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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1989年6月，港人不止遙距支援北京民運，多方人物赴京出錢出力，惟抗爭在中國最後卻以屠殺收場。歷史沒有如果，但上世紀90年代正正是香港前途談判時期，後人不免遐想，假若民運成功，香港今日會同樣面目全非，抑或覓得生機？70後港人李嘉文（Kelvin）大約三年前開始搜集相關歷史資料，開設「世代懺悔錄：香港前途考古札記」專頁以紀錄片截圖、剪報等，呈現當年港人想法。除希望年輕一代掌握近代港史脈絡鑑古知今，他更希望自己一代港人認真反省，「我哋嗰代如果當時再關心一啲，好似依家咁熱心或者有更多行動，會唔會今日嘅局面冇咁困難呢？」
記者︰黃翠儀
那年5月下旬，小學五年級的Kelvin看見老師突然推出電視，「播北京遊行畫面，平時除教育電視，再之前就可能係港督尤德爵士過身，直播睇佢出殯先推部電視出嚟。」小孩也知道大事發生了。直到中學，看過紀錄片他才真正明白，「我仲記得當年去灣仔影藝戲院，播《天安門》紀錄片，我自己一個買飛入場睇，睇晒就覺得，原來真係一件大事情。」大學修讀新聞系，「實習時都會去維園採訪（六四集會），好似指定動作，大概都係想香港要有民主，中國要有民主，香港先會好。」
經歷啟蒙年代後，他曾多年風雨不改到維園參加燭光集會，「差唔多2009年時，大學紀念都係以國殤形容六四屠殺。」他指國殤之柱或者民主女神像均極具紀念意義地在大學出現。但到大約2013年，悼念與否開始出現爭拗，「有人覺得去維園紀念一事，彷彿係同中國愛國連成一體，有港人因此無法自處，老一輩覺得後生一輩對呢件事淡咗，後生就覺得你哋會唔會將六四紀念變成對中國一種投射、恐懼？定係你唔識如何抗拒壓迫？」他指當時學界湧現不同看法，甚至覺得集會是行禮如儀。
他其後數年「轉場」尖沙嘴集會、港大論壇等，有感參加者與維園集會人士之別，「佢哋唔一定認同嗰種大一統中華民族，反而關心香港能否喺各種壓迫爭拗中自主。」到2014年傘運、2016年「魚蛋革命」，Kelvin認為，年輕人與上一代分歧更非單純愛不愛國，亦包括有沒有後路。
他指，自80年代香港前途談判期間，有民意調查指港人其實不想被共產黨接收，後來就變成港人無奈接受聯合聲明，所以有港人當看到1989年電視機上的民運抗爭場面，便憧憬中國一夜民主，「咁九七危機就煙消雲散喇！係一種對共產黨嘅恐懼，希望人哋幫我哋做咗啲嘢之後，就可以解救自己。」六四屠城後，恐懼化為現實逼近，掀起移民潮，不少港人取得外國護照，縱然有人回流，時至今日，仍有許多港人有所謂「逃生門」。他形容相比於中國內地抗爭，其實港人要爭取中國民主亦是相隔了一段安全距離，「身體最誠實，留喺香港較安全地方話要爭取，但你哋冇承受嗰個代價；到2014、2016年，（年輕抗爭者）感覺到警察可能向自己開槍時，已經唔係你喺電視睇到坦克車對付緊畫面入面嘅人，係後生親身體驗，子彈可能打落嚟我身上；你哋講愛國嗰陣，仲係喺一個相對安全距離。」
「八九民運中香港人嘅參與，其實係一個失敗行動。」「現時年輕人要面臨政治檢控，面對槍炮等各樣威脅。」
也許電影對白「只有眼前路，沒有身後身」正是年輕抗爭者寫照，亦是兩代民運矛盾來源。Kelvin形容，「六四或者八九民運中香港人嘅參與，其實係一個有待檢討嘅失敗行動。」因那一代人當中，一邊有人認為要堅守道義去紀念六四死難者，但亦有不少人賣港求榮，移民走人；當六四後中國被西方國家制裁，但許多港商繼續與中國做生意，「因為當時大部份商家喺大陸有投資，如果中國冇生意，香港都冇生意，就玩完，香港對於自己前途嘗試反抗，點知遇着呢啲限制，自己封咗頂。」來到今日，他認為社會應對年輕一代多點寬容，「現時年輕人已隨時要面臨政治檢控，面對槍炮等各樣威脅，香港睇唔到前途。」
數年前他開設專頁，嘗試梳理香港為何走到現今狀況，為年輕人提供歷史速讀之餘，亦想彌補自己當年對香港前途關心不足，「懺悔又好，反省又好，其他人唔一定要認同我，每一代人去到最危急關頭，可能最先都係顧自己先，如果肯認嘅話，起碼都知恥近乎勇，唔會咁容易走去鬧人（年輕人）先啦。」他說當兩代人都有資料在手，爭拗也好怎樣也好，都有材料作辯論基礎。
悼念之外，他深信港人其實可做得更多，例如1989年沒有發生的「三罷」，到傘運時曾有機會用以向當權者「講數」，「當時中大校長沈祖堯出嚟話好擔心學生，你哋咁擔心學生但又同意佢哋爭取嘅話，不如叫佢哋全部返屋企發動三罷啦，罷工罷巿罷課最安全。」Kelvin認為，制度上想維持有中港區隔絕不容易，中港矛盾日益加劇，年輕人對悼念六四自然有不同想法，「對於前途嘅選擇，對於自身嘅選擇，我諗我同埋好多人要繼續問自己，點樣對自己誠實少少，我都問緊自己。」或者30年後港人回望今天，同樣會感慨年輕時未曾盡力抗爭，但若時光倒流到此時此刻，撫心自問，手中天秤之上，公義有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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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翠儀
