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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一場八九學運，捲入成千上萬的人。無數人命運就此改變，流亡的流亡，坐牢的坐牢，被打壓的被打壓……當年學生一腔熱忱從未得以平反。
今年五十多歲，頭髮半白，神情肅穆的張倫是其中一名八九學運領袖。三十年後，他首次開腔談六四接受採訪。
當年他是年輕學者，學運期間於天安門廣場擔任糾察總長，後因胃潰瘍昏厥，清場屠城前被安排離開廣場，六四受黃雀行動義助，流亡法國，成為學者。
為了紀念六四30周年，他終於打破緘默，應法國兩大出版社邀請，口述親身經歷，與法國插畫家和作家協作，籌備兩年多時間，4月初出版畫冊《天安門1989，我們被粉碎的希望》，以連環圖追憶六四事件。
記者：鄭祉愉
攝影：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掀開書的內封面，赫見一條條血紅色的直幡，張揚的毛筆字寫下口號：「建立民主中國」、「推翻專制制度」、「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紅似運動中灑過的血淚。張倫寫下篇首語：「天安門真正的英雄是絕食的學生，以及每一位為維護理想，不惜以身擋下坦克和子彈，無名的北京市民。作為倖存者的見證，這本書首先是為六四中消失的人們書寫，並向他們致敬。」
張倫的六四，也由一條大字直幡開始。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後，學生群湧往天安門廣場悼念。法國電視台攝下張倫的身影，他神情肅穆，高高舉着素白祭幡，親手在幡上寫「魂歸來兮」四字，走向滿是花圈和花牌的紀念石碑。
那一年，張倫26歲，北京大學念畢研究生，在中國地質大學政治系任講師，手上有幾個研究同時進行，不僅受邀籌備出版一套學術叢書，又曾是中國政府經濟改革的科技小組成員，眼看前途無量。他對國家改革懷抱希望，「（國家）更加正義，公民有更多權利和自由空間。」
上世紀70-80年代，中國邁向改革，四五運動、西單民主牆事件等，埋下了非暴力民主抗爭的種子。積極提倡民主變革的知識分子，要數民間學術機構中，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下稱社經所）的一眾年輕學者，積極推動民間研究、出版刊物、辦學術沙龍、參與改革及多次學潮，當中包括四五運動中的組織者王軍濤、陳子明等人。社經所當時已遭受公安監控，六四後被中國官媒稱為「黑手」。
一次在北大舉辦的改革研討會，令張倫結識王軍濤，意外投緣，隨後相約吃飯，成為好朋友；張倫也慢慢加入到該民運圈子之中，參與研究。張倫在回憶錄《「天安門黑手」備忘錄（下稱黑）》寫道，1986年一次圈子聚會，二十多歲的自己向眾人敬酒，感慨四五運動發生時，年紀尚小：「不知歷史是否還會給我另一個機會，如是，我一定會與朋友們共同戰鬥在天安門廣場。」不過誰也沒想過，機會會來得如此兇猛。
改革派投身民運：良知的選擇
胡耀邦的死，重挫了中國改革派，悼念演變成示威抗議，學生們向政府提出變革訴求「北大七條」，拉開了八九民運波瀾壯闊的帷幕。
4月19日，流了第一滴血。當晚，數千名學生聚集新華門，要求領導接受請願書。武警組成人牆，防止學生闖入，凌晨4時官方廣播，開始清場，六、七百名學生分離在新華門前。張倫回憶，吾爾開希穿上一身軍裝，跳出來演講、組織群眾、支援被堵在新華門裏面的同學：「我們在外面，不能讓他們感到孤單。」人群不斷被打散，再集合，張倫親眼目賭警察揮舞銅頭皮帶和皮鞋打人，周圍全是「明目張膽」的便衣警察，最終人群被打散，警察封鎖長安街，學生稱為「420慘案」。
