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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六四30年】近幾年六四維園的燭光暗淡了。本土思潮興起，傘後的學生領袖大都拒絕跟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要與大陸切割，拒絕悼念。但回到1989，在社會上最先站出來聲援的，都是香港的大學生。親歷過那年風風雨雨的他們，拒絕遺忘。30年過去，六四後和傘後站出來的他們有何不同？堅持點起燭光就是「大中華膠」？不悼念是否就注定遺忘？
記者：關冠麒
相關新聞：中大蘇浚鋒：烈士可敬但無悼念心情
港大方約恆：關注民運因港受影響
香港學生1989年的那份熱血，對於當時是港大評議會主席、社會學系二年級生的方約恆，依然恍若昨天。
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直指學生的悼念是「動亂」。以往空無一人的學生會電視房，突然擠滿人，不發一言地看新聞報道，方約恆亦身在房中，呼吸着凝重的空氣。眼見局勢一觸即發，雖在考試季節學生會都立即作出回應，帶領百多名同學，拿着書本在新華社前靜坐。
5月4日，「五四運動」70周年，學生又先於所有政治組織，在遮打花園舉行了第一個公開的集會聲援北京學生，幾千港人響應參與。5月19日，李鵬宣佈戒嚴令，香港亦風雲變色。方約恆記得，在無人發起的情況下，憤慨的學生在深夜自動出現在學生會前的黃克競平台，漸聚集了二、三百人，大家都期望有所行動。各人就在凌晨，冒着三號風球的風雨，又再徒步由薄扶林走到銅鑼灣的新華社。這三次學生行動，都變成後來過百萬港人遊行的前奏。
沒強烈情意結 對中共幻想磨滅
方約恆自問是個不稱職的評議會主席，本應中立地監察學生會的他卻被學運情緒感染，瞓身參與大大小小的活動。但他表示，自己沒有強烈的「大中華情意結」，當日跟着社會洪流走上街頭，甚至到後來接力轉做學生會副會長，心中都是從香港角度務實地去思考。與今天本土派學生之間的差距，大概比紙還薄。
現已年過50的方約恆，父母皆由內地逃避戰亂來港。他親身經歷過港人拖着紅白藍膠袋回鄉接濟親戚的時代：「嗰陣家境都好窮，我好唔明白，我哋已經係要借錢買嘢上去，跟住過關仲要打我哋稅？」
「嗰陣對中國印象好差。」所以到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民運爆發，方約恆的關注，都是基於香港即將被中國收回，其結果是好是壞都勢將影響這個城市，而非因「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到六四屠城確實發生，他更是連半點對中國的幻想都被磨滅：「覺得共產黨係冇得救啦。」
方約恆記得，在經歷過徹底失望後，曾積極為學運奔走過的同學們，都彷彿經歷了一場「hangover（宿醉）」：「每個莊去到臨尾都係散散哋。」也像傘後的這幾年一樣，當時陷入學運低潮，籌組學生會都出現困難。當年港大總算有人組閣參選，但卻一直沒人願意擔當外務副會長：「當時純粹覺得咁大嘅運動後，如果缺莊或者唔齊莊，對個士氣好傷。」於是他就捱義氣在1990年擔起此職。
那年的港大學生會，在政治和社會上最重要的議題也並非平反六四，方約恆稱：「其實嗰個重點已經變咗係，點樣可以喺香港仲係英國人統治下，可以有最多嘅保障。」那年他們爭取1991年立法局直選、要求訂立人權法案、修改公安條例，甚至在學校召集全民大會，通過決議案表示港大學生不承認不民主的《基本法》。方記得，在正式頒佈《基本法》草案前，還搞了半日罷課：「啲人話我哋『合法走堂』箒。」他們祈求在回歸前，可以為香港爭取最大的自由。
「至於我哋係咪有責任去爭取大陸嘅民主……純粹講我自己，我唔覺得有乜好大嘅責任。」不過那年春夏之間發生的事，對於方那一輩的香港大學生，始終是青春難以磨滅的一部份。29周年的六四維園燭光會，他有出席，點起燭光。不過，對於年輕人越來越少出席悼念，對六四的距離感越來越大，方約恆則表示理解：「我覺得好正常。30年前，我覺得自己呢一世都唔會忘記每一日、每一個鐘頭發生過啲乜事。就算十周年嗰陣，我都唔需要諗，4月15、16發生過乜、幾時衝擊新華門、幾時學生跪喺度，呢啲時間、呢啲嘢，我真係完全記得晒。但去到依家30周年，可能老咗啦，記憶力開始衰退，我都開始覺得有含糊。」
