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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30年前一輛又一輛的三輪車穿越北京長安街，將傷者從解放軍槍下救出，送到醫院；平行時空下，昨天一輛三輪車在軒尼詩道單騎直進，將模擬傷者的紙板從灣仔送到維園。從醫院到維園，當年生死一線，如今念念不忘。
陳嘉興是香港藝術家，過往兩年舉辦分享會、放映會悼念六四，今年從室內跑到街頭，他解釋：「流動很重要，現在這個政治環境下，譬如早前大館請馬建講talk也不容許，我覺得對藝術家的政治操控會越來越收窄，所以試試以街上流動作為一種策略去演出。」
念念不忘必有迴響，《逃犯條例》一旦通過，只怕這個良心藝術家有事，變成躺在三輪車上，「有事就有事，你（記者）定時定候打電話給我，看我在不在，我不在你就有新聞做。」不用等到條例通過，搞過兩年六四紀念後，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通知他不再獲續約，本月7日前遷出。
撰文：陳勝藍 攝影：董立華
記者相約陳嘉興談六四與本土的關係，卻不知他近幾年的創作都與單車有關，令他回想八九民運北京三輪車運送傷者，今年決定呈現這個畫面出來，「我覺得六四不要搞到太過深奧，它不是很high art的東西，我希望直接觸動身邊的人。」紙板上用白線勾勒出人形，模擬兇案現場，旁邊寫上：「沉冤未雪，我們都是見證人。」上面插旗加一句：「未敢忘記」，他解釋：「那句說話意思是大家都看見兇案發生，多年後我們一定不會忘記。」
只怕他觸動的是當權者神經，拿他送中享受陽光司法，他說：「你知以前國內試過（抓藝術家），譬如艾未未，《逃犯條例》之後你持續搞這些，你一定會觸動到他。門已打開可以抓你，問題是他有沒有這個閒情逸致去搞你。比較輕型是禁止你返回國內，比較大鑊是他們派人抓你，但相信他不會控告你搞藝術行為擾亂國家秩序，一定會用其他藉口，譬如用稅務搞艾未未。你問我擔不擔心，我擔心，但一個人要做的就要做，不擔心得那麼多。」
陳嘉興也見證香港每當變幻時，上世紀80年代港人憂慮前途問題，走得快好世界，「我讀書時很多人移民，所以黃耀明（達明一派）首歌《今天應該很高興》我好鬼死有feel，所寫的是我們感同身受，我試過一班同學一個星期送兩次機，我算過那班中學同學走了一半。」後來他也遠走美國，卻是留學而非移民，「當時我去讀書好單純，純粹去讀設計藝術，讀完回來工作發展，去到才驚覺原來十個留學生九個不是真真正正去讀書，實際上當時九七前是替家人移民鋪路。」
八九年頭赴美，年中見證六四，他擔心幾年後香港回歸是何等光景，「這種關係很強烈，因為六四發生了就是告訴你，將來究竟是PK還是怎樣，你現在就要做決定。為甚麼六四很本土？因為這是命運共同，當時我們最concern香港九七之後怎樣，我們從電視看學生示威，還未開槍，如果他們搞定了，中國有民主，我們便不用怕，這便是命運共同。因為大陸收回香港是事實，究竟收回你的那個人是甚麼人？是一個作奸犯科十惡不赦的大賊，還是慈悲為懷的神父？你覺得你的命運和他們（內地人）連結在一起。」
結果中共選擇了一念地獄，屠城時他身在芝加哥，在罪案城透過電視目睹中共犯下反人類罪行，陳嘉興透露：「六四發生時我見那邊華僑出來示威，但對他們來說不是很touching，有些簡直笑着拍照，因為可能立即拿到J簽證（發給執行教育及文化交流的簽證），可順帶申請政治庇護留在那邊。當時那邊中國人的民族主義真的那麼強勁嗎？我覺得不是，難聽點說他們功利一些，想盡一切辦法留在那裏，剛好六四這件事出現了，對他們來說是不是一個機會？」
