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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六四30年】
過往十年六四維園燭光集會都超過十萬人參加，一改再之前十多年幾萬人的單薄冷清。人多，是非更多，2016年學聯退出支聯會，港大辦過六四論壇，本土派也在尖沙嘴另起爐灶。
遍地燭光本屬好事，最好旺角花墟也有個晚會，翠屏邨平台又搞一檔，忠粉則留守維園，各有各做和而不同，六四成為每年大事，當權者每年這晚難眠，命令禁果不力的過氣特首改滅燭光，打倒昨日強烈譴責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的我，如再辱命罰款五千萬元及流放機場搬行李，遇權貴在禁區內違規取篋，過氣特嫂挺身護夫倒抽九十幾口涼氣，政府以空氣污染指數極高為由禁止集會。
可是本土派只顧打大佬，不住向支聯會放箭，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指自己也是本土派，支聯會也是本土組織。
記者：陳勝藍 攝影：謝榮耀
近年本土派抬頭，認為六四是鄰國的事，指責支聯會千般不是，「愛國」不能說，《中國夢》不能唱，「建設民主中國」就如修築非洲大橋，關我叉事。結果2013年維園燭光晚會主題「愛國愛民，香港精神」連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也詬病，改為「平反六四，永不放棄」；《中國夢》近幾年沒唱；只有該會五大綱領之一「建設民主中國」任風吹雨打仍守得住。
支聯會仍然愛國，仍有中國夢，仍有心建設民主中國，據蔡耀昌說該會仍很本土，他解釋：「我相信我們是個本土組織，當然視乎你怎介定何謂本土，我們在1989年成立，過去30年我們所有成員都是香港人。我們在香港活動，組織的都是香港人，我們也沒有受外面的人操控影響，我們不是法輪功，我們地地道道是一個香港組織。」
然而這個香港本土組織着眼中國民運，他這麼說：「我們關注中國民主，當然希望中國進步，中國進步對香港有沒有好處？可以告訴你一定有好處，如果你面對一個好像現在這樣專制的中國，對香港好嗎？」他那年代的學生運動抗議南非種族隔離政策及菲律賓馬可斯政府，跟香港沾不上邊，唯獨中國民運關乎香港命運，「1989年很多香港人走出來，其實都是同樣的心，到現在都是，我們希望中國進步，但歸根究柢我們所做的也對香港有好處。」
說到底支聯會由民主派組成，一直爭取本土民主，「支聯會本身都是一個本土組織，無論我也好，支聯會其他常委好像何俊仁也好，我們在支聯會以外是民主派，我們長期爭取香港民主，爭取香港民主是不是本土？一定是本土，但若你將本土扭曲，切割才是本土，很對不起，你這樣定義你就同你自己玩吧！」
本土不應私有化
他從抗爭目的與手法兩方面分析，「切割其實是一個目的，最終希望與中國沒關係，我就要問，到底是否切割最好呢？這點可以討論，能否切割都是一個問題。」支聯會既然要建設民主中國，當然不切不割，「（若說）切割才是本土，不切割不是本土，你玩晒啦！你去定義甚麼是本土，但我覺得本土不應該由你或某一些人去定義。」賦予定義等於私有化，「本土當然不應該私有化，沒有一件事應該私有化，將它斷章取義，將其他人排除都不應該。」
如果支聯會是本土組織，該會副主席蔡耀昌自然也是本土派，他說：「若說成份論、出生論，我當然是百分百本土，我在香港出生，一直在香港成長，我可能會比……舉例梁天琦，他曾經自爆內地下來，不過自小已經在香港。老實講我覺得不應該用成份或者出生去看一個人，最終大家看他所做的是否對香港好。」支聯會其實就是民主派，那民主派其實是否中國人？「我至今認為自己是民主回歸派，第一我很相信香港當然要走向民主，走向民主無論如何跟中國切割不到。我是香港人，但我亦相信自己是中國人，我的感情為香港也為中國。」
民主回歸無市場
今時今日民主回歸全無市場可言，2014年人大831決議後，昔日中大學生會戰友蔡子強公開宣佈民主回歸失敗，另一位蔡生卻緊抱初心，加上2010年他擔任普選聯副召集人，有份入中聯辦，如今又在社區組織協會服務新移民，全部犯了本土派大忌，足以判好幾次凌遲處死，同期執行，但他從沒將網上謾罵放在心上，「如果咁多人憎我，我日日行街搭地鐵，死咗好耐啦大佬！其實大家將網上東西放大咗，呢條友可能喺網上講到點樣，行出街見到我，你估佢會唔會喺我面前鬧我？」
