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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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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一個地方，對不同人來說有不同意義。維多利亞公園、碧街、赤泥坪村、香港大學等，平凡的街道和公園，在1989年至2019年間，經歷過不同事件，留下眾人的足印、汗水、眼淚，成為有獨特意義的空間。匆匆30年光景，舊人故去，城市面目全非，今天就讓我們把這些地方記下，好讓故事流傳下去。拒絕忘記每個關於六四的角落，是一種悼念，更是尋根，在這個城市發生的種種，都是栽種我們身份的養份。
記者：梁嘉麗
維園 風吹不熄燭光
少玲30年來，每年風雨不改，一定到維園參加燭光集會。
「1989年在維園靜坐，那時支聯會剛成立，我就跑去當義工，幫忙佈置、籌款等，那時一腔熱血，只要做得到的都會做！」那年少玲40歲，加入支聯會做義工，轉眼30年，現在已沒有當義工，但維園這個地方，依然準時每年6月4日召喚着她，「想當年有30架流動籌款車，我們站在維園入口大聲嗌咪，還會自己寫橫額，數十呎的長布，用地拖來寫」。
每年都站在同一個足球場內，桃花尚且依舊，但人面早已全非，少玲說自己是舊式人，六四是一個包袱，沒法輕言放棄，「我會一直來，直至自己再走不動」。這種堅持，為一個平凡的公園賦予另一種意義。少玲家住九龍，若非燭光集會，維園對她來說，只是一個平平無奇的公園，而這一點燭光，在中國的土地上，只能在此出現，「一日有維園，一日都還有平反的希望」。
燭光在她眼中是珍寶，近年卻有不少人認為是行禮如儀，亦不認同「建設民主中國」口號，少玲反問：「不是每年也去春秋二祭嗎？會否因為儀式年年相同而不去？」對她來說，每年來到維園參加集會是祭亡魂，更是一種身教，當年帶着兒女，現在帶着孫女，「讓她知道有這段歷史，若她看到了平反的一天，維園就成為了歷史的里程碑」。
赤泥坪 改寫黃雀命運
20多年來，人們一直以為「黃雀行動」出於「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直至2011年司徒華在自傳寫下出處，「黃雀行動」出自曹植的《野田黃雀行》，寓意朋友被捕，自己想去營救。救出來的黃雀，今天已散落世界各地，香港作為中轉站，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開始時，營救的情況很亂，八仙過海各有各救，直至岑建勳統一做，我們這些就算是散兵游勇。」《前哨》雜誌總編輯劉達文說。1989年，民運人士被秘密營救、運送到香港，再轉至海外，劉達文是參與者之一，七年前更著書《內幕與真相──六四黃雀行動》，記下行動過程。當年被救出來的民運人士不少被安置於「安全屋」，再聯絡各國大使館安排接收。
他憶述，當年的安全屋分散遍佈港九新界，馬料水赤泥坪村、西貢匡湖居、銅鑼灣某賓館、上水金錢村等，「初時比較高成本，安排他們住酒店，但後來規模越來越大，救出很多人，就安排他們住安全屋，一直到九七回歸前，最後一批離開」。
歷時八年的拯救行動，最終救出700多人，「比較重要的人住酒店，不讓他們出街。其他住在赤泥坪村等，有些可以拿行街紙，出外走動」。除了為人熟悉的吾爾開希、 嚴家褀（原名嚴家其）等，被營救的更多是參與過或支持過八九民運的人，例如教師、知識分子、學生、工運領袖、商人，甚至連公安亦有，而且不少被安排住赤泥坪村安全屋內，「有些人以為幾年後大陸會變天，到時就能回去，但最終還是要流亡，人生的命運就這樣被改寫了」。在這條安靜的小村中，曾經住着滿腔熱情卻窮途末路的青年。回歸22年後的今天，這個曾經作為安全屋的地方，依舊安全嗎？
