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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學生的覺醒，社會的制裁
一九一九年五月三日胡適在上海寫《中國哲學史大綱》再版自序，隔天五月四日，北京學生發動「五四」運動。《胡適文存》裏有一篇〈蔡元培以辭職為抗議〉，說一九一九年三四月間，歐美留學生在清華園開了三天大會，組織起「政治主張起草委員會」，擬出詳細政綱，一條一條報告出來都通過了：「蔡（元培）先生說，將來總有一日實在黑暗得太不像樣了，一班稍有人心稍為自愛的人實在忍無可忍了，只好拋棄各人的官位，相率離開北京政府，北京政府也就要倒了。」北京政府說的是北洋軍閥政府。四月三十日，巴黎和會允准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利。五月一日到五月二日之間，從巴黎和會傳來的秘密消息說，日本代表團在和會上提出的山東問題幾種強橫要求全都勝利了，美國威爾遜總統讓步，德國在山東的各種權利都要交給日本接管。和會當時還拒絕中國政府要求列強放棄在華特權，取消日本政府一九一五年向袁世凱北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條。巴黎和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為解決國際上各項問題而召開的會議。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年開戰，一九一八年休戰，雖然有了一套停戰協定，敵對狀態已然告終，和會要到翌年一月十八日才正式召開。一月十二日，法、英、美、意四國政府首腦和外交部長先召開一次預備會議，決定四國首腦及外長加上日本全權大使組成最高理事會掌控決策事項。到了三月，為議事方便，最高理事會減為四人理事會，由西方四國政府首腦組成，日本首席全權代表則不必置問不涉日本利益之議題。各國外交部長組成五人理事會處理次要事務。五個強國共同控制最高經濟理事會。巴黎和會主要結果是通過《國際聯盟盟約》，簽訂凡爾賽條約。美國在和會上起初反對日本提出的德國原本在中國領土山東的主權要求，不料威爾遜變卦讓步，德國在山東的各種權利都要交給日本接管。一九二○年一月十六日國際聯盟正式成立，巴黎和會從此結束。
《胡適時論》裏說，五月四日那天是星期天，北京十多間學校三千多名學生在天安門開大會，人人手裏拿一面白旗，寫着「還我青島」、「還我山東」、「誅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字樣，他們在大會上決定遊行。隊伍出了中華門沿途散了許多傳單，其中一張〈北京學界全體宣言〉說：「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說：「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國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學生隊伍到美、英、法、意四國使館遞了說帖之後，大隊經過戶部街、東長安街、東單牌樓、石大人胡同，一直走到趙家樓的曹汝霖住宅。曹家大門緊閉，幾個學生爬上同學肩頭翻牆跳進去打開大門，大批學生擁進宅內，找不到曹汝霖碰到了駐日公使章宗祥，打了他一頓打得皮破血流。這時候屋裏一處忽然起火，火勢大了學生才跑出去。警察總監吳炳湘帶隊趕到的時候大家早散了，警察只抓走路上趕不上隊伍的三十三個人。北京政府最初手段高壓，拘捕學生，封禁《益世報》，監視《晨報》與《國民公報》，下令褒獎曹、陸、章三人功績。學生更憤激了，發起許多露天演講，勸國人買國貨，宣傳對日的經濟抵制，全國各地學生紛紛響應，發動宣傳抵制日貨的演講團。
五月七日，胡適去上海參加國民大會。胡先生那時候丁憂戴孝，不穿綢衣，身上全套北京穿來上海的夾袍馬褂。那天天氣熱，他去公共體育場參加集會聽上海一班演說家演講「五四」議題，全身汗濕，跟着大隊去遊行，回到一家同鄉店裏邀了一位同鄉帶他去買替換的衣服。就在那幾天裏，胡先生和蔣夢麟去看孫中山先生。中山先生說他新近寫了一部書，快出版了，他們於是談了「知易行難」的哲學。後來美國哲學家杜威去看孫先生，孫先生說的也是這番道理。胡先生多年後在〈答唐山大學學生劉君信〉裏寫了他對中山先生的印象：
青年學生如要想干預政治，應該注意學識的修養。你們不聽見吳稚暉先生說孫中山先生沒有一天不讀書嗎？民國八年五月初，我去訪中山先生，他的寓室內書架上裝的都是那幾年新出版的西洋書籍，他的朋友可以證明他的書籍不是擺架子的，是真讀的，中山先生所以能至死保留他的領袖資格，正因為他終身不忘讀書，到老不廢修養。其餘那許多革命偉人，享有盛名之後便丟了書本子，學識的修養就停止了，領袖的資格也放棄了。
五月十日，南北議和破裂。議和起因是一九一七年北洋軍閥解散國會，驅走總統黎元洪，中山先生在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組織護法軍政府以示反對北洋軍閥政府。一九一八年中山先生在桂系軍閥把持下憤而去職，護法軍政府成了南方軍閥割據的政權。一九一九年二月，北洋政府徐世昌派出朱啟鈐與南方軍政府岑春煊派出的唐紹儀在上海開會議和，這個會議受皖系軍閥段祺瑞破壞終於破裂，沒有協議。這段時日，全國各地都有抵制日貨的運動，北京學生也仍然天天上街演說，《胡適時論》紀錄了當時事態的發展，說日本政府頻頻抗議，北京政府大力鎮懾，一日之內抓走上街演講的學生一千多名，全部關在北京大學法科。六月四日又抓了一千多名，北大法科容不下了，北大理科於是也成了臨時拘禁所。北河沿一帶有陸軍第九師步兵一營和第十五團駐紮圍守，從東華門到北大第三院佈滿士兵帳棚。六月四日，上海、天津知道北京抓走幾千名學生，各校師生紛紛罷課抗議，上海商家宣佈罷市三天。南京、杭州、武漢、九江、天津、濟南、安徽、廈門各地商家也都響應上海宣佈罷市，要求釋放學生並罷黜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個親日領袖。北京政府一見勢頭既廣且猛，驚慌失措，翌日悄悄撤走北河沿軍隊。學生又上街演講了。六月十日，政府罷免交通總長曹汝霖，罷免駐日公使章宗祥，罷免幣制局總裁陸宗輿。全國各地和海外的學生會與公共團體紛紛發電報警告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不許他們在對德和約上簽字。在歐洲的中國學生組織了糾察隊，日夜監守中國代表的住處，不許他們去簽字。對德和約原本是六月二十八日下午三點在凡爾賽宮批簽，那天下午中國代表團沒有到場，並通知和會主席，聲明中國拒絕簽字。胡適先生那篇時論結尾說：
「五四」事件在當時的結果，第一，使北京政府罷免曹、陸、章三人；第二，使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拒絕凡爾賽和約的簽字。這個青年學生愛國運動後來大家都叫做「五四運動」。