「八九這個運動，上街了，你要不參與，要不支持，要不投身進去。」張倫選擇義無反顧地投身民運，留守廣場紀念碑，「歷史事件來了，你就要作出抉擇，承擔後果，我參與運動基本上是一種良知的選擇」。
民運中鎂光燈聚焦學生領袖，知識分子相對不受注目，卻同樣身處風口浪尖。四二六社論將運動定性為「動亂」，掀起學生怒火，於社經所兼職的劉剛，牽頭各學生組織，成立「高自聯」，發起「四．二七」大遊行，又組織「市民敢死隊」。《黑》一書中記載，5月13日學生絕食，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訪華前，時任中央統戰部長閻明復曾接觸社經所，召開緊急會議，希望他們代為居中斡旋，勸說學生撤離廣場，王軍濤等三人應允，嘗試與當局建立對話和談判的渠道。社經所被捲入其中，又夾在學生、以及中共權力鬥爭之間，最終無功而返。
5月17日，各地學生聲援，廣場人數達到一百多萬。張倫高近一米九，一遠眺，就看到西北角人擠人，人群東歪西倒，見情況危險，他頓時跑上紀念碑，告訴學運分子邵江，有需要疏散人群，邵江反而叫他趕快處理，「我就變成了疏導總指揮，從那以後就下不來了」。翌日，李鵬與學生代表會面。那天下着傾盤大雨，雨水混着學生的汗水，邵江等人都累了，張倫便走馬上任，帶着話筒，代表「總部」慰問學生，又疏導人群，讓救護車通過，忙得腳不沾地。
19日凌晨，改革派趙紫陽到訪廣場呼籲學生結束絕食，其後失勢。翌日，國務院發表戒嚴令，調動超過25萬名士兵，前往北京。23日，社經所由王軍濤、陳子明領頭，聯同王丹、劉曉波等多人，籌組首都各界聯席會議，成立保衞天安門廣場指揮部。柴玲擔任總指揮，副總指揮為封從德、張伯笠、李祿，參謀部部長為劉剛，老木任宣傳部長……名單最末，正是糾察總長張倫。
許多人前往廣場找總部，發通行證、堵阻軍車、維護廣場秩序、保護廣播站、協調抗議隊伍等，都屬他的責任範圍，常常要張倫來解決。當年缺乏資源，他形容糾察隊「象徵性更甚於實質性」，當年大量市民以人潮包圍並堵截陸軍軍車，甚至躺在地上，阻擋其前進，以至5月24日中國政府下令軍隊撤退至城外基地，均屬北京市民自發努力。
厚厚的時光像一把大篩子，把政治的大事濾去，張倫唯獨忘不了小事，以及貧窮、熱心而善良的北京市民。絕食後，廣場紀念碑下，物資堆得像小山一樣，通通是市民捐出來的，不單用茶壺裝着熱騰騰的薑湯，又送來棉被、水等等。有天晚上，一位北京市民，組織起附近一小區鄰里，來找張倫，說了一句：「我們真的是把家裏能拿的都拿出來了，不知道還能怎麼做。」
張倫可以做的都做了，他的身體快到極限。前一年，他因為生活忙碌不規律，胃大量出血，幾乎送命，休養了半年。連日留守廣場，他一直服藥，一邊勉強支撐着執行糾察職務，偏偏因壓力太大，憂思過度，夜夜失眠。
5月24日，廣場北部的指揮所帳篷內，張倫忽然眼前一黑，陷入昏厥，眾人連忙合力送他到醫院，注射點滴。躺在手術床上一晚後，他又自己走回廣場了。到了29日開聯席會議，同學得架着他走過去。王軍濤看他快熬不下去，翌日把他和劉剛送到昌平區先行休養整頓，準備應付下一波的抗爭。
6月4日凌晨清場那一晚，二人躲在昌平的法大分校，看着極少人從北京跑回來，大喊：「開槍了！」得悉軍隊突然進場封城，張倫憤怒而難過，想回北京，但斷了消息，無計可施。6月4日下午，朋友將王丹、宣傳部部長老木等人也送到昌平，辦了假工作證，準備逃亡。