民主回歸有幾難他很清楚，「我們沒說過很相信共產黨，九七之後有民主，我們從來都知道共產黨好多嘢呃鬼你。我記得華叔九七前說過，九七後要有二十年在野的準備，不過現在超過二十年了，仍然在野。另外華叔知道九七後香港政治面對很多困難，很強調香港九七之後的任務最緊要是頂住倒退，讓中國的進步追上來。」
抗爭有目的之餘也有手法，究竟他是勇武還是和理非？「當年我都算是頗為勇武，我甚至因為衝擊警察有案底。」這裏開始倒敍歷史，92年六四維園晚會過後，學聯前秘書長蔡耀昌、陶君行及二百多名市民遊行到灣仔新華社，警察封路，勒令去對面伊利沙伯體育館，一行人忍耐警方已久決定動真格，當下像拍戲般綵排，無意衝擊的站在一旁，留下的百餘個分作若干層人，一層一層像發功般往前推，再勇武也要確保參加者安全。
鐵馬推不過，有官司隨身，蔡、陶等人被控非法集結，判罰160小時社會服務令，留下案底。「當日件事不是學聯搞的，可說是烏合之眾，但如果最後不是charge我，charge其他沒有組織經驗的人，可能我更不安。當然我覺得charge不對，但如果要負責任，我們第一個要負責。」他強調抗爭有勇也要有謀，最重要保護參加者，「現在大家說碎片化，很多時不知有甚麼組織，到底有沒有人在重要關頭可以喝停、撤退。我們當然希望運動成功，所以力量的結集我從來覺得很重要，而不是不斷分化、分裂。」
新華社作用等於現在中聯辦，多得它，回歸前灣仔是示威熱點，電影《神經俠侶》飾演警察的陳奕迅跟拍檔容祖兒說中環是天堂，灣仔是地獄，現實中果然有灣仔警員跟蔡耀昌說：「如果我守中環就發達啦！」91年初民運人士將於北京受審，學聯又跑到新華社門前通宵聲援，灣仔分區指揮官已下班，也親自打電話向身為學聯秘書長的蔡交涉，那年頭警方還好說話，最後妥協道：「你們留下，但不要貼着新華社的牆，讓我好交代！」
89年5月14日民運如火如荼，有北京學生開始絕食，到16日更有人絕水，學生領袖呼籲17日市民環市遊行，學聯同日從維園遊行去新華社聲援，行動前灣仔分區指揮官找上陶君行及蔡耀昌，原來遊行路線都有價講，蔡憶述：「我在89年第一次帶領遊行隊伍行軒尼詩道，可能現在大家覺得行軒尼詩道濕濕碎，經常遊行啦，但當年沒有。」指揮官大驚，說：「遊行當然很激，如果大家激起上來，軒尼詩道很多金舖，有人打破金舖玻璃怎算？」駕車載蔡、陶去禮頓道，建議行這裏，「外籍指揮官邊行邊說，這裏鳥語花香，環境優美，我說當然了，這裏沒有人行，（我們）當然行旺的路，我不理他。」首次軒尼詩道遊行是這樣煉成的。
比起今天警隊，當年指揮官真好相與，蔡耀昌這樣比較各年代警察：「六十年代我剛剛出生，但是大家都知道當時警察不是好惹，在示威中有機會出警棍呀，扑呀，我覺得肯定惡過八十、九十年代。八十、九十年代可能叫溫和，老實講相對來說幾鵪鶉，也是少爺兵，沒有六十、七十年代那樣，那時警察真的是勇武。」
他補充：「還有一事，八十、九十年代我們主要針對中國政府，當時警察卻是港英編制，可能對他們來說沒所謂啦，只要你不是太過份，引起很大衝突，你去罵他們吧，與我無關。」回歸後警察換了徽章，變了主兒，從此不一樣，「現在差人的確惡了，示威人士心理上越來越覺得難受，甚至頂住道氣，我年輕時也是這樣，我一定程度理解，不過始終大家要考慮不只一道氣，現在環境下如果想着既然差佬動手，不如我們跟他拼過，甚至比他更激，可能最終蝕底是示威人士。」
回望對得住自己
87年蔡耀昌出任中大學生會副會長，當時香港學生運動人數不多，幾百人已足夠寫入歷史，他直言「兜踎」，八九民運期間擔任學聯代表會中央代表，突然全港各院校逾半學生走出來，「近年學生說是被時代挑選的一代，當年我們作為八九一代覺得好榮幸，不枉生於那年代，那年代空前絕後，可能一世不會再有。」
屠城後他立下誓言，有生之年為中國民主奮鬥，「可能當時這樣容易令自己釋懷，好慶幸三十年後我仍在這位置，你可以話我戇居，話我堅持又得。我做的事我相信我是做得最持久，最多的一個吧？像《英雄本色》發哥說，不是證明我自己威，只能說回頭望對得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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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十年六四維園燭光集會都超過十萬人參加，一改再之前十多年幾萬人的單薄冷清。人多，是非更多，2016年學聯退出支聯會，港大辦過六四論壇，本土派也在尖沙嘴另起爐灶。