五四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五四之前，有蔡元培校長領導之下的北京大學教授與學生出版的《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所提倡的文學革命、思想自由、政治民主的運動。五四之後，有全國知識青年熱烈參預新文藝運動、新思潮運動，和各種新的政治活動。
胡先生這段話是一九四七年「五四」二十八週年寫的。一九三五年「五四」那天，胡先生的紀念文章說：「（一九一九年的）三年之後，華盛頓會議的結果，使我們收回山東的失地，其中首功還得算『五四運動』的幾千個青年學生。」「五四運動」這個名詞，最早見於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第二十三期的《每週評論》上，一位署名「毅」的作者在那一期寫了一篇〈五四運動的精神〉說：第一，這次運動是學生犧牲的精神；第二，這次運動是社會的制裁精神；第三，這次運動是民族自決的精神。周策縱教授生前給我看過這篇文章的影抄本，周教授認為這個評語非常貼切。
思想的革新，政治的注碼
我認定五四運動是國族的覺醒也是國魂的豐碑。我在英國看到的好幾份「五四」學術論文幾乎都遵照胡適的判斷總結五四運動是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這套演繹其實也正是「覺醒」的闡釋更是「豐碑」的描劃。胡先生一九二八年五月四日在上海光華大學演講〈五四運動紀念〉，那是一篇重要的總結。胡先生分析了五四運動的背景、發生和影響。第一，五四運動引起全國學生注意社會及政策的事業，學生從此知道怎麼干預政治，漸漸對政治發生興趣。第二，學生為這個運動所做的出版物都用白話文章發表意見，無形中大大推廣了幾年前發生的新文學運動，新文學的勢力深深進入學生的頭腦裏，這是五四運動對新文學的助長。第三，五四運動對平民教育起了莫大的影響，各學校創立平民學堂，由學生義務教人識字，為平民教育的前途增色不少。第四，勞工運動隨着五四運動之後到處發生，各處城市從此都有了工會組織，那是五四運動的功績。第五，婦女的地位也因五四運動而大大提高，中國婦女從此邁向解放之路。第六，五四運動之後，政黨察覺吸收青年人的重要，大家同心工作。胡先生說，從這幾方面看，孫中山先生最能體念五四運動的真意義，孫先生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寫信給海外黨部，囑咐他們籌款五萬創辦一所最大最新式的印刷機關，那是因為孫先生認定思想革命的勢力高過一切，革命要成功，非先從思想入手不可，這種傾向正是受了五四運動影響的結果。胡先生說：
五四運動為一種事實上的表現，證明歷史上的一大原則，亦可名之曰歷史上的一個公式。什麼公式呢？凡在變態的社會與國家內，政治太腐敗了，而無代表民意機關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責任，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反轉來講，如果在常態的社會與國家內，國家政治非常清明，且有各種代表民意的機關存在着，那末青年學生就無需干預政治了。
胡先生最後話鋒一轉說，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青年實在犧牲太大了，「所以中國國民黨在第四次全體會議中議決的中央宣傳部宣傳大綱內有一條，即有禁止學生干預政治的表示。意謂年青學生，身體尚未發育完全，學問尚無根底，意志尚未成熟，干預政治，每易走入歧途，故以脫離政治運動為妙」。青年學生掀起的五四運動既然是胡先生說的全國學生愛國運動的勝利，既然產生了胡先生上面列出的許多正面效果，既然扭轉了古老中國各個階層的命運，犧牲大些其實值得。胡先生體恤國民黨禁止學生干預政治，那也許是胡先生一貫老成持重的個性的流露，那也許是胡先生三番四次表明他不想涉足政治的心願的反射，那也許是胡先生慣於周全執政黨的習性的昇華。那也許甚至是胡先生的遠見，不想看到青年學生受左派利用成了無辜的政治棋子。胡先生從來忌憚政治，忌憚主義，五四運動之後國內風氣傾向於談主義，他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警告。胡先生越到晚年越想把五四運動和新文學運動的關係說得溫和說得理智。一九五八年他六十八歲講〈五四運動以來的文藝發展情形〉說，有些教授把五四運動稱作新文學運動、新思想運動，他認為應該稱作文藝復興運動：「從宋朝到現在的九百多年間，這個文藝復興運動一直都在發展。四十年前開始提倡的新文學，只不過是這千年間的一部份，或者一個時代」。胡先生說白話文不是他或者陳獨秀創造出來的，只是幾千年以來演變出來的口語，是我們祖宗創造的資本：「怎樣推行白話文呢？簡單的說，就是『漢字寫白話』。」胡先生那篇紀念五四的演說甚至借自由的文學把矛頭指向左派的文藝觀點，說魯迅變成左傾文人之後就喪失了創作的自由。胡先生引用《魯迅書簡集》中寫給胡風的一封信：「黨外還有自由，入了黨，就會醬在黨的組織中，永無自由」。另外一封信說：「我像鎖在一條鐵鍊上，後面像有人拿着皮鞭打我，工作越起勁，打得越厲害。」胡先生說：「這『後面的人』，就是指的周揚。」我漸漸留意到中共批判胡適思想越兇，胡先生對五四運動和五四人物越發有了不一樣的看法，晚年尤其多了許多懷疑和慎思。那年五月裏，蘇雪林寄贈幾本她寫的書給胡先生，胡先生回信裏說他匆匆翻看了那本《棘心》：「在九十、九四頁上看見你追念『五四』的『理性女神』的文字。我同情你的看法，但我覺得『五四』本身含有不少的反理智成份，所以『不少五四時代過來人』終不免走上反理智的路上去，終不免被人牽着鼻子走。」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高惜冰、吳相湘和于衡去南港中央研究院看望胡先生，秘書胡頌平把胡先生那天講的話抄錄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十一冊的補編裏：
先生談起「五四」這班人的作法，是不贊成的。「五四」以後，大家都搶學生作他們的群眾了。陳獨秀到武漢講演之前，他在監獄裏關了八十天，只許他看《聖經》。他從監獄裏出來後的第一篇文章是〈基督教與中國的大貢獻〉；如果他不到南方去，他的思想不會這樣轉變的，以後也沒有這個大亂子。這個歷史外面知道的很少。我很少提到「五四」。今年四十年了，回頭來想想，「五四」是個不幸的事。我是向來不主張學生干預政治的，青年人應該享受國家的保障，使他不干預政治。美國學生對政治不感興趣，只有猶太學生對政治有興趣。學生的干預政治是變態的：凡政治不良，又沒有正當表現改良政治輿論的時代，（干政）一定落在學生的身上，如東漢、宋朝、明朝的太學生出來干政，都是如此的。