那年5月下旬，小學五年級的Kelvin看見老師突然推出電視，「播北京遊行畫面，平時除教育電視，再之前就可能係港督尤德爵士過身，直播睇佢出殯先推部電視出嚟。」小孩也知道大事發生了。直到中學，看過紀錄片他才真正明白，「我仲記得當年去灣仔影藝戲院，播《天安門》紀錄片，我自己一個買飛入場睇，睇晒就覺得，原來真係一件大事情。」大學修讀新聞系，「實習時都會去維園採訪（六四集會），好似指定動作，大概都係想香港要有民主，中國要有民主，香港先會好。」
經歷啟蒙年代後，他曾多年風雨不改到維園參加燭光集會，「差唔多2009年時，大學紀念都係以國殤形容六四屠殺。」他指國殤之柱或者民主女神像均極具紀念意義地在大學出現。但到大約2013年，悼念與否開始出現爭拗，「有人覺得去維園紀念一事，彷彿係同中國愛國連成一體，有港人因此無法自處，老一輩覺得後生一輩對呢件事淡咗，後生就覺得你哋會唔會將六四紀念變成對中國一種投射、恐懼？定係你唔識如何抗拒壓迫？」他指當時學界湧現不同看法，甚至覺得集會是行禮如儀。
他其後數年「轉場」尖沙嘴集會、港大論壇等，有感參加者與維園集會人士之別，「佢哋唔一定認同嗰種大一統中華民族，反而關心香港能否喺各種壓迫爭拗中自主。」到2014年傘運、2016年「魚蛋革命」，Kelvin認為，年輕人與上一代分歧更非單純愛不愛國，亦包括有沒有後路。
他指，自80年代香港前途談判期間，有民意調查指港人其實不想被共產黨接收，後來就變成港人無奈接受聯合聲明，所以有港人當看到1989年電視機上的民運抗爭場面，便憧憬中國一夜民主，「咁九七危機就煙消雲散喇！係一種對共產黨嘅恐懼，希望人哋幫我哋做咗啲嘢之後，就可以解救自己。」六四屠城後，恐懼化為現實逼近，掀起移民潮，不少港人取得外國護照，縱然有人回流，時至今日，仍有許多港人有所謂「逃生門」。他形容相比於中國內地抗爭，其實港人要爭取中國民主亦是相隔了一段安全距離，「身體最誠實，留喺香港較安全地方話要爭取，但你哋冇承受嗰個代價；到2014、2016年，（年輕抗爭者）感覺到警察可能向自己開槍時，已經唔係你喺電視睇到坦克車對付緊畫面入面嘅人，係後生親身體驗，子彈可能打落嚟我身上；你哋講愛國嗰陣，仲係喺一個相對安全距離。」
「八九民運中香港人嘅參與，其實係一個失敗行動。」「現時年輕人要面臨政治檢控，面對槍炮等各樣威脅。」
也許電影對白「只有眼前路，沒有身後身」正是年輕抗爭者寫照，亦是兩代民運矛盾來源。Kelvin形容，「六四或者八九民運中香港人嘅參與，其實係一個有待檢討嘅失敗行動。」因那一代人當中，一邊有人認為要堅守道義去紀念六四死難者，但亦有不少人賣港求榮，移民走人；當六四後中國被西方國家制裁，但許多港商繼續與中國做生意，「因為當時大部份商家喺大陸有投資，如果中國冇生意，香港都冇生意，就玩完，香港對於自己前途嘗試反抗，點知遇着呢啲限制，自己封咗頂。」來到今日，他認為社會應對年輕一代多點寬容，「現時年輕人已隨時要面臨政治檢控，面對槍炮等各樣威脅，香港睇唔到前途。」
數年前他開設專頁，嘗試梳理香港為何走到現今狀況，為年輕人提供歷史速讀之餘，亦想彌補自己當年對香港前途關心不足，「懺悔又好，反省又好，其他人唔一定要認同我，每一代人去到最危急關頭，可能最先都係顧自己先，如果肯認嘅話，起碼都知恥近乎勇，唔會咁容易走去鬧人（年輕人）先啦。」他說當兩代人都有資料在手，爭拗也好怎樣也好，都有材料作辯論基礎。
悼念之外，他深信港人其實可做得更多，例如1989年沒有發生的「三罷」，到傘運時曾有機會用以向當權者「講數」，「當時中大校長沈祖堯出嚟話好擔心學生，你哋咁擔心學生但又同意佢哋爭取嘅話，不如叫佢哋全部返屋企發動三罷啦，罷工罷巿罷課最安全。」Kelvin認為，制度上想維持有中港區隔絕不容易，中港矛盾日益加劇，年輕人對悼念六四自然有不同想法，「對於前途嘅選擇，對於自身嘅選擇，我諗我同埋好多人要繼續問自己，點樣對自己誠實少少，我都問緊自己。」或者30年後港人回望今天，同樣會感慨年輕時未曾盡力抗爭，但若時光倒流到此時此刻，撫心自問，手中天秤之上，公義有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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