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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歷史挑選了王丹，王丹也挑起了歷史交託給他的擔子，
他一生與六四分不開，去年更成立民主智庫「對話中國」。
「我的命運也是跟中國的命運連繫在一起。」他說。
歷史挑選了王軍濤，王軍濤挑戰了歷史，八九民運時夾在中共及學生中間，
最終被中共出賣，流亡美國後成立「中國民主黨」。「我沒有時間去傷感」、「我不認這個輸」他說。
兩位海外最有影響力的民運領袖，說話風格很不同。
王丹很陰柔，冷靜理性，幾乎不露表情。王軍濤很爽快，妙語連珠。
兩人同樣看出下一次六四可能很快來臨，他們的問題是「如何做好準備」。
記者︰黎仕南 力 高 攝影︰謝榮耀 彭志行
中國的未來比以前有更多不確定性。
與王丹談六四，他很少流露感情，記者第一條問題「六四30年的感受」，卻想不到王丹說：「沒有特別感受，對我來說每天都是一個很重要的紀念日。」當年20歲的王丹，英姿颯颯，在北大主修中國歷史；王丹今年50歲，有點中年發福，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唯一不變的是，他保持冷靜理性。他看到的是五年、十年，歷史的必然。香港，他形容是「真正的悲情城市」，寄語港人要有思想準備。
王丹的智慧，在於他從歷史中分析源頭。不少人面對中共日益強大，悲哀感慨六四翻案無望，在王丹他眼中，他無想過放棄，沒有出現無力感：「我現在做的事情有甚麼錯？我找不到放棄的理由。」況且，他從歷史大勢看，認為中國最終會民主化，六四必然會翻案：「民主自由這些東西，它是建立在人性基礎上的，這個不是哪個政權可以阻擋得了。只是（發展）快一點，慢一點的問題，如果你要這樣看問題的話，你不會有無力感，因為它反正早晚會實現。」
「六四出現了二千年以來沒有過的現象，就是這個社會只談經濟，其他都不談，這個對一個國家民族來說是二千年以來沒有過的大變化。」他指出，中國民主化的道路，可能只在朝夕，特別是習近平掌權後。「中國的未來比以前有更多不確定性，未來也許情況越來越糟糕，我們應該開始着手為未來可能的變化，做一些準備，包括不同的力量之間要取得共識。在很多問題上譬如說香港的前途、台灣的前途、中國內部很多的事情，需要不同社會力量之間的共識。」去年王丹由台灣決定回美，成立「對話中國」，為中共變化作好準備。
香港的黑暗剛剛開始。
王丹未有到過香港，20年前已知不可能到香港，但他從歷史大勢判斷出香港前途黯淡：「香港就是一步一步地淪為一國一制，甚至受到的政治待遇搞不好還不如內地的城市，作為對香港反抗這麼多年的報復。」他續說：「黑暗剛剛開始，這不算是最黑暗的了，接下來打人、抓人，甚至殺人，軍隊會不會上街，我覺得都有這種可能性，香港要做好思想準備。」他形容，香港是「真正的悲情城市，代替了台灣。」王丹在台灣任教八年，他感覺「台灣的政治視力有問題，基本上都把眼睛只看着台灣島內的政治事務。他們不關心中國也就算了，他們最大的錯誤就是連香港都不關心，因為今天在香港發生的一切，未來就一模一樣會在台灣發生。」
由20歲至50歲，他用30年挑起這個歷史重擔，可惜六四至今未能平反，王丹說：「年紀越大我越不着急。」他用「天越黑，我們越要尋找光明」勉勵港台兩地人民。記者大膽問：「可能平反時你也不在了。」他說：「功成不必在我。」
李克強一待13年，那說明他犯錯誤了。
與王軍濤談六四，他處處流露感情。20分鐘的訪問，王軍濤指手劃腳，妙語連珠。記者第一句問他如何評論昔日好友、現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這名流亡海外的反共領袖說：「我要罵他呀！因為我們倆在北大分手的時候，他說過一句話，如果你將來發現我有任何問題的話，你可以隨時給我指出來，可以罵我。」王軍濤1976年參加四五天安門運動，張貼詩詞和組織學生集會被捕。後來他獲得平反，入讀北大技術物理系，認識當時入讀法律系的李克強。他形容李克強發言較多，見解尖銳深刻，李克強當時擔任北大學生會常代會主席正是由王推薦。王認為，當時在共青團的李克強六四時也被牽連：「當時團中央一般也是待待就走，李克強一待13年，怎麼能待13年（按︰應是15年），那說明他犯錯誤了。」