一九六○年的五月四日下午五點，胡先生到臺北靜心樂園去參加北大校友會舉行的五四紀念會，胡先生慨嘆說：「我們提倡有心，實行無力，當政三十多年的國民黨實在沒有好好的幫忙五四。」胡先生那天的演說沒有講稿，《年譜》根據《公論報》和其他報章的紀錄摘要綜合了胡先生的意思。胡先生說當政的國民黨主張民族主義，凡民族主義運動都帶有守舊的、頑固的思想，認為老祖先的一切東西都是好的，中國國民黨就代表這種思想。過去四十多年國民黨執政了三十多年，他們沒有幫助五四使之具有輝煌的成就。國民黨中只有吳稚暉、蔡元培、蔣夢麟、劉大白等前進人物很想幫助推行這個運動。劉大白說：白話是人話，文言是鬼話。劉大白是蔣夢麟任教育部長的次長，他實在是文學革命的同志。四十多年了，除了上述幾位幫助五四運動，其他都還是保守太多。胡先生說他不是責備他們，歷史是這樣記載的：
我可以說對此運動是提倡有心，實行無力，如同開山一樣，山已經開了，還要大家繼續去做。我對五四紀念會的事情不表熱心，就是因為感覺慚愧。如果把五四當作民主運動、科學運動、文藝運動，那末，我們不僅要紀念過去，還要努力將來，鼓勵兒孫繼續努力。下一個十年紀念五四時，或可使慚愧心減輕。
綜觀五四運動之後幾十年來胡先生對「五四」的論斷，不難看出這個運動縱然加速了國民黨的蛻變，同時卻也為共產黨的擴張和壯大提供了理論和組織的基礎。從發展白話文學的角度看，五四運動確然幫了大忙，這點胡先生從來沒有否認也從來心存感激。從政治勢頭的成敗考量，五四運動無疑對整個國運起過不容胡先生漠視的震蕩。胡先生晚年紀念「五四」之際的愧疚之情似乎離不開他對五四運動牽引了共產主義崛起的惋慨。胡先生晚年追憶陳獨秀的那幾句話畢竟是萬般無奈了。我甚至想到胡先生難免憂心他提倡的通俗文化白話文學其實已然成了釀製馬列烈酒的酵母。余英時先生在胡適《年譜》序文裏談到胡先生文字的「淺顯」問題，說胡先生當年開風氣的功績正是來自胡先生「淺顯」的科學方法和合乎邏輯的白話文字。余先生說：
事實上，「五四」後期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無論在思想或文字的層次上都只有比胡適更「淺顯」（馬克思本人的著作當然是很「艱深」的）。所以胡適的「淺顯」決不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興起的原因。
我始終相信胡先生在五四運動前後乃至他一生所提倡的科學、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終歸要繼續深深影響中國知識分子的識見和信念。余先生說中共對胡適思想的批判從今天思想史的角度看，那是對胡先生最高的敬禮。
一九六一年五月四日晚飯後，北大同學會五四紀念會推定八位老校友去南港中央研究院院長住宅看望胡先生，四十二年前瀠瀠浩蕩的景觀幡然重現，教人低徊。五四運動那年的六月十一日，陳獨秀被捕，《每週評論》從第二十六期起由胡先生接編，一直到八月底北京警察廳查封為止。一九五三年年初，臺北市報業公會的歡迎會上胡先生的演講說：「以前我們是不談政治的，結果政治逼人來談。後來只是不幹政治，正如穆罕默德不朝山，山朝穆罕默德一樣，把二十年不談政治放棄了。」胡先生說抗戰時期，政府徵調國民服務，先要胡先生去美國做非正式的國民外交，後來派胡先生為駐美大使，做了四年的外交官：「這是我立禁約不談政治的第二十一年。」五四運動那年六月裏，胡先生寫了一首小詩叫〈愛情與痛苦〉：
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
幾度細思量，情願相思苦。
小詩發表在《每週評論》，胡先生加了這樣一段跋語：
有一天我在張慰慈的扇子上寫了兩句話：「愛情的代價是痛苦的，愛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陳獨秀引了我這兩句話，做了一條隨感錄（《每週評論》二十五期）加上一條按語道：「我看不但愛情如此，愛國愛公理也都如此。」這條隨感錄出版後三日，獨秀就被軍警抓走了，至今還不曾出來。我又引了他的話，做了一條隨感錄（《每週評論》二十八期）。後來我想這個意思可以入詩，遂用「生查子」詞調做了這首小詩。
一百年後的二○一九年重讀胡先生的小詩和跋語，重讀陳獨秀的隨感錄，我一點不覺得陌生：蔡元培先生的黑夜真長。連來中國正好遇上五四運動的杜威夫婦寫回美國的家書也說：「這是一個奇怪的國家」。
良知的捍衛，極權的夢魘
杜威（John Dewey）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和夫人愛麗絲到了上海，在中國一住住了兩年又兩個月，去過中國的十一個省，華北四省，華中五省，華南兩省。他在北京和山東、山西的演講都由胡適翻譯。杜威夫婦決定在中國停留那麼久完全因為中國當時發生了五四運動，他們要親身看看這場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對中國的影響。他們的女兒伊弗林為《杜威夫婦信札集》寫的序文說：「中國為爭取統一、獨立和民主而發動的熱烈奮鬥深深迷住了他們，他們終於改變了回國計劃」。杜威在中國的第一年到處發表演講，一部份由胡適現場翻譯，另一部份講教育哲學的演講由蔣夢麟現場翻譯。蔣夢麟是杜威在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的學生。杜威在中國的第二年主要是在北京大學當客座教授，向高級班的學生直接用英語講學，不用翻譯。
此外，杜威在北京的演講另有兩種，一是美國民主政治的發展三講，二是現代的三位哲學家三講。這三位哲學家是詹姆士（William James），伯格森（Henri Bergson）和羅素（Bertrand Russell）。這三次演講是因為一九二○年羅素也要到中國講學，學術界邀請杜威預先給羅素做點介紹。
杜威的學術理念胡先生一生講了許多次也寫了許多次，最簡明最有用的一篇是一九五九年七月九日在美國夏威夷大學演講的那篇。那天，夏威夷大學頒授人文學博士學位給胡先生，胡先生用英文講〈杜威在中國〉，夏道平全篇翻譯成中文，經胡先生親自校過一遍，刊登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臺北出版的《自由中國》二十一卷第四期。胡先生上臺第一句話點出杜威代表的是自由世界良知的一星燈火：
杜威，是在一八五九年十月二十日出生的，一九五二年去世，活了九十三歲。今年十月，自由世界將有許多地方要為他舉行誕辰百年祭。
