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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提起六四，一般大眾記得叱咤風雲的學運領袖，有關八九民運的小人物──因在街頭喊口號而入獄、因路見不平而燒軍車，或是僅僅因為幾分鐘的反抗，換來十多年牢獄甚至是死緩的，坊間關注卻鮮有。《蘋果》記者走訪多地，聆聽這些在歷史上失語的底層六四人物。
「政治流浪者」張京生：我比坐牢還孤單
湖南老民運人士張京生先後坐過兩次牢，民主牆運動時期辦民刊一次，1989年民運又一次，牢獄生活長達15年。出獄後淡出民運圈子，與親友鮮有來往，他坦言「比坐牢還孤單，牢友還有點共同語言，互相有點同情」。獨居、孤苦，一生幾一無所得，莫非是中國社會下追求民主之路的祭品？
車輛在城郊公路上顛簸而過，不過只是20分鐘，窗外的風景便從繁華市區轉換成另一番景象：一片片低矮的平房、稀稀落落的人流。67歲的張京生穿着一件稍顯陳舊的灰色大衣，腳穿一雙解放鞋，彷彿與周遭一切格格不入。還未走到他所住的片區，便已遠遠地看到社區警務站。「我現在比較低調，也沒怎麼參與活動，他們（公安）只是偶爾會來看看我」，張京生的聲音雖雄厚，說起話來不慍不火。
製魏京生特刊 「走上不歸路」
出生於北京、八歲起遷到長沙的張京生，自小在父母影響下對共產黨深信不疑，後來因參與政治而繫獄兩次，他形容自己是「走上民主不歸路」。他原本在長沙市新中機械廠做工人，直到1978年，他於廠裏被要求在「四人幫」和華國鋒之間做表態時，不小心說了一句真心話，人生走向轉折。「我說我搞不太清楚，到底是誰對誰錯」，結果陸續被公安找談話、寫檢討，甚至逐個車間、全廠批鬥，「遭到這種打擊之後，心比較灰了。我就是社會一個奴隸，現在就是慢慢覺醒以後，有了言論自由、民主這種要求」。
藉一台紅燈牌收音機收聽美國之音，加上1970年代後期西單民主牆運動的影響，張京生一個人在長沙辦起民刊，取名《流浪者》。顧名思義，流浪者沒有家，就正如他被共產黨所拋棄、卻又無法在社會上有組黨的自由，因而成為政治上的流浪者。1979年，魏京生因批評鄧小平被判囚15年，張於是將魏在庭上5,700字的辯護辭印成特刊，在長沙市街頭派發。「當時引起很大哄動，使得五一路（長沙市一條道路）交通都堵塞了，當時公安局對我很不滿，之後我再去那裏派發，公安便很快派摩托車來抓我」。
魏京生之後，中央1981年初下發「九號文件」，要求打擊由學生或工人組織的非法刊物，全國各地有上千人被拘審、逮捕，張京生不例外入獄四年。而1989年學運席捲全國，張加入長沙的工自聯、絕食團，又跟隨湖南學生走上街頭，誓要「與李鵬政府血戰到底」，然後換來11年牢獄，2000年獲釋。
義無反顧投身政治運動，張京生與父母的關係陷入寒冬。被捕初期，張父因在派出所規勸兒子認罪不果，向家人下探監禁令，不准送東西給他。張曾經在一篇文章裏寫道：「在看守所，我才知道甚麼是熱，甚麼是寒，甚麼是春夏秋冬，甚麼是飢寒交迫的奴隸，甚麼是失去親人的痛苦。為了人民不再做奴隸，我們必須付出坐牢的代價。」
但出獄後的日子，卻是張京生始料未及的痛苦，「我感到頭皮發麻，我已經無法思維了。我當時（第一次釋放時）已經三十多歲了，還要靠父母養活我，人生徹底絕望了」。張父張母一直盼望兒子找到人生出路，但去世前未如願，「我可以說是沒有照顧他們，我母親最後死的時候，都沒有看到我有一個好的結果」。
每月僅獲450元人幣 與社會脫軌
在父母幫助下，他曾在一家工廠裏打雜四年，每個月只有40元（人民幣，下同）工資，即使後來開小店賣香煙，但也根本不足以維持基本生活需要。到餐館吃飯點不起菜，他就只買一碗飯，着老闆送點小菜。「等了半天他沒有給我送菜，我就找他要，他就送了一點。第二次再去就被趕出去，他說『你只買飯、不買菜不行呀』，就鬧了這樣一個笑話」。
環顧張京生現居的小平房，四處堆放着賣不掉的香煙雜物，天花板結滿蜘蛛網，廚爐裏有千年油垢。出獄後淡出民運圈，逢年過節也絕少與兄弟姐妹來往，在社交情感上豈不也是流浪者？拍攝期間附近鄰居大媽不時在門口張望，都在議論「為甚麼來找他」、「他有甚麼好拍的」……他與社區的距離或是咫尺，也是天涯，「我在這裏比坐牢還孤單，牢友雖然不能接受我的政治觀念，但日常生活還有點共同語言，互相有點同情」。
幾年前，有民運朋友為他裝電腦、教他翻牆，讓他看美國之音等外媒，但他仍然以「脫離正常軌道」形容自己，「我到現在都感到落後於這個社會，雖然是可以使用電腦，但在生活上我很難自立，共產黨給我一點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只有450元，我還因從事一點小買賣，就減少100多塊錢……」他的聲音依然清亮有力，撐起他嘴下那些無奈與痛苦，「活過一天算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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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流浪者」張京生：我比坐牢還孤單