面對八九學運的大歷史，時任《經濟學周報》副總編輯的王軍濤挑戰不可能任務，在中共及學生中間斡旋，最終被中共出賣，流亡海外25年：「當時社會多數人都希望學生停止絕食，撤出廣場。他們（中共改革派）想解決跟學生的衝突，希望能夠讓學生理解他們，希望我出面能夠跟學生做斡旋工作。」當時他深知自己成為夾心階層：「如果共產黨事後報復的話，那學生就會認為我把他們出賣。另一方面如果共產黨鎮壓，他們也是說我是黑手，因為我不可能說學生你錯了，我只能說，中國的事情要一步一步來，那共產黨會說你在教唆學生。」結果六四屠城，中共立即指他是運動的「幕後黑手」，被控「反革命宣傳煽動、陰謀顛覆政府」，判刑13年，監禁5年後獲保外就醫。
我不認這個輸，中國一定要民主化。
王軍濤說話快人快語，言論往往別具一格，他笑說當時流傳「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國事家事天下事，關我屁事。還有托派、舞派、馬派，托派就是考托福（TOEFL），舞派就跳舞，馬派就是打麻將。」當時六四如果無開槍，連這批民運領袖也沒想過反共。「所有波瀾壯闊的事情發生之前，誰也沒感覺，有感覺的人早已被政府盯住，所有發起運動的人都是沒有紀錄的人。」他根本不擔心中國沒有社會運動，甚至六四也毋須薪火相傳：「我是不在乎年輕人忘掉六四的，我如果說年輕人非得要記得六四，才能搞民主的話，那就好像共產黨只錯過一次。每一代人都會有共產黨給他們帶來的問題，而且絕不比我們少。」他續說：「（國內年輕人）花了這麼多錢讀完書還找不到工作，習近平就說他們上山下鄉去，你說他們反共的動力是不是比我們強，他就是缺一個突破點。」
王軍濤自言，現在壓力很大，認為下一次六四一定會突然降臨，他要接地氣，在中國內地推動更多的社會運動，認為連紀念六四不太有意義：「對我來說，永遠不是紀念六四，永遠是展望六四，下一次再來該怎麼辦的問題。我沒有時間去傷感，沒有時間去後悔」。被中共出賣，25年流亡海外，他還記得自己在法庭的最後陳述：「從此以後，不再跟你共產黨合作。」現在他說：「我不認這個輸，我覺得中國一定要民主化，而且我一定要爭取在我的手裏，去實現中國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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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與六四分不開，去年更成立民主智庫「對話中國」。
「我的命運也是跟中國的命運連繫在一起。」他說。
歷史挑選了王軍濤，王軍濤挑戰了歷史，八九民運時夾在中共及學生中間，
最終被中共出賣，流亡美國後成立「中國民主黨」。「我沒有時間去傷感」、「我不認這個輸」他說。
兩位海外最有影響力的民運領袖，說話風格很不同。
王丹很陰柔，冷靜理性，幾乎不露表情。王軍濤很爽快，妙語連珠。
兩人同樣看出下一次六四可能很快來臨，他們的問題是「如何做好準備」。
記者︰黎仕南 力 高 攝影︰謝榮耀 彭志行
中國的未來比以前有更多不確定性。
與王丹談六四，他很少流露感情，記者第一條問題「六四30年的感受」，卻想不到王丹說：「沒有特別感受，對我來說每天都是一個很重要的紀念日。」當年20歲的王丹，英姿颯颯，在北大主修中國歷史；王丹今年50歲，有點中年發福，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唯一不變的是，他保持冷靜理性。他看到的是五年、十年，歷史的必然。香港，他形容是「真正的悲情城市」，寄語港人要有思想準備。
王丹的智慧，在於他從歷史中分析源頭。不少人面對中共日益強大，悲哀感慨六四翻案無望，在王丹他眼中，他無想過放棄，沒有出現無力感：「我現在做的事情有甚麼錯？我找不到放棄的理由。」況且，他從歷史大勢看，認為中國最終會民主化，六四必然會翻案：「民主自由這些東西，它是建立在人性基礎上的，這個不是哪個政權可以阻擋得了。只是（發展）快一點，慢一點的問題，如果你要這樣看問題的話，你不會有無力感，因為它反正早晚會實現。」
「六四出現了二千年以來沒有過的現象，就是這個社會只談經濟，其他都不談，這個對一個國家民族來說是二千年以來沒有過的大變化。」他指出，中國民主化的道路，可能只在朝夕，特別是習近平掌權後。「中國的未來比以前有更多不確定性，未來也許情況越來越糟糕，我們應該開始着手為未來可能的變化，做一些準備，包括不同的力量之間要取得共識。在很多問題上譬如說香港的前途、台灣的前途、中國內部很多的事情，需要不同社會力量之間的共識。」去年王丹由台灣決定回美，成立「對話中國」，為中共變化作好準備。