接着，胡先生講述杜威夫婦為「五四運動」留在中國觀察政局發展，一住兩年又兩個月。接着，胡先生回顧五四運動的原因和五四當天的情景：「這件事完全是青年們愛國心的自動爆發。可是共產黨徒偏要說五四運動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份，而且是由中共策動和領導的。這全然是個謊言。事實上，一九一九年的時候中國還沒有一個共產黨徒。」接着，胡先生一邊陳述北京的事態一邊引述杜威夫婦當時寫給家中女兒們的信。接着，胡先生臚列杜威在中國各處演講的題目和演講的籌備以及演講的效果：「那時候，杜威的學生們在北京、南京、蘇州和上海這些地方創辦了幾個『實驗學校』，其中有的就叫做『杜威學校』，像南京高等師範附設的那所實驗學校就是。」胡先生說杜威四十年前來到中國，四十年來給中國帶來的影響和覺醒並不容易估計，因為這四十年裏戰禍連綿，國民革命，八年抗戰，國共內戰，一直到最後大陸淪陷。在這樣混亂的局勢中要估量一位思想家或一種思想體系對人們的影響實在太難了：「可是，在現在的情況下，共產黨政權倒給了我們一種想不到的幫助，使得我們能夠估計杜威對中國的影響。這就是因為他們對於杜威的實驗主義，對於杜威的信徒們，發動了一個普及全國的攻擊與清算。」
胡先生說這個大規模的清算一九五○年就開始，不過當時攻擊的力道還算溫和，授意寫出來的文章不外引述美國人批評杜威的話去支持他們的論點。一九五四、五五年間清算運動步步激烈起來，策動各方一致對付胡適思想，範圍包括哲學、歷史、哲學史、政治思想、文學和中國文學史等，兩年當中發表了三百萬字文章清算胡適幽靈驅逐胡適幽靈，每一篇文章必然駡到杜威，駡他是毒素的根源：「在共產黨控制的區域裏，對這種『毒素』的影響竟那麼重視，憑着這一點，我們對於杜威給中國的影響，不就可以得到一個頗為可靠的估計嗎？」胡先生說這類文獻很多，他只隨便引了一點。第一，《人民教育》刊登了曹孚的〈杜威批判引論〉，說「假使我們要批判舊教育思想，我們首先應該批判杜威」，還說「杜威的教育思想支配了中國教育界三十年。他的社會哲學和一般哲學，在一部份中國人中間，也有一定的影響」。第二，杜威派的大教育家之一陳鶴琴對上海學校的現代化曾經負過責任，他在江蘇省第一屆人民代表會議上被迫公開認罪，說杜威親自來華講學，宣揚他的實用主義哲學和反動教育思想，並通過反動思想大本營哥倫比亞大學幾百名中國留學生，帶回來杜威的那些反動的主義和思想，其中最顯著的，當然要算杜威在中國的幫兇胡適。第三，王若水寫〈清算胡適的反動哲學遺毒〉，說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三十多年來基本上一直由資產階級唯心論（也即實驗主義）的代表胡適所佔據。王若水說儘管解放後學術界已經承認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地位，古典文學研究領域裏的胡適派影響依然沒有受到應有的清算。第四，孫定國〈批判胡適哲學思想的反動實質〉說胡適的實驗主義思想毒害不僅滲透到古典文學的研究領域，而且遠遠滲透到歷史學、教育學、語言學甚至自然科學的領域中，他說，在哲學方面的影響顯然最大。
胡先生演講裏說赤色政權的主子和奴隸所最怕的也是最想消滅的其實是杜威的「思想的哲學理論」（a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inking）。杜威認為思想並不是一種消極的活動，不是從一些沒有問題的絕對真理去作推論，而是一套有效的工具與方法，可以解釋疑難，可以克服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難。杜威說，疑惑和困難的情境引發思想，催促思想去研究事實的真相，提出假定去解決當初的疑難，最後用種種方法證明出哪一種假定能夠圓滿解決或應付原先激起的疑難問題或疑難情境。胡先生說過去四十年他努力推動杜威這套思想論使之普遍，指出這種思想論既是科學方法的適當分析，也是中國考據方法的適當分析。胡先生說這套考據方法是最近三百年當中經學大師運用得最成功的方法，由此可知科學方法的精神在於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胡先生說，這套思想概念自自然然產生兩個明顯的系論：第一，人和社會的進步靠的是積極運用智慧解決一些真實而具體的問題；杜威說「進步總是零零碎碎的，只能零賣，不能批發」。這種觀念共產黨徒絕不容許，他們相信的是全面的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以為這種革命一夜之間可以帶來全面的進步。第二個系論也是共產黨徒絕對抗拒的，那就是在合理的思想過程中，所有理論所有學說通通不可視為絕對的真理，只能視為有待考驗的假設，有待於實用中加以考驗的假定；只能看作是幫助人類知識的工具和材料，不能看作是不成問題、不容考慮的教條，以免窒息了人類的思想。杜威在北京演講〈道德教育〉的時候說：「要經常培養開濶的胸襟，要經常培養知識上誠實的習慣，還要經常學着向自己的思想負責任」。胡先生說這些話足夠嚇得共產黨徒神經錯亂，也足夠激起他們對杜威、對實驗主義、對胡適的幽靈來一次好幾年的痛擊和謾駡。胡先生演講的結論說，共產黨的這些痛擊和謾駡，是從一九五四年討論著名小說《紅樓夢》開始的，因為四十年前胡先生用科學的研究方法研究《紅樓夢》的作者和作者身世與家庭背景，以及這部小說的原文的若干問題，不僅漸漸發現了從未發現的材料，而且證實了胡先生以前求得的結論。胡先生說他刻意用了杜威的思想論和思想方法去考證一部名著和其他幾本小說，這套思想方法也應用在中國思想史、宗教史的許多難題的研究上，其中包括佛教禪宗的歷史。胡先生說一九三○年十二月他出版的《胡適文選》收了三篇關於《紅樓夢》的考證文章，《文選》序文是寫給青年讀者看的，講明希望少年讀者們不要把這些小說考證看作是教你讀小說的文字。胡先生說這些都是思想學問的方法，要讀者學一點科學精神，一點科學態度，一點科學方法。科學精神是為了尋求事實，尋求真理。科學態度是為了撇開成見，擱起感情，只認得事實，只跟着證據。科學方法則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裏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着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種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胡先生說因為這些話，他招來了好幾年的攻擊和數百萬字的謾駡，這些不僅僅是以他為目標，而且也牽累到他敬愛的師友杜威先生也遭受了攻擊和謾駡：「這些謾駡的文字，也同時使我感覺到愉快和興奮，因為我覺得杜威在中國花掉兩年又兩個月的時間，並不是完全白花的。我個人四十年來的一點努力，也不是完全白費的。杜威和他的學生畢竟留下了大量的『毒素』，這種『毒素』對馬列主義的奴化瘟疫，還會發生抗毒和防腐的作用。」杜威這位美國哲學家、教育家在古老中國播下的種子曾經開花結果，曾經花果飄零。四十多年前牛津大學一位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英國學人說那是一樁美麗的錯誤，連美國中央情報局都意想不到的結局。「杜威是中情局的人嗎？」我問他。「胡適是中情局的人嗎？」他反問我。我們相顧失笑。