香港人的感受卻不一樣，「那是香港人第一次民族醒覺，六四之前最多聽張明敏的《我是中國人》、汪明荃的《勇敢的中國人》，最多看李小龍怎樣踢爛塊牌；六四時全香港人都覺得應該有份中國心、責任，那一下爆發影響了一些人，觸動了他們的良心，對一些人來說這種觸動不會消失。」就在那時他說起畢業後打算返回香港，當地中國留學生一聽便說：「神煎鞭（神經病）！」其實雙方都很貫徹，中國留學生但覺六四天賜良緣，更堅決留美，陳嘉興沒想過留下，屠城後沒有改變主意。
從新聞報道見識過香港100萬人上街，全城怒吼，小伙子幻想歸來之日又是甚麼火紅景象，終於1992年回港，「相隔只是兩、三年，但一回港發覺，咦，好像整件事沒發生過，市民不是愁雲慘霧，不是很怕。我覺得回來反而是另一個世界，是一個怎樣的世界？90年代初是一個搵錢的世界，樓股嘭嘭聲上，炒樓炒到癲，好多人發達，當時聽說一個化妝品sales搵幾皮嘢。我覺得他們好像不想記起這件事，不想回憶六四，主動斷片，因為他們覺得有選擇權的已經走了，我們沒有選擇權的硬食，諗咁多做乜？」
根據支聯會數字，1992年維園燭光集會參加人數回落到八萬，之後十多年更徘徊三至五萬，只有十、十五齊頭周年重上七、八萬水位。陳嘉興的一生是香港人寫照，他從這刻開始跟隨大氣候，回港頭幾年缺席六四集會，一心掙錢，只怕收入比別人少。先後從事平面設計、產品研發，跟隨所屬工廠北上打拼。設計跟別的行業沒有兩樣，為名利為興趣，但他閒來涉獵藝術創作，如此一來就要打搞良心，有個富二代同事出身外國名牌大學，卻認定六四事件虛構捏造，陳嘉興看在眼裏痛在心裏。
有一個老闆相信六四真的假不了，卻認為屠城是應有之義，當時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做得對，當年如非鎮壓今天哪有生意做？到後來雨傘運動期間這位老闆更分享反佔中片段給一眾下屬，陳嘉興也被迫熱烈學習周融講話，一日其司機不慎透露黃絲想法，之後便沒再上班，「這種人（老闆）為數不少，他不是新移民，幾十年前來港工作發達那些，他是土生土長香港人，也有這些想法，你便看見香港人的變化。」陳上班不談下班事，幸保飯碗，他更指香港人其實不算本事，「香港人真係唔係咁叻，很多時撞彩，屎忽撞棍大陸救了他幾次，還不是主動救，只是因緣際會。因為我做了好幾年廠，有時與廠佬談，當年大家若非將工廠搬上去，真係食蕉。」
幾年後陳嘉興重返維園燭光集會，之後不曾缺席，都說命運共同，2009年六四20周年超過15萬人出席，即使本土派曾在尖沙嘴另起爐灶，維園老字號至今未曾跌穿10萬心理關口。最近一位朋友提醒陳嘉興，全世界只香港仍有大規模六四悼念活動，陳說：「我跟朋友說，六四燭光集會沒有問題，純粹是悼念，不必介懷是否千篇一律，再講都多Q餘！那十多萬人當時被那件事touch到他們的良心，等如你拜山，你會不會嫌拜山的形式很舊？你會不會嫌經常去和合石，今次將個墓搬去尖沙嘴？講嚟都多Q餘！」
回憶與歷史的分別在於經歷，年輕人未見證過六四，老一輩說得再繪影繪聲也只不過是說歷史故事，情況就像我們看100年前五四運動，他看得開，「我若是九十後、千禧後也會有這種心態，等如我這批人，對上一批講保釣我們不太concern；到了我們經歷過六四、七一、雨傘，我們就concern六四、七一、雨傘；下一代人經歷了雨傘，但六四又遠離了，他們便concern雨傘。30年後紀念雨傘的可能是黃之鋒那些，到時已經生兒育女，40、50歲好像我這些，到時他的兒子不會紀念雨傘，他的兒子可能講國語，唱國歌。」