匆匆撤離北京，從車站上車時，張倫將幾份通行證，一條紅領巾交託好友謝小慶。這條平平無奇的布，是天安門運動絕食時的特別通行證，特意找來許多活動分子簽名，包括劉曉波、劉剛、吾爾開希、柴玲、王軍濤、王丹、老木等人。謝小慶即使逃避追捕，遠走他鄉，仍妥當保管紅領巾，十年後才託人交回張倫手中。
一份內疚感 沉默多年
一別經年，眾人命途各異。30年後，張倫把這條紅領巾印在書中，墨迹早模糊，化成淺淺幾筆，仍然觸目驚心。
孤身流亡期間，張倫多在中國西北一帶度過，借宿於朋友家中，從電台廣播、電視，不斷聽見朋友被捕的消息，他冷靜以待，想着「可能過兩天就是我了」。
像社經所的王軍濤和陳子明一樣，張倫起初不打算離開中國。5月份昏倒後，從醫院回廣場的路上，他甚至回了任教的大學，向室友交代種種入獄的安排：「假使我明天被捕了，請把消息轉告我母親，小心措辭，她患有心臟病。」不過，流亡數月，日子漸漸看不到盡頭，後來他念及，萬一被抓，只會牽連曾幫助他、讓他借宿的朋友，才決定經黃雀行動安排來港。
《內幕與真相──六四黃雀行動（下稱黃雀）》提到，老木、張倫當時藏匿蘭州，躲在新華社分社王建勇那處，兩名「黃雀」一次探路不成，再去蘭州，才成功約在一個小餐廳見面。此後，黃雀們先前往廣州，張倫、老木、王建勇再用假證件購票。張倫形容逃亡到廣州的過程「有驚無險」，「中間出了許多枝節，火車突然塌方誤點」，要重新購票。
9月7日，經船家安排，張倫終於來到香港，迅速被特案處理前往巴黎。他當了主席嚴家祺的特別助理半年，便決意學習法文，意外得到當地一對夫婦收留照顧，開展新生活。
記者忍不住問，6月3日前離開廣場是遺憾、幸還不幸？「個人來說，當然是幸運的，因為我的身份（不是學生），我的任務包括堵截軍車，維持廣場秩序，如果我被抓，官方審判我，把許多事情安在我頭上，最後是一個甚麼結局就很難說了，但我多年來也有一份內疚感，我當時之所以做這些事，還是為了保護學生，結果命運陰差陽錯，我偶然要退下來，許多學生市民之後失去了生命，六四當日在北京郊區我和王丹、劉剛等人分手，結果後來他們都陸續被捕了。」
這份負罪感，是多年來他保持沉默的原因，他一再強調，從不覺得自己做了甚麼，真正的英雄，從來是無名的北京市民和學生。中共政權一直迫害他的朋友，張倫雖然視自己為其中一名受害者，但「相對數十年來中共統治下許多人所受的戕害，我所受的完全是微不足道」。
《前哨》雜誌總編劉達文在《黃》寫道，學生領袖中，社經所等人的刑期最重，反映他們在中共心目中是「心腹大患」，相對王丹被判四年，劉剛被判六年，王軍濤和陳子明更遭中共收買的友人出賣，被重判十三年。陳子明直至因癌病去世，終身遭監視和軟禁。
有自由的地方就是祖國
至於張倫，離別故國，學者事業化為烏有。多年來，與親人相隔遠洋，母親去年逝世，舉行喪禮，也無法前往盡孝，餘生不能相見，張倫只能說「很難過」。
2009年，朱耀明牧師發起「我要回家」的運動，邀請流亡人士撰文，張倫過了截稿日期，遲遲未能下筆，最終寫成不足千字的短文《回家的困惑》。他曾朝思暮想要回家，夜夜夢見北京的天空、在老家與父母團圓的場景，只是「回鄉的夢越來越少，它被強制壓抑到不能成夢的狀況。」
十年生死兩茫茫，他的思鄉情像沉船，已無法用言語打撈。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回中國。」張倫略帶激動地說：「有自由的地方就是我的祖國，我現在回中國，不能自由表達，（難道）要在他們面前下跪、討饒，寫檢討嗎？只有一天這個國家說要民主和解，走向未來，平反（六四），我才會考慮。」