暮春三月，牛津的風還有點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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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五月三日胡適在上海寫《中國哲學史大綱》再版自序，隔天五月四日，北京學生發動「五四」運動。《胡適文存》裏有一篇〈蔡元培以辭職為抗議〉，說一九一九年三四月間，歐美留學生在清華園開了三天大會，組織起「政治主張起草委員會」，擬出詳細政綱，一條一條報告出來都通過了：「蔡（元培）先生說，將來總有一日實在黑暗得太不像樣了，一班稍有人心稍為自愛的人實在忍無可忍了，只好拋棄各人的官位，相率離開北京政府，北京政府也就要倒了。」北京政府說的是北洋軍閥政府。四月三十日，巴黎和會允准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利。五月一日到五月二日之間，從巴黎和會傳來的秘密消息說，日本代表團在和會上提出的山東問題幾種強橫要求全都勝利了，美國威爾遜總統讓步，德國在山東的各種權利都要交給日本接管。和會當時還拒絕中國政府要求列強放棄在華特權，取消日本政府一九一五年向袁世凱北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條。巴黎和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為解決國際上各項問題而召開的會議。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年開戰，一九一八年休戰，雖然有了一套停戰協定，敵對狀態已然告終，和會要到翌年一月十八日才正式召開。一月十二日，法、英、美、意四國政府首腦和外交部長先召開一次預備會議，決定四國首腦及外長加上日本全權大使組成最高理事會掌控決策事項。到了三月，為議事方便，最高理事會減為四人理事會，由西方四國政府首腦組成，日本首席全權代表則不必置問不涉日本利益之議題。各國外交部長組成五人理事會處理次要事務。五個強國共同控制最高經濟理事會。巴黎和會主要結果是通過《國際聯盟盟約》，簽訂凡爾賽條約。美國在和會上起初反對日本提出的德國原本在中國領土山東的主權要求，不料威爾遜變卦讓步，德國在山東的各種權利都要交給日本接管。一九二○年一月十六日國際聯盟正式成立，巴黎和會從此結束。
《胡適時論》裏說，五月四日那天是星期天，北京十多間學校三千多名學生在天安門開大會，人人手裏拿一面白旗，寫着「還我青島」、「還我山東」、「誅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字樣，他們在大會上決定遊行。隊伍出了中華門沿途散了許多傳單，其中一張〈北京學界全體宣言〉說：「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說：「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國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學生隊伍到美、英、法、意四國使館遞了說帖之後，大隊經過戶部街、東長安街、東單牌樓、石大人胡同，一直走到趙家樓的曹汝霖住宅。曹家大門緊閉，幾個學生爬上同學肩頭翻牆跳進去打開大門，大批學生擁進宅內，找不到曹汝霖碰到了駐日公使章宗祥，打了他一頓打得皮破血流。這時候屋裏一處忽然起火，火勢大了學生才跑出去。警察總監吳炳湘帶隊趕到的時候大家早散了，警察只抓走路上趕不上隊伍的三十三個人。北京政府最初手段高壓，拘捕學生，封禁《益世報》，監視《晨報》與《國民公報》，下令褒獎曹、陸、章三人功績。學生更憤激了，發起許多露天演講，勸國人買國貨，宣傳對日的經濟抵制，全國各地學生紛紛響應，發動宣傳抵制日貨的演講團。
五月七日，胡適去上海參加國民大會。胡先生那時候丁憂戴孝，不穿綢衣，身上全套北京穿來上海的夾袍馬褂。那天天氣熱，他去公共體育場參加集會聽上海一班演說家演講「五四」議題，全身汗濕，跟着大隊去遊行，回到一家同鄉店裏邀了一位同鄉帶他去買替換的衣服。就在那幾天裏，胡先生和蔣夢麟去看孫中山先生。中山先生說他新近寫了一部書，快出版了，他們於是談了「知易行難」的哲學。後來美國哲學家杜威去看孫先生，孫先生說的也是這番道理。胡先生多年後在〈答唐山大學學生劉君信〉裏寫了他對中山先生的印象：
青年學生如要想干預政治，應該注意學識的修養。你們不聽見吳稚暉先生說孫中山先生沒有一天不讀書嗎？民國八年五月初，我去訪中山先生，他的寓室內書架上裝的都是那幾年新出版的西洋書籍，他的朋友可以證明他的書籍不是擺架子的，是真讀的，中山先生所以能至死保留他的領袖資格，正因為他終身不忘讀書，到老不廢修養。其餘那許多革命偉人，享有盛名之後便丟了書本子，學識的修養就停止了，領袖的資格也放棄了。
五月十日，南北議和破裂。議和起因是一九一七年北洋軍閥解散國會，驅走總統黎元洪，中山先生在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組織護法軍政府以示反對北洋軍閥政府。一九一八年中山先生在桂系軍閥把持下憤而去職，護法軍政府成了南方軍閥割據的政權。一九一九年二月，北洋政府徐世昌派出朱啟鈐與南方軍政府岑春煊派出的唐紹儀在上海開會議和，這個會議受皖系軍閥段祺瑞破壞終於破裂，沒有協議。這段時日，全國各地都有抵制日貨的運動，北京學生也仍然天天上街演說，《胡適時論》紀錄了當時事態的發展，說日本政府頻頻抗議，北京政府大力鎮懾，一日之內抓走上街演講的學生一千多名，全部關在北京大學法科。六月四日又抓了一千多名，北大法科容不下了，北大理科於是也成了臨時拘禁所。北河沿一帶有陸軍第九師步兵一營和第十五團駐紮圍守，從東華門到北大第三院佈滿士兵帳棚。六月四日，上海、天津知道北京抓走幾千名學生，各校師生紛紛罷課抗議，上海商家宣佈罷市三天。南京、杭州、武漢、九江、天津、濟南、安徽、廈門各地商家也都響應上海宣佈罷市，要求釋放學生並罷黜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個親日領袖。北京政府一見勢頭既廣且猛，驚慌失措，翌日悄悄撤走北河沿軍隊。學生又上街演講了。六月十日，政府罷免交通總長曹汝霖，罷免駐日公使章宗祥，罷免幣制局總裁陸宗輿。全國各地和海外的學生會與公共團體紛紛發電報警告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不許他們在對德和約上簽字。在歐洲的中國學生組織了糾察隊，日夜監守中國代表的住處，不許他們去簽字。對德和約原本是六月二十八日下午三點在凡爾賽宮批簽，那天下午中國代表團沒有到場，並通知和會主席，聲明中國拒絕簽字。胡適先生那篇時論結尾說：
「五四」事件在當時的結果，第一，使北京政府罷免曹、陸、章三人；第二，使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拒絕凡爾賽和約的簽字。這個青年學生愛國運動後來大家都叫做「五四運動」。