本土派認為六四是鄰國的事，陳嘉興引述美國作家Susan Sontag的作品《旁觀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攝影發明後世上有何災難都傳遍天下，按理應該觸動更多人，但現實並非如此，「你透過互聯網、電視每日接觸世界，你見敍利亞小朋友在海淹死你的感覺怎樣，立即將銀行戶口抽一半錢出來捐去難民署？不會，你的感覺是置身circus，在看馬戲，現在後生仔就是這樣。」他認為應該將六四變成一個icon，將當年北京學生追求民主自由，反貪污反官倒的理念發展伸延，由下一代接力，而不是糾纏於平反。
年剛半百的他說：「不論你做甚麼，我覺得新一代會慢慢遠離民族、國族的意識。以前我們因為家族感情，無論如何要返上去見一見（親戚），阿嫲要見孫，現在的人返國內做甚麼？可能去深圳福田吃飯、去玩，大不了不上去。一代一代人不同了，我覺得再過一兩代人情況（港人看中國）會有點近似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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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興是香港藝術家，過往兩年舉辦分享會、放映會悼念六四，今年從室內跑到街頭，他解釋：「流動很重要，現在這個政治環境下，譬如早前大館請馬建講talk也不容許，我覺得對藝術家的政治操控會越來越收窄，所以試試以街上流動作為一種策略去演出。」
念念不忘必有迴響，《逃犯條例》一旦通過，只怕這個良心藝術家有事，變成躺在三輪車上，「有事就有事，你（記者）定時定候打電話給我，看我在不在，我不在你就有新聞做。」不用等到條例通過，搞過兩年六四紀念後，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通知他不再獲續約，本月7日前遷出。
撰文：陳勝藍 攝影：董立華
記者相約陳嘉興談六四與本土的關係，卻不知他近幾年的創作都與單車有關，令他回想八九民運北京三輪車運送傷者，今年決定呈現這個畫面出來，「我覺得六四不要搞到太過深奧，它不是很high art的東西，我希望直接觸動身邊的人。」紙板上用白線勾勒出人形，模擬兇案現場，旁邊寫上：「沉冤未雪，我們都是見證人。」上面插旗加一句：「未敢忘記」，他解釋：「那句說話意思是大家都看見兇案發生，多年後我們一定不會忘記。」
只怕他觸動的是當權者神經，拿他送中享受陽光司法，他說：「你知以前國內試過（抓藝術家），譬如艾未未，《逃犯條例》之後你持續搞這些，你一定會觸動到他。門已打開可以抓你，問題是他有沒有這個閒情逸致去搞你。比較輕型是禁止你返回國內，比較大鑊是他們派人抓你，但相信他不會控告你搞藝術行為擾亂國家秩序，一定會用其他藉口，譬如用稅務搞艾未未。你問我擔不擔心，我擔心，但一個人要做的就要做，不擔心得那麼多。」
陳嘉興也見證香港每當變幻時，上世紀80年代港人憂慮前途問題，走得快好世界，「我讀書時很多人移民，所以黃耀明（達明一派）首歌《今天應該很高興》我好鬼死有feel，所寫的是我們感同身受，我試過一班同學一個星期送兩次機，我算過那班中學同學走了一半。」後來他也遠走美國，卻是留學而非移民，「當時我去讀書好單純，純粹去讀設計藝術，讀完回來工作發展，去到才驚覺原來十個留學生九個不是真真正正去讀書，實際上當時九七前是替家人移民鋪路。」