遍地燭光本屬好事，最好旺角花墟也有個晚會，翠屏邨平台又搞一檔，忠粉則留守維園，各有各做和而不同，六四成為每年大事，當權者每年這晚難眠，命令禁果不力的過氣特首改滅燭光，打倒昨日強烈譴責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的我，如再辱命罰款五千萬元及流放機場搬行李，遇權貴在禁區內違規取篋，過氣特嫂挺身護夫倒抽九十幾口涼氣，政府以空氣污染指數極高為由禁止集會。
可是本土派只顧打大佬，不住向支聯會放箭，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指自己也是本土派，支聯會也是本土組織。
記者：陳勝藍 攝影：謝榮耀
近年本土派抬頭，認為六四是鄰國的事，指責支聯會千般不是，「愛國」不能說，《中國夢》不能唱，「建設民主中國」就如修築非洲大橋，關我叉事。結果2013年維園燭光晚會主題「愛國愛民，香港精神」連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也詬病，改為「平反六四，永不放棄」；《中國夢》近幾年沒唱；只有該會五大綱領之一「建設民主中國」任風吹雨打仍守得住。
支聯會仍然愛國，仍有中國夢，仍有心建設民主中國，據蔡耀昌說該會仍很本土，他解釋：「我相信我們是個本土組織，當然視乎你怎介定何謂本土，我們在1989年成立，過去30年我們所有成員都是香港人。我們在香港活動，組織的都是香港人，我們也沒有受外面的人操控影響，我們不是法輪功，我們地地道道是一個香港組織。」
然而這個香港本土組織着眼中國民運，他這麼說：「我們關注中國民主，當然希望中國進步，中國進步對香港有沒有好處？可以告訴你一定有好處，如果你面對一個好像現在這樣專制的中國，對香港好嗎？」他那年代的學生運動抗議南非種族隔離政策及菲律賓馬可斯政府，跟香港沾不上邊，唯獨中國民運關乎香港命運，「1989年很多香港人走出來，其實都是同樣的心，到現在都是，我們希望中國進步，但歸根究柢我們所做的也對香港有好處。」
說到底支聯會由民主派組成，一直爭取本土民主，「支聯會本身都是一個本土組織，無論我也好，支聯會其他常委好像何俊仁也好，我們在支聯會以外是民主派，我們長期爭取香港民主，爭取香港民主是不是本土？一定是本土，但若你將本土扭曲，切割才是本土，很對不起，你這樣定義你就同你自己玩吧！」
本土不應私有化
他從抗爭目的與手法兩方面分析，「切割其實是一個目的，最終希望與中國沒關係，我就要問，到底是否切割最好呢？這點可以討論，能否切割都是一個問題。」支聯會既然要建設民主中國，當然不切不割，「（若說）切割才是本土，不切割不是本土，你玩晒啦！你去定義甚麼是本土，但我覺得本土不應該由你或某一些人去定義。」賦予定義等於私有化，「本土當然不應該私有化，沒有一件事應該私有化，將它斷章取義，將其他人排除都不應該。」
如果支聯會是本土組織，該會副主席蔡耀昌自然也是本土派，他說：「若說成份論、出生論，我當然是百分百本土，我在香港出生，一直在香港成長，我可能會比……舉例梁天琦，他曾經自爆內地下來，不過自小已經在香港。老實講我覺得不應該用成份或者出生去看一個人，最終大家看他所做的是否對香港好。」支聯會其實就是民主派，那民主派其實是否中國人？「我至今認為自己是民主回歸派，第一我很相信香港當然要走向民主，走向民主無論如何跟中國切割不到。我是香港人，但我亦相信自己是中國人，我的感情為香港也為中國。」
民主回歸無市場
今時今日民主回歸全無市場可言，2014年人大831決議後，昔日中大學生會戰友蔡子強公開宣佈民主回歸失敗，另一位蔡生卻緊抱初心，加上2010年他擔任普選聯副召集人，有份入中聯辦，如今又在社區組織協會服務新移民，全部犯了本土派大忌，足以判好幾次凌遲處死，同期執行，但他從沒將網上謾罵放在心上，「如果咁多人憎我，我日日行街搭地鐵，死咗好耐啦大佬！其實大家將網上東西放大咗，呢條友可能喺網上講到點樣，行出街見到我，你估佢會唔會喺我面前鬧我？」