五四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五四之前，有蔡元培校長領導之下的北京大學教授與學生出版的《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所提倡的文學革命、思想自由、政治民主的運動。五四之後，有全國知識青年熱烈參預新文藝運動、新思潮運動，和各種新的政治活動。
胡先生這段話是一九四七年「五四」二十八週年寫的。一九三五年「五四」那天，胡先生的紀念文章說：「（一九一九年的）三年之後，華盛頓會議的結果，使我們收回山東的失地，其中首功還得算『五四運動』的幾千個青年學生。」「五四運動」這個名詞，最早見於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第二十三期的《每週評論》上，一位署名「毅」的作者在那一期寫了一篇〈五四運動的精神〉說：第一，這次運動是學生犧牲的精神；第二，這次運動是社會的制裁精神；第三，這次運動是民族自決的精神。周策縱教授生前給我看過這篇文章的影抄本，周教授認為這個評語非常貼切。
思想的革新，政治的注碼
我認定五四運動是國族的覺醒也是國魂的豐碑。我在英國看到的好幾份「五四」學術論文幾乎都遵照胡適的判斷總結五四運動是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這套演繹其實也正是「覺醒」的闡釋更是「豐碑」的描劃。胡先生一九二八年五月四日在上海光華大學演講〈五四運動紀念〉，那是一篇重要的總結。胡先生分析了五四運動的背景、發生和影響。第一，五四運動引起全國學生注意社會及政策的事業，學生從此知道怎麼干預政治，漸漸對政治發生興趣。第二，學生為這個運動所做的出版物都用白話文章發表意見，無形中大大推廣了幾年前發生的新文學運動，新文學的勢力深深進入學生的頭腦裏，這是五四運動對新文學的助長。第三，五四運動對平民教育起了莫大的影響，各學校創立平民學堂，由學生義務教人識字，為平民教育的前途增色不少。第四，勞工運動隨着五四運動之後到處發生，各處城市從此都有了工會組織，那是五四運動的功績。第五，婦女的地位也因五四運動而大大提高，中國婦女從此邁向解放之路。第六，五四運動之後，政黨察覺吸收青年人的重要，大家同心工作。胡先生說，從這幾方面看，孫中山先生最能體念五四運動的真意義，孫先生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寫信給海外黨部，囑咐他們籌款五萬創辦一所最大最新式的印刷機關，那是因為孫先生認定思想革命的勢力高過一切，革命要成功，非先從思想入手不可，這種傾向正是受了五四運動影響的結果。胡先生說：
五四運動為一種事實上的表現，證明歷史上的一大原則，亦可名之曰歷史上的一個公式。什麼公式呢？凡在變態的社會與國家內，政治太腐敗了，而無代表民意機關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責任，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反轉來講，如果在常態的社會與國家內，國家政治非常清明，且有各種代表民意的機關存在着，那末青年學生就無需干預政治了。
胡先生最後話鋒一轉說，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青年實在犧牲太大了，「所以中國國民黨在第四次全體會議中議決的中央宣傳部宣傳大綱內有一條，即有禁止學生干預政治的表示。意謂年青學生，身體尚未發育完全，學問尚無根底，意志尚未成熟，干預政治，每易走入歧途，故以脫離政治運動為妙」。青年學生掀起的五四運動既然是胡先生說的全國學生愛國運動的勝利，既然產生了胡先生上面列出的許多正面效果，既然扭轉了古老中國各個階層的命運，犧牲大些其實值得。胡先生體恤國民黨禁止學生干預政治，那也許是胡先生一貫老成持重的個性的流露，那也許是胡先生三番四次表明他不想涉足政治的心願的反射，那也許是胡先生慣於周全執政黨的習性的昇華。那也許甚至是胡先生的遠見，不想看到青年學生受左派利用成了無辜的政治棋子。胡先生從來忌憚政治，忌憚主義，五四運動之後國內風氣傾向於談主義，他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警告。胡先生越到晚年越想把五四運動和新文學運動的關係說得溫和說得理智。一九五八年他六十八歲講〈五四運動以來的文藝發展情形〉說，有些教授把五四運動稱作新文學運動、新思想運動，他認為應該稱作文藝復興運動：「從宋朝到現在的九百多年間，這個文藝復興運動一直都在發展。四十年前開始提倡的新文學，只不過是這千年間的一部份，或者一個時代」。胡先生說白話文不是他或者陳獨秀創造出來的，只是幾千年以來演變出來的口語，是我們祖宗創造的資本：「怎樣推行白話文呢？簡單的說，就是『漢字寫白話』。」胡先生那篇紀念五四的演說甚至借自由的文學把矛頭指向左派的文藝觀點，說魯迅變成左傾文人之後就喪失了創作的自由。胡先生引用《魯迅書簡集》中寫給胡風的一封信：「黨外還有自由，入了黨，就會醬在黨的組織中，永無自由」。另外一封信說：「我像鎖在一條鐵鍊上，後面像有人拿着皮鞭打我，工作越起勁，打得越厲害。」胡先生說：「這『後面的人』，就是指的周揚。」我漸漸留意到中共批判胡適思想越兇，胡先生對五四運動和五四人物越發有了不一樣的看法，晚年尤其多了許多懷疑和慎思。那年五月裏，蘇雪林寄贈幾本她寫的書給胡先生，胡先生回信裏說他匆匆翻看了那本《棘心》：「在九十、九四頁上看見你追念『五四』的『理性女神』的文字。我同情你的看法，但我覺得『五四』本身含有不少的反理智成份，所以『不少五四時代過來人』終不免走上反理智的路上去，終不免被人牽着鼻子走。」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高惜冰、吳相湘和于衡去南港中央研究院看望胡先生，秘書胡頌平把胡先生那天講的話抄錄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十一冊的補編裏：
先生談起「五四」這班人的作法，是不贊成的。「五四」以後，大家都搶學生作他們的群眾了。陳獨秀到武漢講演之前，他在監獄裏關了八十天，只許他看《聖經》。他從監獄裏出來後的第一篇文章是〈基督教與中國的大貢獻〉；如果他不到南方去，他的思想不會這樣轉變的，以後也沒有這個大亂子。這個歷史外面知道的很少。我很少提到「五四」。今年四十年了，回頭來想想，「五四」是個不幸的事。我是向來不主張學生干預政治的，青年人應該享受國家的保障，使他不干預政治。美國學生對政治不感興趣，只有猶太學生對政治有興趣。學生的干預政治是變態的：凡政治不良，又沒有正當表現改良政治輿論的時代，（干政）一定落在學生的身上，如東漢、宋朝、明朝的太學生出來干政，都是如此的。