時移世易，張倫在法國成家立室，育有三名子女，最大的兒子已經20歲了。他為人低調，擔任法國大學的教授，始終過着半隱居的生活，幾乎不社交。海外民運他很少參與，亦沒刻意翻看六四的資料。身邊的同事和學生對他的過往，多不知情。不是因為六四30周年，他不會出書。記者詢問事件細節，他有幾次不願細談，甚至說「我這個人最大的特點，就是不願意就八九談論自己。」
多年來，張倫對創傷絕口不提，僅僅於一篇散文《倖存者感言》提過：1998年8月，他正收聽電台節目，播出一位老邁的蘇聯共產黨人的訪問，詳細講述含冤受屈，被送往西伯利亞勞改24年，獵人如何砍掉逃亡者的頭顱，已「幾乎要窒息，我放下手中的飯菜，恐怖襲滿了全身」，抓緊不滿周歲的兒子。可想而知，當年他所受創傷有多嚴重，只要有人提到在專權國家被迫害的遭遇，都令他顫抖，觸發痛苦的回憶。作為倖存者，他只能作歷史評價：「人類史上有各式各樣的戰爭和屠殺，但20世紀集權主義對人的尊嚴、生命的踐踏和抹殺，真的是非常非常恐怖和殘酷。」
30年颺一聲過去了，六四餘波仍未完結，傷口未癒。近日接連兩位朋友去世，包括民運人士張健，張倫不勝感慨。接近三小時的採訪後，他回覆電郵，說頭痛不止，連續幾天身體不舒服。
張倫選擇發聲，因自覺要為歷史盡一份責任。正如米蘭·昆德拉所寫，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八九民運被官方歪曲抹黑，這本畫冊與其說是自傳，實際是以個人經歷貫穿，由此解釋六四的歷史書，他唯一的私心，就是希望藉此讓孩子了解父親。
流亡期間，他躲在小小的房間中，第一次見到「坦克人」的照片出現於電視螢幕，官方在耳邊播報，譴責暴徒之猖獗。他形容坦克人是「20世紀最偉大的一張照片之一」，「坦克象徵20世紀集權主義的權力壓迫，（這張照片）象徵了人民對於暴力的抵抗，那種（人民的）尊嚴」。近日Leica一條宣傳片，向「坦克人」致敬，照片流傳至今，無名抗爭者的勇氣仍然震撼。
書中以香港六四燭光集會作結。張倫對香港，始終心存感激，亦希望成就對得住曾幫助過他的香港人。他特別提到，年輕一代也有責任了解歷史，中國和香港今日的面貌，「與過去30年有歷史的傳承，當中八九肯定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不光是公共責任，也是對你自己（的責任），到底是生活在甚麼樣的社會？社會面貌怎麼來的？」
八九學運雖然失敗了，但放諸全球，影響蘇聯表態，開啟東歐民主運動浪潮，同時在中國推進改革開放，「沒有這麼大的犧牲，政權搖搖欲墜，在經濟和社會空間上，他們不會做出那麼大的讓步。」張倫感慨，學生30年前的訴求，至今仍未實現。
八九民運中無數人犧牲，改革希望遭無情粉碎，以鎮壓收場，張倫拒絕評論值得與否，只說：「你沒有辦法確定，沒有八九，中國歷史會是怎樣，我們只能接受歷史。」他只希望，更多人記得六四的死難者。
張倫於《黑手錄》中形容，社經所就像一首好歌，一群好友組成不同聲部，他們因為追求更公正的世界，或身陷囹圄，或流離異鄉，或已過身。他忘不了王軍濤曾說找一天一同往塞外遊歷，沒想到流亡時張倫獨自去了西北，於過陰山的長途客車中，他一路想念朋友，腦內一路迴蕩着出塞曲的歌聲：英雄騎馬壯，何日榮歸故鄉……
流亡海外多年，這首歌仍然偶爾在張倫心中響起。他寫道：「我們精神上的出塞曲或許應將永久地傳唱，因為它才是我們生命的永恒之鄉，是為此，我們需要一唱再唱，一唱再唱。」有朝一日，他會出版一本回憶錄，再談六四。