碧街 消失了的事變
1989年6月7日，支聯會預計150萬人參加的「三罷」（罷工、罷市、罷課）集會胎死腹中，到底發生了甚麼事？那夜凌晨，一群人在彌敦道及碧街交界燒車、擲玻璃、破壞店舖，警方到場施放催淚彈鎮壓。事件引起支聯會內部激烈討論，有人說該批暴徒是中共安排搞事，亦有說黑手是港英政府，當晚不少人被拘捕，但警方從來沒公佈是甚麼人，據聞支聯會怕出現更大規模的暴動，所以取消三罷及集會。之後，再沒有人提起碧街以及那夜發生的事情。
直至四年前，「活化廳」創辦人李俊峰和藝術家盧樂謙策劃了一場《碧街事變》街頭劇，讓傳說得以重見天日。搜集關於那個晚上的資料時，他們發現這件事實在有太多耐人尋味之處，「是江湖人士奉命來搞事？他們受甚麼人指使？六四前後，整個社會都有很強的動員能力，但偏偏因為這個神秘的暴動而中斷了，頓失方向」。編寫劇本時，他們在碧街的店舖搜集口述故事，盧樂謙說：「有位在麻雀館的睇場大佬說記得有人擲垃圾桶、撞鐵閘想搶劫，店舖要提早關門，還曾開門讓受傷的人入店暫避。」
李俊峰認為對於支聯會來說，這是一個瘡疤，「責怪當然容易，但要處理一個150萬人的集會，就要冷靜，如果怪他們放棄，倒不如想想為何要靠支聯會動員？」關於「大台」和社會動員的討論，到了今天依然值得參考。
一次碧街事變，是一場有劇本的鬧劇，抑或是悲憤激發的躁動？謎底會有被解開的一天嗎？
港大 豎立國殤之柱
從港鐵站步出，走到橋的盡頭，往中庭望下去，就能看見橙色的國殤之柱。1997年的六四集會後，港大學生會決定護送這件雕塑品到校內，卻在學校門口與保安僵持，甚至發生肢體衝突，「那時已凌晨，我們差不多500個同學和市民在路口，有人報了警，我們在校門圍成人牆，跟警察對峙，最後警方以大學是私人地方為由，不便干涉學校事務，我們便順利把國殤之柱送入校園」。時任港大學生會會長王振星憶述當年的情況說道。
搬到港大前，雕塑曾於各間大學巡迴展出，最終落戶港大，王振星早跟校方周旋，當年正值回歸前，社會氣氛處於低壓，人們擔心那年會是最後一次公開悼念六四，王說校方一直以建築結構及技術理由阻止他們擺放國殤之柱，而現在擺放的位置，正是當時港大每年舉辦六四紀念活動的地方。
刻在國殤之柱上，那些扭曲的身軀和面容，象徵屠城死傷者，能夠繼續豎立校內，王振星認為意義重大，「我們有說出真相的責任，在這個不斷自我審查的年代，真相尤其重要。國殤之柱代表着言論自由，是一個我們不能忘記的標記」。
中大 民主女神屹立
2010年5月，銅鑼灣時代廣場展出的民主女神像被警方沒收，引起社會關注，至6月3日特區政府「釋放」女神像並於六四集會展示，當晚由2,000多名中大師生及市民運送至中大，一直擺放至今。
中聯辦 示威干預升級
看着長毛、古思堯肩上抬着的黑色棺材，人們只當是奇觀，長毛說，此舉源於1989年6月2日北京民運人士被軍車撞死，當時有人提出抬死者棺材遊行，「但當然，未成事就發生了鎮壓事件」。每年六四大遊行，他們抬着棺材，跟着遊行隊伍走，回歸前會走到位於跑馬地的新華社舊址，回歸後有時會到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或西環中聯辦。
每次抬棺材，長毛所受的「待遇」都不同，回歸前遊行去新華社，他說警察處理手法比較寬鬆，「港英時代多數沒有阻撓，會把新華社外的馬路封了讓我們走過去，回歸後明顯緊張了」。不只是處理手法，就連空間亦大不同，現時中聯辦門口建了一大花圃，寬闊的行人道變成窄長小路，目的昭然若揭。
「警察有時會讓我們放下棺材，亦試過搶和毀壞棺材，甚至拘捕」。長毛認為警察行動有所不同是因為每年中聯辦都有不同指示，「中聯辦官員會在大樓內望着我們行動，自由度越來越低是必然的趨勢」。
快活谷 藝人同心聲援