民主回歸有幾難他很清楚，「我們沒說過很相信共產黨，九七之後有民主，我們從來都知道共產黨好多嘢呃鬼你。我記得華叔九七前說過，九七後要有二十年在野的準備，不過現在超過二十年了，仍然在野。另外華叔知道九七後香港政治面對很多困難，很強調香港九七之後的任務最緊要是頂住倒退，讓中國的進步追上來。」
抗爭有目的之餘也有手法，究竟他是勇武還是和理非？「當年我都算是頗為勇武，我甚至因為衝擊警察有案底。」這裏開始倒敍歷史，92年六四維園晚會過後，學聯前秘書長蔡耀昌、陶君行及二百多名市民遊行到灣仔新華社，警察封路，勒令去對面伊利沙伯體育館，一行人忍耐警方已久決定動真格，當下像拍戲般綵排，無意衝擊的站在一旁，留下的百餘個分作若干層人，一層一層像發功般往前推，再勇武也要確保參加者安全。
鐵馬推不過，有官司隨身，蔡、陶等人被控非法集結，判罰160小時社會服務令，留下案底。「當日件事不是學聯搞的，可說是烏合之眾，但如果最後不是charge我，charge其他沒有組織經驗的人，可能我更不安。當然我覺得charge不對，但如果要負責任，我們第一個要負責。」他強調抗爭有勇也要有謀，最重要保護參加者，「現在大家說碎片化，很多時不知有甚麼組織，到底有沒有人在重要關頭可以喝停、撤退。我們當然希望運動成功，所以力量的結集我從來覺得很重要，而不是不斷分化、分裂。」
新華社作用等於現在中聯辦，多得它，回歸前灣仔是示威熱點，電影《神經俠侶》飾演警察的陳奕迅跟拍檔容祖兒說中環是天堂，灣仔是地獄，現實中果然有灣仔警員跟蔡耀昌說：「如果我守中環就發達啦！」91年初民運人士將於北京受審，學聯又跑到新華社門前通宵聲援，灣仔分區指揮官已下班，也親自打電話向身為學聯秘書長的蔡交涉，那年頭警方還好說話，最後妥協道：「你們留下，但不要貼着新華社的牆，讓我好交代！」
89年5月14日民運如火如荼，有北京學生開始絕食，到16日更有人絕水，學生領袖呼籲17日市民環市遊行，學聯同日從維園遊行去新華社聲援，行動前灣仔分區指揮官找上陶君行及蔡耀昌，原來遊行路線都有價講，蔡憶述：「我在89年第一次帶領遊行隊伍行軒尼詩道，可能現在大家覺得行軒尼詩道濕濕碎，經常遊行啦，但當年沒有。」指揮官大驚，說：「遊行當然很激，如果大家激起上來，軒尼詩道很多金舖，有人打破金舖玻璃怎算？」駕車載蔡、陶去禮頓道，建議行這裏，「外籍指揮官邊行邊說，這裏鳥語花香，環境優美，我說當然了，這裏沒有人行，（我們）當然行旺的路，我不理他。」首次軒尼詩道遊行是這樣煉成的。
比起今天警隊，當年指揮官真好相與，蔡耀昌這樣比較各年代警察：「六十年代我剛剛出生，但是大家都知道當時警察不是好惹，在示威中有機會出警棍呀，扑呀，我覺得肯定惡過八十、九十年代。八十、九十年代可能叫溫和，老實講相對來說幾鵪鶉，也是少爺兵，沒有六十、七十年代那樣，那時警察真的是勇武。」
他補充：「還有一事，八十、九十年代我們主要針對中國政府，當時警察卻是港英編制，可能對他們來說沒所謂啦，只要你不是太過份，引起很大衝突，你去罵他們吧，與我無關。」回歸後警察換了徽章，變了主兒，從此不一樣，「現在差人的確惡了，示威人士心理上越來越覺得難受，甚至頂住道氣，我年輕時也是這樣，我一定程度理解，不過始終大家要考慮不只一道氣，現在環境下如果想着既然差佬動手，不如我們跟他拼過，甚至比他更激，可能最終蝕底是示威人士。」
回望對得住自己
87年蔡耀昌出任中大學生會副會長，當時香港學生運動人數不多，幾百人已足夠寫入歷史，他直言「兜踎」，八九民運期間擔任學聯代表會中央代表，突然全港各院校逾半學生走出來，「近年學生說是被時代挑選的一代，當年我們作為八九一代覺得好榮幸，不枉生於那年代，那年代空前絕後，可能一世不會再有。」
屠城後他立下誓言，有生之年為中國民主奮鬥，「可能當時這樣容易令自己釋懷，好慶幸三十年後我仍在這位置，你可以話我戇居，話我堅持又得。我做的事我相信我是做得最持久，最多的一個吧？像《英雄本色》發哥說，不是證明我自己威，只能說回頭望對得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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