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六四30年】六四屠城即將30年，中共經濟實力的崛起與宣傳機器的碾壓，令事件逐漸埋沒成為未能平反、無以反思的又一樁「黑歷史」。1989年，中國最精英的一代知識分子被無情踐踏，參與學運浪潮並僥倖生還者如王超華、邵江、吳仁華等則仍堅持用學術方法來還原六四史實、延續獨立思考的火種。
《蘋果》記者倫敦報道
邵江︰大清肅後 這代只剩下平庸
從中共建政以來，反右、文革、六四……極權制度歷史上的每一次運動伴隨而來的，都是對自身歷史與人民記憶的封殺與重塑，而民間的每一場苦難和抗爭都極易被中共宣傳機器的「主流」歷史敍述所遮蓋。1989年曾經是北高聯常委的邵江，六四後被捕入獄17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成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他近年一直在研究中共從1949年建政以來的地下刊物（民刊），為民間思想梳理脈絡。
民主牆孕育89一代
「在中共的審查制度之下，中國每一代人要重新認識歷史，重新認識民主、自由。」邵江認為中共黨國體制的重要特徵就是屏蔽、邊緣、甚至摧毀民間的獨立歷史敍述。同時中國會提供一個關於這段歷史的主流的敍述版本，使得一代一代人遺忘或者根本不知道這段歷史的不同敍述。
鄧小平在1989年3月曾經提過：「十年來我們的最大失誤是教育方面，對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夠，教育發展不夠。」六四後，鄧又幾次重複了這一觀點。1978年開始的民主牆時期之開明氣氛，顯然令中共心有餘悸。邵江認為，1989年以後的年輕人無法再去理解民主理念，因為中共的教育已經將這一理念和中國的發展完全割裂。「他們很多人接受了西方脈絡下的民主思想，卻已然無法與中國現狀產生共鳴，不知道與中國有甚麼關係。」
綜觀中共建政後的歷史，其實從1957年已經開始討論民主問題，並有地下刊物流傳，林昭的《星火》便是其一。哪怕是在文革期間，也有一些民間出版物在偷偷流傳。所謂民刊，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徵就是自發的、獨立的辦刊，不接受中共黨團組織指導的獨立思考的歷史，反抗的歷史——就像林昭在她詩歌裏闡述的普羅修斯盜火的精神。「我們這代也不知道當年發生了甚麼。而他們從那時候其實早已經開始討論中國的制度性問題，當時為甚麼中國人遭受了這麼多苦難。」
邵江認為，1978年民主牆開始到89年這個連續的時間段中，是相對完整的結合中國現狀討論民主的時期，那時候的開放令大量了解親歷西方政治的個人可以將第一手的經驗和觀察帶回國。直至1989年無論是寫傳單還是寫雜誌的人，很多都是民主牆時期的人。包括方勵之、劉賓雁的文章都可以在當時的民刊上找到。「當時在大學中有公開沙龍，宿舍邀請上一代人來討論的並非『民主是甚麼』，而是『為甚麼中國沒有民主』？」某種意義上可以說89的年輕一代，是78年開放的大環境所孕育的。80年代民主牆曾有人用香煙牌子幽默的做過中國政治問答，「問：中國是個癌症病人，問題出在哪？答曰：『中南海』；問：中國知識分子像甚麼？答曰：『駱駝』。」這個問答至今似乎仍然適用。
中共以經濟換政治緘默
談及當今中國的知識分子，邵江顯示出了與他沉鬱形象頗為不相符的激越。「89年以後，中共唯一達成的當年學生的『七條要求』，就是提高知識分子待遇，到現在大學就是被中共『買斷了』，只剩下（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等幾個知識分子站出來說話。」89年之後中共吸取教訓，用經濟利益「收買」了中國的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換取他們在政治上的緘默。「89年就是一場大清肅，把中國最有才華的一批知識分子清走了。這一代只剩下了平庸。」
王超華︰屠城為習定於一尊開路
王超華是六四後官方21名通緝學生名單中第14名。「臉形較長，臉色黑黃，三角眼，短髮」，當年的通緝令都帶着些許貶損。但是從記者目光來看，她是個有着花白短髮、講話輕聲細語頗有學者風度、瞇起眼睛常常微笑的和藹女士。
八九學運期間王超華曾任高自聯常委、副主席。當年已經36歲的她是學運骨幹裏年齡最長的一個。年齡和經歷，令她成為最具理性的學運骨幹，直至今日，她對六四的反思和對中國的發展分析，也是極具思辨的。──「中國當代政治，建基於六四屠城；中國民主自由的未來，有賴於重振1989年天安門抗爭的精神。」王在即將出版的六四30周年文集《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中如此總結道。
以顛覆罪擠壓公共議題
美國哈佛大學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在評價六四時曾提到「在天安門事件後的20年裏，中國人享受着社會的相對穩定和經濟的快速增長，甚至是奇蹟般的增長。……避免了大規模的騷亂。」王超華對此提出了異議，六四絕非一段小插曲，反而是改革開放，甚至中國對當代中國統治模式的基礎。王認為1989年後，中共將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一併壟斷，只剩下軍事力量和政府暴力。她認為，1989年北京民眾之所以理直氣壯地支援學生運動，一方面來自毛時代被承諾且被壓抑許久的「主人翁」身份，另一方面則是改革開放以來所蘊藏的社會能量。民眾在當時有着最樸素的，對政治正當性來源的理解，也就是中共已經不能單方面的代表人民。
而六四到如今的30年間，中共在全力發展經濟的同時，一直小心翼翼的保護着自己的政治權力不受任何侵犯。現今對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極度保守、意識形態化的批評，評論家往往會歸結於習本人的統治風格，往往也會認為是對鄧、江、胡政策傳續的割裂，然而對王超華來說，從1989年之後的中共統治脈絡來看，習不過是對前任政策的極致發展。「（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從2005年取消農業稅、2008年汶川地震救災，除了溫家的貪污問題以外，給人整個十年相對比較寬鬆的錯覺。」然而王指出，中國在經濟壓力減輕後，便集中擠壓公共空間和公共議題，人們對社會議題的發言往往被擠壓成「私人」意見，很難成為「公共事務」，否則動輒會變成「煽動顛覆」，其基本邏輯便是不可挑戰中共統治，並限定「主權在黨」，而非「在民」，更甚者給社會上灌輸一種概念：只要在「整體」發展、現代化、效率、經濟利益等名義下，就可以犧牲個體成員的利益乃至生命。可以說，「習近平」如今定於一尊的地位是靠六四坦克機槍殺戮平民打開的出路。
「要在黑暗中前行團結」
對於香港，王超華認為雖然當下整體形勢不容樂觀，但是香港的言論自由仍然是珍貴的。此時，堅守就變成了個人信念的問題，而非對時事的功利判斷。「若無這種個人的堅持、抗爭，我們的生命意義就要發生危機。人們要在黑暗中前行，發現同道，尋找共同信念的人，並團結起來」。這也是她對於六四的堅持，六四是一個緩緩燃燒火種，是一個中國從來沒有痊癒過的傷口。「只有中國發生問題的時候，人們才會回看、反思。」她知道，在中國仍然有很多年輕人關心社會公益，到那時堅守六四、爭取普遍人權、普遍民主的訴求，就會獲得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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