30年了，記憶與遺忘的戰歌，仍然在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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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十多歲，頭髮半白，神情肅穆的張倫是其中一名八九學運領袖。三十年後，他首次開腔談六四接受採訪。
當年他是年輕學者，學運期間於天安門廣場擔任糾察總長，後因胃潰瘍昏厥，清場屠城前被安排離開廣場，六四受黃雀行動義助，流亡法國，成為學者。
為了紀念六四30周年，他終於打破緘默，應法國兩大出版社邀請，口述親身經歷，與法國插畫家和作家協作，籌備兩年多時間，4月初出版畫冊《天安門1989，我們被粉碎的希望》，以連環圖追憶六四事件。
記者：鄭祉愉
攝影：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掀開書的內封面，赫見一條條血紅色的直幡，張揚的毛筆字寫下口號：「建立民主中國」、「推翻專制制度」、「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紅似運動中灑過的血淚。張倫寫下篇首語：「天安門真正的英雄是絕食的學生，以及每一位為維護理想，不惜以身擋下坦克和子彈，無名的北京市民。作為倖存者的見證，這本書首先是為六四中消失的人們書寫，並向他們致敬。」
張倫的六四，也由一條大字直幡開始。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後，學生群湧往天安門廣場悼念。法國電視台攝下張倫的身影，他神情肅穆，高高舉着素白祭幡，親手在幡上寫「魂歸來兮」四字，走向滿是花圈和花牌的紀念石碑。
那一年，張倫26歲，北京大學念畢研究生，在中國地質大學政治系任講師，手上有幾個研究同時進行，不僅受邀籌備出版一套學術叢書，又曾是中國政府經濟改革的科技小組成員，眼看前途無量。他對國家改革懷抱希望，「（國家）更加正義，公民有更多權利和自由空間。」
上世紀70-80年代，中國邁向改革，四五運動、西單民主牆事件等，埋下了非暴力民主抗爭的種子。積極提倡民主變革的知識分子，要數民間學術機構中，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下稱社經所）的一眾年輕學者，積極推動民間研究、出版刊物、辦學術沙龍、參與改革及多次學潮，當中包括四五運動中的組織者王軍濤、陳子明等人。社經所當時已遭受公安監控，六四後被中國官媒稱為「黑手」。
一次在北大舉辦的改革研討會，令張倫結識王軍濤，意外投緣，隨後相約吃飯，成為好朋友；張倫也慢慢加入到該民運圈子之中，參與研究。張倫在回憶錄《「天安門黑手」備忘錄（下稱黑）》寫道，1986年一次圈子聚會，二十多歲的自己向眾人敬酒，感慨四五運動發生時，年紀尚小：「不知歷史是否還會給我另一個機會，如是，我一定會與朋友們共同戰鬥在天安門廣場。」不過誰也沒想過，機會會來得如此兇猛。
改革派投身民運：良知的選擇
胡耀邦的死，重挫了中國改革派，悼念演變成示威抗議，學生們向政府提出變革訴求「北大七條」，拉開了八九民運波瀾壯闊的帷幕。
4月19日，流了第一滴血。當晚，數千名學生聚集新華門，要求領導接受請願書。武警組成人牆，防止學生闖入，凌晨4時官方廣播，開始清場，六、七百名學生分離在新華門前。張倫回憶，吾爾開希穿上一身軍裝，跳出來演講、組織群眾、支援被堵在新華門裏面的同學：「我們在外面，不能讓他們感到孤單。」人群不斷被打散，再集合，張倫親眼目賭警察揮舞銅頭皮帶和皮鞋打人，周圍全是「明目張膽」的便衣警察，最終人群被打散，警察封鎖長安街，學生稱為「420慘案」。