一九六○年的五月四日下午五點，胡先生到臺北靜心樂園去參加北大校友會舉行的五四紀念會，胡先生慨嘆說：「我們提倡有心，實行無力，當政三十多年的國民黨實在沒有好好的幫忙五四。」胡先生那天的演說沒有講稿，《年譜》根據《公論報》和其他報章的紀錄摘要綜合了胡先生的意思。胡先生說當政的國民黨主張民族主義，凡民族主義運動都帶有守舊的、頑固的思想，認為老祖先的一切東西都是好的，中國國民黨就代表這種思想。過去四十多年國民黨執政了三十多年，他們沒有幫助五四使之具有輝煌的成就。國民黨中只有吳稚暉、蔡元培、蔣夢麟、劉大白等前進人物很想幫助推行這個運動。劉大白說：白話是人話，文言是鬼話。劉大白是蔣夢麟任教育部長的次長，他實在是文學革命的同志。四十多年了，除了上述幾位幫助五四運動，其他都還是保守太多。胡先生說他不是責備他們，歷史是這樣記載的：
我可以說對此運動是提倡有心，實行無力，如同開山一樣，山已經開了，還要大家繼續去做。我對五四紀念會的事情不表熱心，就是因為感覺慚愧。如果把五四當作民主運動、科學運動、文藝運動，那末，我們不僅要紀念過去，還要努力將來，鼓勵兒孫繼續努力。下一個十年紀念五四時，或可使慚愧心減輕。
綜觀五四運動之後幾十年來胡先生對「五四」的論斷，不難看出這個運動縱然加速了國民黨的蛻變，同時卻也為共產黨的擴張和壯大提供了理論和組織的基礎。從發展白話文學的角度看，五四運動確然幫了大忙，這點胡先生從來沒有否認也從來心存感激。從政治勢頭的成敗考量，五四運動無疑對整個國運起過不容胡先生漠視的震蕩。胡先生晚年紀念「五四」之際的愧疚之情似乎離不開他對五四運動牽引了共產主義崛起的惋慨。胡先生晚年追憶陳獨秀的那幾句話畢竟是萬般無奈了。我甚至想到胡先生難免憂心他提倡的通俗文化白話文學其實已然成了釀製馬列烈酒的酵母。余英時先生在胡適《年譜》序文裏談到胡先生文字的「淺顯」問題，說胡先生當年開風氣的功績正是來自胡先生「淺顯」的科學方法和合乎邏輯的白話文字。余先生說：
事實上，「五四」後期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無論在思想或文字的層次上都只有比胡適更「淺顯」（馬克思本人的著作當然是很「艱深」的）。所以胡適的「淺顯」決不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興起的原因。
我始終相信胡先生在五四運動前後乃至他一生所提倡的科學、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終歸要繼續深深影響中國知識分子的識見和信念。余先生說中共對胡適思想的批判從今天思想史的角度看，那是對胡先生最高的敬禮。
一九六一年五月四日晚飯後，北大同學會五四紀念會推定八位老校友去南港中央研究院院長住宅看望胡先生，四十二年前瀠瀠浩蕩的景觀幡然重現，教人低徊。五四運動那年的六月十一日，陳獨秀被捕，《每週評論》從第二十六期起由胡先生接編，一直到八月底北京警察廳查封為止。一九五三年年初，臺北市報業公會的歡迎會上胡先生的演講說：「以前我們是不談政治的，結果政治逼人來談。後來只是不幹政治，正如穆罕默德不朝山，山朝穆罕默德一樣，把二十年不談政治放棄了。」胡先生說抗戰時期，政府徵調國民服務，先要胡先生去美國做非正式的國民外交，後來派胡先生為駐美大使，做了四年的外交官：「這是我立禁約不談政治的第二十一年。」五四運動那年六月裏，胡先生寫了一首小詩叫〈愛情與痛苦〉：
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
幾度細思量，情願相思苦。
小詩發表在《每週評論》，胡先生加了這樣一段跋語：
有一天我在張慰慈的扇子上寫了兩句話：「愛情的代價是痛苦的，愛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陳獨秀引了我這兩句話，做了一條隨感錄（《每週評論》二十五期）加上一條按語道：「我看不但愛情如此，愛國愛公理也都如此。」這條隨感錄出版後三日，獨秀就被軍警抓走了，至今還不曾出來。我又引了他的話，做了一條隨感錄（《每週評論》二十八期）。後來我想這個意思可以入詩，遂用「生查子」詞調做了這首小詩。
一百年後的二○一九年重讀胡先生的小詩和跋語，重讀陳獨秀的隨感錄，我一點不覺得陌生：蔡元培先生的黑夜真長。連來中國正好遇上五四運動的杜威夫婦寫回美國的家書也說：「這是一個奇怪的國家」。
良知的捍衛，極權的夢魘
杜威（John Dewey）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和夫人愛麗絲到了上海，在中國一住住了兩年又兩個月，去過中國的十一個省，華北四省，華中五省，華南兩省。他在北京和山東、山西的演講都由胡適翻譯。杜威夫婦決定在中國停留那麼久完全因為中國當時發生了五四運動，他們要親身看看這場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對中國的影響。他們的女兒伊弗林為《杜威夫婦信札集》寫的序文說：「中國為爭取統一、獨立和民主而發動的熱烈奮鬥深深迷住了他們，他們終於改變了回國計劃」。杜威在中國的第一年到處發表演講，一部份由胡適現場翻譯，另一部份講教育哲學的演講由蔣夢麟現場翻譯。蔣夢麟是杜威在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的學生。杜威在中國的第二年主要是在北京大學當客座教授，向高級班的學生直接用英語講學，不用翻譯。
此外，杜威在北京的演講另有兩種，一是美國民主政治的發展三講，二是現代的三位哲學家三講。這三位哲學家是詹姆士（William James），伯格森（Henri Bergson）和羅素（Bertrand Russell）。這三次演講是因為一九二○年羅素也要到中國講學，學術界邀請杜威預先給羅素做點介紹。
杜威的學術理念胡先生一生講了許多次也寫了許多次，最簡明最有用的一篇是一九五九年七月九日在美國夏威夷大學演講的那篇。那天，夏威夷大學頒授人文學博士學位給胡先生，胡先生用英文講〈杜威在中國〉，夏道平全篇翻譯成中文，經胡先生親自校過一遍，刊登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臺北出版的《自由中國》二十一卷第四期。胡先生上臺第一句話點出杜威代表的是自由世界良知的一星燈火：
杜威，是在一八五九年十月二十日出生的，一九五二年去世，活了九十三歲。今年十月，自由世界將有許多地方要為他舉行誕辰百年祭。
接着，胡先生講述杜威夫婦為「五四運動」留在中國觀察政局發展，一住兩年又兩個月。接着，胡先生回顧五四運動的原因和五四當天的情景：「這件事完全是青年們愛國心的自動爆發。可是共產黨徒偏要說五四運動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份，而且是由中共策動和領導的。這全然是個謊言。事實上，一九一九年的時候中國還沒有一個共產黨徒。」接着，胡先生一邊陳述北京的事態一邊引述杜威夫婦當時寫給家中女兒們的信。接着，胡先生臚列杜威在中國各處演講的題目和演講的籌備以及演講的效果：「那時候，杜威的學生們在北京、南京、蘇州和上海這些地方創辦了幾個『實驗學校』，其中有的就叫做『杜威學校』，像南京高等師範附設的那所實驗學校就是。」胡先生說杜威四十年前來到中國，四十年來給中國帶來的影響和覺醒並不容易估計，因為這四十年裏戰禍連綿，國民革命，八年抗戰，國共內戰，一直到最後大陸淪陷。在這樣混亂的局勢中要估量一位思想家或一種思想體系對人們的影響實在太難了：「可是，在現在的情況下，共產黨政權倒給了我們一種想不到的幫助，使得我們能夠估計杜威對中國的影響。這就是因為他們對於杜威的實驗主義，對於杜威的信徒們，發動了一個普及全國的攻擊與清算。」