1989年5月27日，由梅艷芳號召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於跑馬地馬場舉行，台前掛着「全港演藝界支持北京學運」布條，音樂會持續了12小時，200多位歌影視台前幕後人員演唱了138首歌曲，吸引超過30萬市民參加，共籌得1,200萬元支持北京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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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梁嘉麗
維園 風吹不熄燭光
少玲30年來，每年風雨不改，一定到維園參加燭光集會。
「1989年在維園靜坐，那時支聯會剛成立，我就跑去當義工，幫忙佈置、籌款等，那時一腔熱血，只要做得到的都會做！」那年少玲40歲，加入支聯會做義工，轉眼30年，現在已沒有當義工，但維園這個地方，依然準時每年6月4日召喚着她，「想當年有30架流動籌款車，我們站在維園入口大聲嗌咪，還會自己寫橫額，數十呎的長布，用地拖來寫」。
每年都站在同一個足球場內，桃花尚且依舊，但人面早已全非，少玲說自己是舊式人，六四是一個包袱，沒法輕言放棄，「我會一直來，直至自己再走不動」。這種堅持，為一個平凡的公園賦予另一種意義。少玲家住九龍，若非燭光集會，維園對她來說，只是一個平平無奇的公園，而這一點燭光，在中國的土地上，只能在此出現，「一日有維園，一日都還有平反的希望」。
燭光在她眼中是珍寶，近年卻有不少人認為是行禮如儀，亦不認同「建設民主中國」口號，少玲反問：「不是每年也去春秋二祭嗎？會否因為儀式年年相同而不去？」對她來說，每年來到維園參加集會是祭亡魂，更是一種身教，當年帶着兒女，現在帶着孫女，「讓她知道有這段歷史，若她看到了平反的一天，維園就成為了歷史的里程碑」。
赤泥坪 改寫黃雀命運
20多年來，人們一直以為「黃雀行動」出於「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直至2011年司徒華在自傳寫下出處，「黃雀行動」出自曹植的《野田黃雀行》，寓意朋友被捕，自己想去營救。救出來的黃雀，今天已散落世界各地，香港作為中轉站，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開始時，營救的情況很亂，八仙過海各有各救，直至岑建勳統一做，我們這些就算是散兵游勇。」《前哨》雜誌總編輯劉達文說。1989年，民運人士被秘密營救、運送到香港，再轉至海外，劉達文是參與者之一，七年前更著書《內幕與真相──六四黃雀行動》，記下行動過程。當年被救出來的民運人士不少被安置於「安全屋」，再聯絡各國大使館安排接收。
他憶述，當年的安全屋分散遍佈港九新界，馬料水赤泥坪村、西貢匡湖居、銅鑼灣某賓館、上水金錢村等，「初時比較高成本，安排他們住酒店，但後來規模越來越大，救出很多人，就安排他們住安全屋，一直到九七回歸前，最後一批離開」。
歷時八年的拯救行動，最終救出700多人，「比較重要的人住酒店，不讓他們出街。其他住在赤泥坪村等，有些可以拿行街紙，出外走動」。除了為人熟悉的吾爾開希、 嚴家褀（原名嚴家其）等，被營救的更多是參與過或支持過八九民運的人，例如教師、知識分子、學生、工運領袖、商人，甚至連公安亦有，而且不少被安排住赤泥坪村安全屋內，「有些人以為幾年後大陸會變天，到時就能回去，但最終還是要流亡，人生的命運就這樣被改寫了」。在這條安靜的小村中，曾經住着滿腔熱情卻窮途末路的青年。回歸22年後的今天，這個曾經作為安全屋的地方，依舊安全嗎？
碧街 消失了的事變
1989年6月7日，支聯會預計150萬人參加的「三罷」（罷工、罷市、罷課）集會胎死腹中，到底發生了甚麼事？那夜凌晨，一群人在彌敦道及碧街交界燒車、擲玻璃、破壞店舖，警方到場施放催淚彈鎮壓。事件引起支聯會內部激烈討論，有人說該批暴徒是中共安排搞事，亦有說黑手是港英政府，當晚不少人被拘捕，但警方從來沒公佈是甚麼人，據聞支聯會怕出現更大規模的暴動，所以取消三罷及集會。之後，再沒有人提起碧街以及那夜發生的事情。