香港的黑暗剛剛開始。
王丹未有到過香港，20年前已知不可能到香港，但他從歷史大勢判斷出香港前途黯淡：「香港就是一步一步地淪為一國一制，甚至受到的政治待遇搞不好還不如內地的城市，作為對香港反抗這麼多年的報復。」他續說：「黑暗剛剛開始，這不算是最黑暗的了，接下來打人、抓人，甚至殺人，軍隊會不會上街，我覺得都有這種可能性，香港要做好思想準備。」他形容，香港是「真正的悲情城市，代替了台灣。」王丹在台灣任教八年，他感覺「台灣的政治視力有問題，基本上都把眼睛只看着台灣島內的政治事務。他們不關心中國也就算了，他們最大的錯誤就是連香港都不關心，因為今天在香港發生的一切，未來就一模一樣會在台灣發生。」
由20歲至50歲，他用30年挑起這個歷史重擔，可惜六四至今未能平反，王丹說：「年紀越大我越不着急。」他用「天越黑，我們越要尋找光明」勉勵港台兩地人民。記者大膽問：「可能平反時你也不在了。」他說：「功成不必在我。」
李克強一待13年，那說明他犯錯誤了。
與王軍濤談六四，他處處流露感情。20分鐘的訪問，王軍濤指手劃腳，妙語連珠。記者第一句問他如何評論昔日好友、現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這名流亡海外的反共領袖說：「我要罵他呀！因為我們倆在北大分手的時候，他說過一句話，如果你將來發現我有任何問題的話，你可以隨時給我指出來，可以罵我。」王軍濤1976年參加四五天安門運動，張貼詩詞和組織學生集會被捕。後來他獲得平反，入讀北大技術物理系，認識當時入讀法律系的李克強。他形容李克強發言較多，見解尖銳深刻，李克強當時擔任北大學生會常代會主席正是由王推薦。王認為，當時在共青團的李克強六四時也被牽連：「當時團中央一般也是待待就走，李克強一待13年，怎麼能待13年（按︰應是15年），那說明他犯錯誤了。」
面對八九學運的大歷史，時任《經濟學周報》副總編輯的王軍濤挑戰不可能任務，在中共及學生中間斡旋，最終被中共出賣，流亡海外25年：「當時社會多數人都希望學生停止絕食，撤出廣場。他們（中共改革派）想解決跟學生的衝突，希望能夠讓學生理解他們，希望我出面能夠跟學生做斡旋工作。」當時他深知自己成為夾心階層：「如果共產黨事後報復的話，那學生就會認為我把他們出賣。另一方面如果共產黨鎮壓，他們也是說我是黑手，因為我不可能說學生你錯了，我只能說，中國的事情要一步一步來，那共產黨會說你在教唆學生。」結果六四屠城，中共立即指他是運動的「幕後黑手」，被控「反革命宣傳煽動、陰謀顛覆政府」，判刑13年，監禁5年後獲保外就醫。
我不認這個輸，中國一定要民主化。
王軍濤說話快人快語，言論往往別具一格，他笑說當時流傳「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國事家事天下事，關我屁事。還有托派、舞派、馬派，托派就是考托福（TOEFL），舞派就跳舞，馬派就是打麻將。」當時六四如果無開槍，連這批民運領袖也沒想過反共。「所有波瀾壯闊的事情發生之前，誰也沒感覺，有感覺的人早已被政府盯住，所有發起運動的人都是沒有紀錄的人。」他根本不擔心中國沒有社會運動，甚至六四也毋須薪火相傳：「我是不在乎年輕人忘掉六四的，我如果說年輕人非得要記得六四，才能搞民主的話，那就好像共產黨只錯過一次。每一代人都會有共產黨給他們帶來的問題，而且絕不比我們少。」他續說：「（國內年輕人）花了這麼多錢讀完書還找不到工作，習近平就說他們上山下鄉去，你說他們反共的動力是不是比我們強，他就是缺一個突破點。」
王軍濤自言，現在壓力很大，認為下一次六四一定會突然降臨，他要接地氣，在中國內地推動更多的社會運動，認為連紀念六四不太有意義：「對我來說，永遠不是紀念六四，永遠是展望六四，下一次再來該怎麼辦的問題。我沒有時間去傷感，沒有時間去後悔」。被中共出賣，25年流亡海外，他還記得自己在法庭的最後陳述：「從此以後，不再跟你共產黨合作。」現在他說：「我不認這個輸，我覺得中國一定要民主化，而且我一定要爭取在我的手裏，去實現中國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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