胡先生說這個大規模的清算一九五○年就開始，不過當時攻擊的力道還算溫和，授意寫出來的文章不外引述美國人批評杜威的話去支持他們的論點。一九五四、五五年間清算運動步步激烈起來，策動各方一致對付胡適思想，範圍包括哲學、歷史、哲學史、政治思想、文學和中國文學史等，兩年當中發表了三百萬字文章清算胡適幽靈驅逐胡適幽靈，每一篇文章必然駡到杜威，駡他是毒素的根源：「在共產黨控制的區域裏，對這種『毒素』的影響竟那麼重視，憑着這一點，我們對於杜威給中國的影響，不就可以得到一個頗為可靠的估計嗎？」胡先生說這類文獻很多，他只隨便引了一點。第一，《人民教育》刊登了曹孚的〈杜威批判引論〉，說「假使我們要批判舊教育思想，我們首先應該批判杜威」，還說「杜威的教育思想支配了中國教育界三十年。他的社會哲學和一般哲學，在一部份中國人中間，也有一定的影響」。第二，杜威派的大教育家之一陳鶴琴對上海學校的現代化曾經負過責任，他在江蘇省第一屆人民代表會議上被迫公開認罪，說杜威親自來華講學，宣揚他的實用主義哲學和反動教育思想，並通過反動思想大本營哥倫比亞大學幾百名中國留學生，帶回來杜威的那些反動的主義和思想，其中最顯著的，當然要算杜威在中國的幫兇胡適。第三，王若水寫〈清算胡適的反動哲學遺毒〉，說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三十多年來基本上一直由資產階級唯心論（也即實驗主義）的代表胡適所佔據。王若水說儘管解放後學術界已經承認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地位，古典文學研究領域裏的胡適派影響依然沒有受到應有的清算。第四，孫定國〈批判胡適哲學思想的反動實質〉說胡適的實驗主義思想毒害不僅滲透到古典文學的研究領域，而且遠遠滲透到歷史學、教育學、語言學甚至自然科學的領域中，他說，在哲學方面的影響顯然最大。
胡先生演講裏說赤色政權的主子和奴隸所最怕的也是最想消滅的其實是杜威的「思想的哲學理論」（a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inking）。杜威認為思想並不是一種消極的活動，不是從一些沒有問題的絕對真理去作推論，而是一套有效的工具與方法，可以解釋疑難，可以克服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難。杜威說，疑惑和困難的情境引發思想，催促思想去研究事實的真相，提出假定去解決當初的疑難，最後用種種方法證明出哪一種假定能夠圓滿解決或應付原先激起的疑難問題或疑難情境。胡先生說過去四十年他努力推動杜威這套思想論使之普遍，指出這種思想論既是科學方法的適當分析，也是中國考據方法的適當分析。胡先生說這套考據方法是最近三百年當中經學大師運用得最成功的方法，由此可知科學方法的精神在於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胡先生說，這套思想概念自自然然產生兩個明顯的系論：第一，人和社會的進步靠的是積極運用智慧解決一些真實而具體的問題；杜威說「進步總是零零碎碎的，只能零賣，不能批發」。這種觀念共產黨徒絕不容許，他們相信的是全面的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以為這種革命一夜之間可以帶來全面的進步。第二個系論也是共產黨徒絕對抗拒的，那就是在合理的思想過程中，所有理論所有學說通通不可視為絕對的真理，只能視為有待考驗的假設，有待於實用中加以考驗的假定；只能看作是幫助人類知識的工具和材料，不能看作是不成問題、不容考慮的教條，以免窒息了人類的思想。杜威在北京演講〈道德教育〉的時候說：「要經常培養開濶的胸襟，要經常培養知識上誠實的習慣，還要經常學着向自己的思想負責任」。胡先生說這些話足夠嚇得共產黨徒神經錯亂，也足夠激起他們對杜威、對實驗主義、對胡適的幽靈來一次好幾年的痛擊和謾駡。胡先生演講的結論說，共產黨的這些痛擊和謾駡，是從一九五四年討論著名小說《紅樓夢》開始的，因為四十年前胡先生用科學的研究方法研究《紅樓夢》的作者和作者身世與家庭背景，以及這部小說的原文的若干問題，不僅漸漸發現了從未發現的材料，而且證實了胡先生以前求得的結論。胡先生說他刻意用了杜威的思想論和思想方法去考證一部名著和其他幾本小說，這套思想方法也應用在中國思想史、宗教史的許多難題的研究上，其中包括佛教禪宗的歷史。胡先生說一九三○年十二月他出版的《胡適文選》收了三篇關於《紅樓夢》的考證文章，《文選》序文是寫給青年讀者看的，講明希望少年讀者們不要把這些小說考證看作是教你讀小說的文字。胡先生說這些都是思想學問的方法，要讀者學一點科學精神，一點科學態度，一點科學方法。科學精神是為了尋求事實，尋求真理。科學態度是為了撇開成見，擱起感情，只認得事實，只跟着證據。科學方法則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裏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着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種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胡先生說因為這些話，他招來了好幾年的攻擊和數百萬字的謾駡，這些不僅僅是以他為目標，而且也牽累到他敬愛的師友杜威先生也遭受了攻擊和謾駡：「這些謾駡的文字，也同時使我感覺到愉快和興奮，因為我覺得杜威在中國花掉兩年又兩個月的時間，並不是完全白花的。我個人四十年來的一點努力，也不是完全白費的。杜威和他的學生畢竟留下了大量的『毒素』，這種『毒素』對馬列主義的奴化瘟疫，還會發生抗毒和防腐的作用。」杜威這位美國哲學家、教育家在古老中國播下的種子曾經開花結果，曾經花果飄零。四十多年前牛津大學一位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英國學人說那是一樁美麗的錯誤，連美國中央情報局都意想不到的結局。「杜威是中情局的人嗎？」我問他。「胡適是中情局的人嗎？」他反問我。我們相顧失笑。暮春三月，牛津的風還有點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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