正正因為時間無法阻擋的力量，方約恆這班「老鬼」更覺得需要走出來，就算超越30年都要堅持：「同我同年齡層嘅，近呢一兩年都認為，班後生覺得唔係好關佢事，我哋呢一代人就更加要行出嚟……你知大陸抹走歷史係高手嚟，如果人民唔持續去提醒，真係有機會令六四唔存在，或者剩番大陸官方嘅版本。喺香港仍然相對安全嘅情況下，我覺得好值得繼續做落去。」
相關新聞：他們曾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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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直指學生的悼念是「動亂」。以往空無一人的學生會電視房，突然擠滿人，不發一言地看新聞報道，方約恆亦身在房中，呼吸着凝重的空氣。眼見局勢一觸即發，雖在考試季節學生會都立即作出回應，帶領百多名同學，拿着書本在新華社前靜坐。
5月4日，「五四運動」70周年，學生又先於所有政治組織，在遮打花園舉行了第一個公開的集會聲援北京學生，幾千港人響應參與。5月19日，李鵬宣佈戒嚴令，香港亦風雲變色。方約恆記得，在無人發起的情況下，憤慨的學生在深夜自動出現在學生會前的黃克競平台，漸聚集了二、三百人，大家都期望有所行動。各人就在凌晨，冒着三號風球的風雨，又再徒步由薄扶林走到銅鑼灣的新華社。這三次學生行動，都變成後來過百萬港人遊行的前奏。
沒強烈情意結 對中共幻想磨滅
方約恆自問是個不稱職的評議會主席，本應中立地監察學生會的他卻被學運情緒感染，瞓身參與大大小小的活動。但他表示，自己沒有強烈的「大中華情意結」，當日跟着社會洪流走上街頭，甚至到後來接力轉做學生會副會長，心中都是從香港角度務實地去思考。與今天本土派學生之間的差距，大概比紙還薄。
現已年過50的方約恆，父母皆由內地逃避戰亂來港。他親身經歷過港人拖着紅白藍膠袋回鄉接濟親戚的時代：「嗰陣家境都好窮，我好唔明白，我哋已經係要借錢買嘢上去，跟住過關仲要打我哋稅？」
「嗰陣對中國印象好差。」所以到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民運爆發，方約恆的關注，都是基於香港即將被中國收回，其結果是好是壞都勢將影響這個城市，而非因「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到六四屠城確實發生，他更是連半點對中國的幻想都被磨滅：「覺得共產黨係冇得救啦。」
方約恆記得，在經歷過徹底失望後，曾積極為學運奔走過的同學們，都彷彿經歷了一場「hangover（宿醉）」：「每個莊去到臨尾都係散散哋。」也像傘後的這幾年一樣，當時陷入學運低潮，籌組學生會都出現困難。當年港大總算有人組閣參選，但卻一直沒人願意擔當外務副會長：「當時純粹覺得咁大嘅運動後，如果缺莊或者唔齊莊，對個士氣好傷。」於是他就捱義氣在1990年擔起此職。
那年的港大學生會，在政治和社會上最重要的議題也並非平反六四，方約恆稱：「其實嗰個重點已經變咗係，點樣可以喺香港仲係英國人統治下，可以有最多嘅保障。」那年他們爭取1991年立法局直選、要求訂立人權法案、修改公安條例，甚至在學校召集全民大會，通過決議案表示港大學生不承認不民主的《基本法》。方記得，在正式頒佈《基本法》草案前，還搞了半日罷課：「啲人話我哋『合法走堂』箒。」他們祈求在回歸前，可以為香港爭取最大的自由。
「至於我哋係咪有責任去爭取大陸嘅民主……純粹講我自己，我唔覺得有乜好大嘅責任。」不過那年春夏之間發生的事，對於方那一輩的香港大學生，始終是青春難以磨滅的一部份。29周年的六四維園燭光會，他有出席，點起燭光。不過，對於年輕人越來越少出席悼念，對六四的距離感越來越大，方約恆則表示理解：「我覺得好正常。30年前，我覺得自己呢一世都唔會忘記每一日、每一個鐘頭發生過啲乜事。就算十周年嗰陣，我都唔需要諗，4月15、16發生過乜、幾時衝擊新華門、幾時學生跪喺度，呢啲時間、呢啲嘢，我真係完全記得晒。但去到依家30周年，可能老咗啦，記憶力開始衰退，我都開始覺得有含糊。」
正正因為時間無法阻擋的力量，方約恆這班「老鬼」更覺得需要走出來，就算超越30年都要堅持：「同我同年齡層嘅，近呢一兩年都認為，班後生覺得唔係好關佢事，我哋呢一代人就更加要行出嚟……你知大陸抹走歷史係高手嚟，如果人民唔持續去提醒，真係有機會令六四唔存在，或者剩番大陸官方嘅版本。喺香港仍然相對安全嘅情況下，我覺得好值得繼續做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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