湖南老民運人士張京生先後坐過兩次牢，民主牆運動時期辦民刊一次，1989年民運又一次，牢獄生活長達15年。出獄後淡出民運圈子，與親友鮮有來往，他坦言「比坐牢還孤單，牢友還有點共同語言，互相有點同情」。獨居、孤苦，一生幾一無所得，莫非是中國社會下追求民主之路的祭品？
車輛在城郊公路上顛簸而過，不過只是20分鐘，窗外的風景便從繁華市區轉換成另一番景象：一片片低矮的平房、稀稀落落的人流。67歲的張京生穿着一件稍顯陳舊的灰色大衣，腳穿一雙解放鞋，彷彿與周遭一切格格不入。還未走到他所住的片區，便已遠遠地看到社區警務站。「我現在比較低調，也沒怎麼參與活動，他們（公安）只是偶爾會來看看我」，張京生的聲音雖雄厚，說起話來不慍不火。
製魏京生特刊 「走上不歸路」
出生於北京、八歲起遷到長沙的張京生，自小在父母影響下對共產黨深信不疑，後來因參與政治而繫獄兩次，他形容自己是「走上民主不歸路」。他原本在長沙市新中機械廠做工人，直到1978年，他於廠裏被要求在「四人幫」和華國鋒之間做表態時，不小心說了一句真心話，人生走向轉折。「我說我搞不太清楚，到底是誰對誰錯」，結果陸續被公安找談話、寫檢討，甚至逐個車間、全廠批鬥，「遭到這種打擊之後，心比較灰了。我就是社會一個奴隸，現在就是慢慢覺醒以後，有了言論自由、民主這種要求」。
藉一台紅燈牌收音機收聽美國之音，加上1970年代後期西單民主牆運動的影響，張京生一個人在長沙辦起民刊，取名《流浪者》。顧名思義，流浪者沒有家，就正如他被共產黨所拋棄、卻又無法在社會上有組黨的自由，因而成為政治上的流浪者。1979年，魏京生因批評鄧小平被判囚15年，張於是將魏在庭上5,700字的辯護辭印成特刊，在長沙市街頭派發。「當時引起很大哄動，使得五一路（長沙市一條道路）交通都堵塞了，當時公安局對我很不滿，之後我再去那裏派發，公安便很快派摩托車來抓我」。
魏京生之後，中央1981年初下發「九號文件」，要求打擊由學生或工人組織的非法刊物，全國各地有上千人被拘審、逮捕，張京生不例外入獄四年。而1989年學運席捲全國，張加入長沙的工自聯、絕食團，又跟隨湖南學生走上街頭，誓要「與李鵬政府血戰到底」，然後換來11年牢獄，2000年獲釋。
義無反顧投身政治運動，張京生與父母的關係陷入寒冬。被捕初期，張父因在派出所規勸兒子認罪不果，向家人下探監禁令，不准送東西給他。張曾經在一篇文章裏寫道：「在看守所，我才知道甚麼是熱，甚麼是寒，甚麼是春夏秋冬，甚麼是飢寒交迫的奴隸，甚麼是失去親人的痛苦。為了人民不再做奴隸，我們必須付出坐牢的代價。」
但出獄後的日子，卻是張京生始料未及的痛苦，「我感到頭皮發麻，我已經無法思維了。我當時（第一次釋放時）已經三十多歲了，還要靠父母養活我，人生徹底絕望了」。張父張母一直盼望兒子找到人生出路，但去世前未如願，「我可以說是沒有照顧他們，我母親最後死的時候，都沒有看到我有一個好的結果」。
每月僅獲450元人幣 與社會脫軌
在父母幫助下，他曾在一家工廠裏打雜四年，每個月只有40元（人民幣，下同）工資，即使後來開小店賣香煙，但也根本不足以維持基本生活需要。到餐館吃飯點不起菜，他就只買一碗飯，着老闆送點小菜。「等了半天他沒有給我送菜，我就找他要，他就送了一點。第二次再去就被趕出去，他說『你只買飯、不買菜不行呀』，就鬧了這樣一個笑話」。
環顧張京生現居的小平房，四處堆放着賣不掉的香煙雜物，天花板結滿蜘蛛網，廚爐裏有千年油垢。出獄後淡出民運圈，逢年過節也絕少與兄弟姐妹來往，在社交情感上豈不也是流浪者？拍攝期間附近鄰居大媽不時在門口張望，都在議論「為甚麼來找他」、「他有甚麼好拍的」……他與社區的距離或是咫尺，也是天涯，「我在這裏比坐牢還孤單，牢友雖然不能接受我的政治觀念，但日常生活還有點共同語言，互相有點同情」。
幾年前，有民運朋友為他裝電腦、教他翻牆，讓他看美國之音等外媒，但他仍然以「脫離正常軌道」形容自己，「我到現在都感到落後於這個社會，雖然是可以使用電腦，但在生活上我很難自立，共產黨給我一點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只有450元，我還因從事一點小買賣，就減少100多塊錢……」他的聲音依然清亮有力，撐起他嘴下那些無奈與痛苦，「活過一天算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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