「八九這個運動，上街了，你要不參與，要不支持，要不投身進去。」張倫選擇義無反顧地投身民運，留守廣場紀念碑，「歷史事件來了，你就要作出抉擇，承擔後果，我參與運動基本上是一種良知的選擇」。
民運中鎂光燈聚焦學生領袖，知識分子相對不受注目，卻同樣身處風口浪尖。四二六社論將運動定性為「動亂」，掀起學生怒火，於社經所兼職的劉剛，牽頭各學生組織，成立「高自聯」，發起「四．二七」大遊行，又組織「市民敢死隊」。《黑》一書中記載，5月13日學生絕食，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訪華前，時任中央統戰部長閻明復曾接觸社經所，召開緊急會議，希望他們代為居中斡旋，勸說學生撤離廣場，王軍濤等三人應允，嘗試與當局建立對話和談判的渠道。社經所被捲入其中，又夾在學生、以及中共權力鬥爭之間，最終無功而返。
5月17日，各地學生聲援，廣場人數達到一百多萬。張倫高近一米九，一遠眺，就看到西北角人擠人，人群東歪西倒，見情況危險，他頓時跑上紀念碑，告訴學運分子邵江，有需要疏散人群，邵江反而叫他趕快處理，「我就變成了疏導總指揮，從那以後就下不來了」。翌日，李鵬與學生代表會面。那天下着傾盤大雨，雨水混着學生的汗水，邵江等人都累了，張倫便走馬上任，帶着話筒，代表「總部」慰問學生，又疏導人群，讓救護車通過，忙得腳不沾地。
19日凌晨，改革派趙紫陽到訪廣場呼籲學生結束絕食，其後失勢。翌日，國務院發表戒嚴令，調動超過25萬名士兵，前往北京。23日，社經所由王軍濤、陳子明領頭，聯同王丹、劉曉波等多人，籌組首都各界聯席會議，成立保衞天安門廣場指揮部。柴玲擔任總指揮，副總指揮為封從德、張伯笠、李祿，參謀部部長為劉剛，老木任宣傳部長……名單最末，正是糾察總長張倫。
許多人前往廣場找總部，發通行證、堵阻軍車、維護廣場秩序、保護廣播站、協調抗議隊伍等，都屬他的責任範圍，常常要張倫來解決。當年缺乏資源，他形容糾察隊「象徵性更甚於實質性」，當年大量市民以人潮包圍並堵截陸軍軍車，甚至躺在地上，阻擋其前進，以至5月24日中國政府下令軍隊撤退至城外基地，均屬北京市民自發努力。
厚厚的時光像一把大篩子，把政治的大事濾去，張倫唯獨忘不了小事，以及貧窮、熱心而善良的北京市民。絕食後，廣場紀念碑下，物資堆得像小山一樣，通通是市民捐出來的，不單用茶壺裝着熱騰騰的薑湯，又送來棉被、水等等。有天晚上，一位北京市民，組織起附近一小區鄰里，來找張倫，說了一句：「我們真的是把家裏能拿的都拿出來了，不知道還能怎麼做。」
張倫可以做的都做了，他的身體快到極限。前一年，他因為生活忙碌不規律，胃大量出血，幾乎送命，休養了半年。連日留守廣場，他一直服藥，一邊勉強支撐着執行糾察職務，偏偏因壓力太大，憂思過度，夜夜失眠。
5月24日，廣場北部的指揮所帳篷內，張倫忽然眼前一黑，陷入昏厥，眾人連忙合力送他到醫院，注射點滴。躺在手術床上一晚後，他又自己走回廣場了。到了29日開聯席會議，同學得架着他走過去。王軍濤看他快熬不下去，翌日把他和劉剛送到昌平區先行休養整頓，準備應付下一波的抗爭。
6月4日凌晨清場那一晚，二人躲在昌平的法大分校，看着極少人從北京跑回來，大喊：「開槍了！」得悉軍隊突然進場封城，張倫憤怒而難過，想回北京，但斷了消息，無計可施。6月4日下午，朋友將王丹、宣傳部部長老木等人也送到昌平，辦了假工作證，準備逃亡。
