被當地公安機關扣留人士。大量物資發票、車票、IDD（長途電話）單據30年後首度曝光，見證兩地學子們為民主奮鬥、為支援同路人不怕犧牲的赤子之心。
記者：黃翠儀
「5月29日，膠水10支17元、圖文傳真機四部四萬元……」泛黃文件上巨細靡遺地記錄了一項項撥款支出，字迹秀麗。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1989年5月1日成立「中國民主基金」，旨在支援推動中國民主活動、援助民運人士，將港人熱心捐款投放到當時北京學生運動之中。民主黨秘書長張賢登當年擔任基金管理委員會財務秘書，他指基金早於支聯會成立，「成個支援運動由香港學聯同比較關心嘅學生會，例如中大學生會去做」。成立之初已構思將來會有社會人士加入管理，「係要向捐款者交代，所以呢盤數要好清楚交代」。翻查基金當年財政報告，由數十、數百元的文具、車費，到數千、數萬元的機票、手提揚聲器、圖文傳真機，單據正本大都完好保存，一份看似平常的支出紀錄，默默盛載歷史的重量。
「我哋秉承一個傳統就係，首先要掌握內地發生乜事情先，唔能夠剩係睇報道，所以我哋派代表去內地，發覺佢哋真係一場由學生自發嘅運動嚟㗎喎」。自此香港學聯決定支持北京學生，同年5月15日，學聯10多名大專學生到新華社香港分社門外靜坐及同步絕食，聲援13日起在天安門廣場開始的絕食行動。當時有份參與絕食的張賢登憶述，捐款高峯是絕食之後，「電視嗰種（北京現場）震撼畫面，喚發更多香港巿民，可能隨時就匯款到銀行戶口，其間有唔少巿民係捧住一袋錢嚟到……我試過半夜俾的士司機搖醒，話你接收呢批錢啦，呢批係我哋義載時籌嘅錢，呢類情況常有，有街巿義賣、小巴義載等等，呢個就係錢嘅來源，所以你見最後籌咗過千萬」。
商戶同情學生多提供折扣
學運持續多日，天安門廣場人數日益增多，「人多嘅時候要有組織，但係全國學聯北京學聯肯定代表唔到，因為係官方組織，當佢哋想組成學生自治組織時，我哋唔單單畀學運學生物資，而係發覺佢哋要組成一個學生自治組織，組織架構如何呢？有冇章程？」文件顯示學聯特地影印多份會章供北京學生參考，分享一個學生組織應該如何訂出章程，「你可以理解成係想學運為長遠打算，而非只係單單着眼於當時要打倒官倒、要新聞自由訴求，而係希望學生組織長期運作，喺政府體制以外形成自發組織」。
物資方面，學聯亦盡力支援。當年原本為學聯屬下機構的「學聯旅遊」，不時有交流團北上，亦有幫忙運送物資，包括運送傳真機供大學之間溝通、擴音機方便廣場通知，「部份同學（由北京）返嚟後會匯報，通常會打IDD匯報，再按需要喺香港搜羅；留守當然需要睡袋，因為廣場衞生環境幾差，而且當時北京天氣夜晚都幾凍」。學聯商討後以約八萬元購入200個睡袋及200個帳篷，委派成員並召集熱心人士攜手送物資到北京，「廣場揼唔到營釘，所以特登搜羅蒙古包，可以唔使揼釘都可以喺廣場石屎地架設」。
張指商戶對學生表示同情支持，大多提供折扣並盡快出貨，關員亦會快快放行。民運照片中常見有統一顏色及「Nikko」牌子帳篷排列於廣場上，正是由學聯所送，1989年5月26日購自長沙灣長順街15號利來工業大廈「華昇體育器材有限公司」，帳篷大大鼓舞留守學生士氣，但也惹來令到原想撤退學生繼續留守間接觸發慘劇的爭議。利來工業大廈數年前改建成D2 Place；學聯旅遊90年代亦已易手。文件中亦有一張於6月3日、上述運動舖發出的單據，以近七萬元購買250個帳篷，但中共翌日凌晨屠城，相信這批帳篷未抵京城。
六四鎮壓前，基金經費主要用於支援北京學生活動，或送上油墨、錄音機等物資支持各地不同省巿舉行大型遊行，「六四之後，學聯開始思索筆錢要點用，即係嘗試理解巿民期望如何」。
付「旅費」營救「通緝犯」
張賢登表示，當時收到消息指部份與學運相關的「通緝犯」已南下到深圳蛇口一帶，並會偷渡來港，屆時需要支付「旅費」來「贖人」，是故基金其後亦有撥款營救相關人士。同一時期也有同學稱要到西安、蘭州營救被扣留人士，「當時總之覺得，幫得到就盡量幫」，無奈救人絕非易事，文件紀錄曾顯示，1989年6月學生支援西北學生時被蘭州公安扣留，身上九萬多元現金全被沒收。
30年前是五四運動70周年，張賢登提及學聯當年曾協辦研討會，一如六四，歷史需要傳承：「我有一種歷史觀，就係今日發生嘅事，將來30年、40年、70年都可能被提起，作為一種要傳承下去嘅事；我哋冇逃避而係投入其中，相信至今仍有唔少人深受呢場學運影響；香港學生做咗我哋嗰代應該做嘅事，內地學生亦一樣，大家經歷呢段時間之後，係一世都唔會遺忘。」衝突有時，抗爭有時，甚至絕食亦有時，生於未有民主的時代，曾有一群學子義無反顧地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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