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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六四屠城後,北京大批知識分子被清算,參與學運的學生被通緝,這些學人大部份被迫逃離中國。昔日頂尖的學子們面對鎮壓,除了失望更是失業、失學,變成流浪他鄉的孤魂。在他們最無助之際,當時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所任教的余英時,出手拯救這些中國學人,爭取一名校長捐助100萬美元(約780萬港元),協助成立普林斯頓中國學社,邀請他們前往升學或做研究,改寫了他們的命運。余英時接受《蘋果》記者採訪時說:「六四時我在美國,北京戒嚴前在《紐約時報》刊全版廣告,呼籲中共不要武力鎮壓。」余的表妹正是後來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之一的張先玲,余的姪兒王楠在天安門西側南長街南口被槍射死。余英時之後又聯同學者在海外譴責,他從此不再踏足中國。
資助柴玲 保薦王丹
香港黃雀行動營救出眾多被中共通緝的學人,但香港並非他們長居之地,流亡北美後他們面臨生活困境,余英時主導的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成為他們的臨時庇護所。余英時說:「有一個校友(約翰·艾略特John B. Elliott)在我家跟我一塊看六四照片,很同情年輕的學生。六四後我去了西部,從西部到台灣,他一個人拿出一百萬美金,交給校長,要校長辦一個計劃,援助逃出來的年輕人,所以我們才有普林斯頓中國學社。」
當時中國學社的工作非常簡單,余英時說:「就是養他們,讓他們在這裏看書,寫東西,開會,做研究,活動,我們不管他們的,給他們自由。」受邀到中國學社者包括學運領袖柴玲、著名的民主倡導者兼天體學家方勵之、作家兼記者劉賓雁、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核心經濟智囊陳一諮等,合共26人。余透露:「當時我們就給他們錢,每個人每月有上千塊(美元)生活費。」余英時創辦的中國學社,給這些六四流亡者們適應美國生活提供了重要平台。
柴玲在中國學社資助下考獲普林斯頓大學國際關係與政治學碩士,後從商任教育軟體公司總裁,十年前宣佈捐款100萬美元支持中國人權與民主運動,報答當年靠100萬美元捐款成立的中國學社。當時流亡法國的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前所長嚴家祺,亦獲余英時邀到美國,他說:「余教授是當時第一個寫信邀請到美國的學者,我非常感謝他。」嚴透露,當時他有意到中國學社,但因法國不希望再有六四流亡的中國學人離開,於是嚴與余緣慳一面,直到前年兩人才首次見面。
另一位學運領袖王丹亦受余英時照顧,王1998年離開中共監獄後,余主動為他寫推薦信,保薦他入哈佛大學。後來余亦安排王到台灣講學,促使王丹在台灣任教長達八年。王丹曾自言:「對他(余英時)來說,或許只是無數類似的幫助他人的小事情,但是對我的人生來說,成了一個巨大的里程碑。我雖然沒有師從余先生,但是說他是我的人生導師,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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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柴玲 保薦王丹
香港黃雀行動營救出眾多被中共通緝的學人,但香港並非他們長居之地,流亡北美後他們面臨生活困境,余英時主導的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成為他們的臨時庇護所。余英時說:「有一個校友(約翰·艾略特John B. Elliott)在我家跟我一塊看六四照片,很同情年輕的學生。六四後我去了西部,從西部到台灣,他一個人拿出一百萬美金,交給校長,要校長辦一個計劃,援助逃出來的年輕人,所以我們才有普林斯頓中國學社。」
當時中國學社的工作非常簡單,余英時說:「就是養他們,讓他們在這裏看書,寫東西,開會,做研究,活動,我們不管他們的,給他們自由。」受邀到中國學社者包括學運領袖柴玲、著名的民主倡導者兼天體學家方勵之、作家兼記者劉賓雁、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核心經濟智囊陳一諮等,合共26人。余透露:「當時我們就給他們錢,每個人每月有上千塊(美元)生活費。」余英時創辦的中國學社,給這些六四流亡者們適應美國生活提供了重要平台。
柴玲在中國學社資助下考獲普林斯頓大學國際關係與政治學碩士,後從商任教育軟體公司總裁,十年前宣佈捐款100萬美元支持中國人權與民主運動,報答當年靠100萬美元捐款成立的中國學社。當時流亡法國的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前所長嚴家祺,亦獲余英時邀到美國,他說:「余教授是當時第一個寫信邀請到美國的學者,我非常感謝他。」嚴透露,當時他有意到中國學社,但因法國不希望再有六四流亡的中國學人離開,於是嚴與余緣慳一面,直到前年兩人才首次見面。
另一位學運領袖王丹亦受余英時照顧,王1998年離開中共監獄後,余主動為他寫推薦信,保薦他入哈佛大學。後來余亦安排王到台灣講學,促使王丹在台灣任教長達八年。王丹曾自言:「對他(余英時)來說,或許只是無數類似的幫助他人的小事情,但是對我的人生來說,成了一個巨大的里程碑。我雖然沒有師從余先生,但是說他是我的人生導師,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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