匆匆撤離北京，從車站上車時，張倫將幾份通行證，一條紅領巾交託好友謝小慶。這條平平無奇的布，是天安門運動絕食時的特別通行證，特意找來許多活動分子簽名，包括劉曉波、劉剛、吾爾開希、柴玲、王軍濤、王丹、老木等人。謝小慶即使逃避追捕，遠走他鄉，仍妥當保管紅領巾，十年後才託人交回張倫手中。
一份內疚感 沉默多年
一別經年，眾人命途各異。30年後，張倫把這條紅領巾印在書中，墨迹早模糊，化成淺淺幾筆，仍然觸目驚心。
孤身流亡期間，張倫多在中國西北一帶度過，借宿於朋友家中，從電台廣播、電視，不斷聽見朋友被捕的消息，他冷靜以待，想着「可能過兩天就是我了」。
像社經所的王軍濤和陳子明一樣，張倫起初不打算離開中國。5月份昏倒後，從醫院回廣場的路上，他甚至回了任教的大學，向室友交代種種入獄的安排：「假使我明天被捕了，請把消息轉告我母親，小心措辭，她患有心臟病。」不過，流亡數月，日子漸漸看不到盡頭，後來他念及，萬一被抓，只會牽連曾幫助他、讓他借宿的朋友，才決定經黃雀行動安排來港。
《內幕與真相──六四黃雀行動（下稱黃雀）》提到，老木、張倫當時藏匿蘭州，躲在新華社分社王建勇那處，兩名「黃雀」一次探路不成，再去蘭州，才成功約在一個小餐廳見面。此後，黃雀們先前往廣州，張倫、老木、王建勇再用假證件購票。張倫形容逃亡到廣州的過程「有驚無險」，「中間出了許多枝節，火車突然塌方誤點」，要重新購票。
9月7日，經船家安排，張倫終於來到香港，迅速被特案處理前往巴黎。他當了主席嚴家祺的特別助理半年，便決意學習法文，意外得到當地一對夫婦收留照顧，開展新生活。
記者忍不住問，6月3日前離開廣場是遺憾、幸還不幸？「個人來說，當然是幸運的，因為我的身份（不是學生），我的任務包括堵截軍車，維持廣場秩序，如果我被抓，官方審判我，把許多事情安在我頭上，最後是一個甚麼結局就很難說了，但我多年來也有一份內疚感，我當時之所以做這些事，還是為了保護學生，結果命運陰差陽錯，我偶然要退下來，許多學生市民之後失去了生命，六四當日在北京郊區我和王丹、劉剛等人分手，結果後來他們都陸續被捕了。」
這份負罪感，是多年來他保持沉默的原因，他一再強調，從不覺得自己做了甚麼，真正的英雄，從來是無名的北京市民和學生。中共政權一直迫害他的朋友，張倫雖然視自己為其中一名受害者，但「相對數十年來中共統治下許多人所受的戕害，我所受的完全是微不足道」。
《前哨》雜誌總編劉達文在《黃》寫道，學生領袖中，社經所等人的刑期最重，反映他們在中共心目中是「心腹大患」，相對王丹被判四年，劉剛被判六年，王軍濤和陳子明更遭中共收買的友人出賣，被重判十三年。陳子明直至因癌病去世，終身遭監視和軟禁。
有自由的地方就是祖國
至於張倫，離別故國，學者事業化為烏有。多年來，與親人相隔遠洋，母親去年逝世，舉行喪禮，也無法前往盡孝，餘生不能相見，張倫只能說「很難過」。
2009年，朱耀明牧師發起「我要回家」的運動，邀請流亡人士撰文，張倫過了截稿日期，遲遲未能下筆，最終寫成不足千字的短文《回家的困惑》。他曾朝思暮想要回家，夜夜夢見北京的天空、在老家與父母團圓的場景，只是「回鄉的夢越來越少，它被強制壓抑到不能成夢的狀況。」
十年生死兩茫茫，他的思鄉情像沉船，已無法用言語打撈。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回中國。」張倫略帶激動地說：「有自由的地方就是我的祖國，我現在回中國，不能自由表達，（難道）要在他們面前下跪、討饒，寫檢討嗎？只有一天這個國家說要民主和解，走向未來，平反（六四），我才會考慮。」