直至四年前，「活化廳」創辦人李俊峰和藝術家盧樂謙策劃了一場《碧街事變》街頭劇，讓傳說得以重見天日。搜集關於那個晚上的資料時，他們發現這件事實在有太多耐人尋味之處，「是江湖人士奉命來搞事？他們受甚麼人指使？六四前後，整個社會都有很強的動員能力，但偏偏因為這個神秘的暴動而中斷了，頓失方向」。編寫劇本時，他們在碧街的店舖搜集口述故事，盧樂謙說：「有位在麻雀館的睇場大佬說記得有人擲垃圾桶、撞鐵閘想搶劫，店舖要提早關門，還曾開門讓受傷的人入店暫避。」
李俊峰認為對於支聯會來說，這是一個瘡疤，「責怪當然容易，但要處理一個150萬人的集會，就要冷靜，如果怪他們放棄，倒不如想想為何要靠支聯會動員？」關於「大台」和社會動員的討論，到了今天依然值得參考。
一次碧街事變，是一場有劇本的鬧劇，抑或是悲憤激發的躁動？謎底會有被解開的一天嗎？
港大 豎立國殤之柱
從港鐵站步出，走到橋的盡頭，往中庭望下去，就能看見橙色的國殤之柱。1997年的六四集會後，港大學生會決定護送這件雕塑品到校內，卻在學校門口與保安僵持，甚至發生肢體衝突，「那時已凌晨，我們差不多500個同學和市民在路口，有人報了警，我們在校門圍成人牆，跟警察對峙，最後警方以大學是私人地方為由，不便干涉學校事務，我們便順利把國殤之柱送入校園」。時任港大學生會會長王振星憶述當年的情況說道。
搬到港大前，雕塑曾於各間大學巡迴展出，最終落戶港大，王振星早跟校方周旋，當年正值回歸前，社會氣氛處於低壓，人們擔心那年會是最後一次公開悼念六四，王說校方一直以建築結構及技術理由阻止他們擺放國殤之柱，而現在擺放的位置，正是當時港大每年舉辦六四紀念活動的地方。
刻在國殤之柱上，那些扭曲的身軀和面容，象徵屠城死傷者，能夠繼續豎立校內，王振星認為意義重大，「我們有說出真相的責任，在這個不斷自我審查的年代，真相尤其重要。國殤之柱代表着言論自由，是一個我們不能忘記的標記」。
中大 民主女神屹立
2010年5月，銅鑼灣時代廣場展出的民主女神像被警方沒收，引起社會關注，至6月3日特區政府「釋放」女神像並於六四集會展示，當晚由2,000多名中大師生及市民運送至中大，一直擺放至今。
中聯辦 示威干預升級
看着長毛、古思堯肩上抬着的黑色棺材，人們只當是奇觀，長毛說，此舉源於1989年6月2日北京民運人士被軍車撞死，當時有人提出抬死者棺材遊行，「但當然，未成事就發生了鎮壓事件」。每年六四大遊行，他們抬着棺材，跟着遊行隊伍走，回歸前會走到位於跑馬地的新華社舊址，回歸後有時會到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或西環中聯辦。
每次抬棺材，長毛所受的「待遇」都不同，回歸前遊行去新華社，他說警察處理手法比較寬鬆，「港英時代多數沒有阻撓，會把新華社外的馬路封了讓我們走過去，回歸後明顯緊張了」。不只是處理手法，就連空間亦大不同，現時中聯辦門口建了一大花圃，寬闊的行人道變成窄長小路，目的昭然若揭。
「警察有時會讓我們放下棺材，亦試過搶和毀壞棺材，甚至拘捕」。長毛認為警察行動有所不同是因為每年中聯辦都有不同指示，「中聯辦官員會在大樓內望着我們行動，自由度越來越低是必然的趨勢」。
快活谷 藝人同心聲援
1989年5月27日，由梅艷芳號召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於跑馬地馬場舉行，台前掛着「全港演藝界支持北京學運」布條，音樂會持續了12小時，200多位歌影視台前幕後人員演唱了138首歌曲，吸引超過30萬市民參加，共籌得1,200萬元支持北京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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