時移世易，張倫在法國成家立室，育有三名子女，最大的兒子已經20歲了。他為人低調，擔任法國大學的教授，始終過着半隱居的生活，幾乎不社交。海外民運他很少參與，亦沒刻意翻看六四的資料。身邊的同事和學生對他的過往，多不知情。不是因為六四30周年，他不會出書。記者詢問事件細節，他有幾次不願細談，甚至說「我這個人最大的特點，就是不願意就八九談論自己。」
多年來，張倫對創傷絕口不提，僅僅於一篇散文《倖存者感言》提過：1998年8月，他正收聽電台節目，播出一位老邁的蘇聯共產黨人的訪問，詳細講述含冤受屈，被送往西伯利亞勞改24年，獵人如何砍掉逃亡者的頭顱，已「幾乎要窒息，我放下手中的飯菜，恐怖襲滿了全身」，抓緊不滿周歲的兒子。可想而知，當年他所受創傷有多嚴重，只要有人提到在專權國家被迫害的遭遇，都令他顫抖，觸發痛苦的回憶。作為倖存者，他只能作歷史評價：「人類史上有各式各樣的戰爭和屠殺，但20世紀集權主義對人的尊嚴、生命的踐踏和抹殺，真的是非常非常恐怖和殘酷。」
30年颺一聲過去了，六四餘波仍未完結，傷口未癒。近日接連兩位朋友去世，包括民運人士張健，張倫不勝感慨。接近三小時的採訪後，他回覆電郵，說頭痛不止，連續幾天身體不舒服。
張倫選擇發聲，因自覺要為歷史盡一份責任。正如米蘭·昆德拉所寫，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八九民運被官方歪曲抹黑，這本畫冊與其說是自傳，實際是以個人經歷貫穿，由此解釋六四的歷史書，他唯一的私心，就是希望藉此讓孩子了解父親。
流亡期間，他躲在小小的房間中，第一次見到「坦克人」的照片出現於電視螢幕，官方在耳邊播報，譴責暴徒之猖獗。他形容坦克人是「20世紀最偉大的一張照片之一」，「坦克象徵20世紀集權主義的權力壓迫，（這張照片）象徵了人民對於暴力的抵抗，那種（人民的）尊嚴」。近日Leica一條宣傳片，向「坦克人」致敬，照片流傳至今，無名抗爭者的勇氣仍然震撼。
書中以香港六四燭光集會作結。張倫對香港，始終心存感激，亦希望成就對得住曾幫助過他的香港人。他特別提到，年輕一代也有責任了解歷史，中國和香港今日的面貌，「與過去30年有歷史的傳承，當中八九肯定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不光是公共責任，也是對你自己（的責任），到底是生活在甚麼樣的社會？社會面貌怎麼來的？」
八九學運雖然失敗了，但放諸全球，影響蘇聯表態，開啟東歐民主運動浪潮，同時在中國推進改革開放，「沒有這麼大的犧牲，政權搖搖欲墜，在經濟和社會空間上，他們不會做出那麼大的讓步。」張倫感慨，學生30年前的訴求，至今仍未實現。
八九民運中無數人犧牲，改革希望遭無情粉碎，以鎮壓收場，張倫拒絕評論值得與否，只說：「你沒有辦法確定，沒有八九，中國歷史會是怎樣，我們只能接受歷史。」他只希望，更多人記得六四的死難者。
張倫於《黑手錄》中形容，社經所就像一首好歌，一群好友組成不同聲部，他們因為追求更公正的世界，或身陷囹圄，或流離異鄉，或已過身。他忘不了王軍濤曾說找一天一同往塞外遊歷，沒想到流亡時張倫獨自去了西北，於過陰山的長途客車中，他一路想念朋友，腦內一路迴蕩着出塞曲的歌聲：英雄騎馬壯，何日榮歸故鄉……
流亡海外多年，這首歌仍然偶爾在張倫心中響起。他寫道：「我們精神上的出塞曲或許應將永久地傳唱，因為它才是我們生命的永恒之鄉，是為此，我們需要一唱再唱，一唱再唱。」有朝一日，他會出版一本回憶錄，再談六四。
30年了，記憶與遺忘的戰歌，仍然在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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