八九年頭赴美，年中見證六四，他擔心幾年後香港回歸是何等光景，「這種關係很強烈，因為六四發生了就是告訴你，將來究竟是PK還是怎樣，你現在就要做決定。為甚麼六四很本土？因為這是命運共同，當時我們最concern香港九七之後怎樣，我們從電視看學生示威，還未開槍，如果他們搞定了，中國有民主，我們便不用怕，這便是命運共同。因為大陸收回香港是事實，究竟收回你的那個人是甚麼人？是一個作奸犯科十惡不赦的大賊，還是慈悲為懷的神父？你覺得你的命運和他們（內地人）連結在一起。」
結果中共選擇了一念地獄，屠城時他身在芝加哥，在罪案城透過電視目睹中共犯下反人類罪行，陳嘉興透露：「六四發生時我見那邊華僑出來示威，但對他們來說不是很touching，有些簡直笑着拍照，因為可能立即拿到J簽證（發給執行教育及文化交流的簽證），可順帶申請政治庇護留在那邊。當時那邊中國人的民族主義真的那麼強勁嗎？我覺得不是，難聽點說他們功利一些，想盡一切辦法留在那裏，剛好六四這件事出現了，對他們來說是不是一個機會？」
香港人的感受卻不一樣，「那是香港人第一次民族醒覺，六四之前最多聽張明敏的《我是中國人》、汪明荃的《勇敢的中國人》，最多看李小龍怎樣踢爛塊牌；六四時全香港人都覺得應該有份中國心、責任，那一下爆發影響了一些人，觸動了他們的良心，對一些人來說這種觸動不會消失。」就在那時他說起畢業後打算返回香港，當地中國留學生一聽便說：「神煎鞭（神經病）！」其實雙方都很貫徹，中國留學生但覺六四天賜良緣，更堅決留美，陳嘉興沒想過留下，屠城後沒有改變主意。
從新聞報道見識過香港100萬人上街，全城怒吼，小伙子幻想歸來之日又是甚麼火紅景象，終於1992年回港，「相隔只是兩、三年，但一回港發覺，咦，好像整件事沒發生過，市民不是愁雲慘霧，不是很怕。我覺得回來反而是另一個世界，是一個怎樣的世界？90年代初是一個搵錢的世界，樓股嘭嘭聲上，炒樓炒到癲，好多人發達，當時聽說一個化妝品sales搵幾皮嘢。我覺得他們好像不想記起這件事，不想回憶六四，主動斷片，因為他們覺得有選擇權的已經走了，我們沒有選擇權的硬食，諗咁多做乜？」
根據支聯會數字，1992年維園燭光集會參加人數回落到八萬，之後十多年更徘徊三至五萬，只有十、十五齊頭周年重上七、八萬水位。陳嘉興的一生是香港人寫照，他從這刻開始跟隨大氣候，回港頭幾年缺席六四集會，一心掙錢，只怕收入比別人少。先後從事平面設計、產品研發，跟隨所屬工廠北上打拼。設計跟別的行業沒有兩樣，為名利為興趣，但他閒來涉獵藝術創作，如此一來就要打搞良心，有個富二代同事出身外國名牌大學，卻認定六四事件虛構捏造，陳嘉興看在眼裏痛在心裏。
有一個老闆相信六四真的假不了，卻認為屠城是應有之義，當時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做得對，當年如非鎮壓今天哪有生意做？到後來雨傘運動期間這位老闆更分享反佔中片段給一眾下屬，陳嘉興也被迫熱烈學習周融講話，一日其司機不慎透露黃絲想法，之後便沒再上班，「這種人（老闆）為數不少，他不是新移民，幾十年前來港工作發達那些，他是土生土長香港人，也有這些想法，你便看見香港人的變化。」陳上班不談下班事，幸保飯碗，他更指香港人其實不算本事，「香港人真係唔係咁叻，很多時撞彩，屎忽撞棍大陸救了他幾次，還不是主動救，只是因緣際會。因為我做了好幾年廠，有時與廠佬談，當年大家若非將工廠搬上去，真係食蕉。」
幾年後陳嘉興重返維園燭光集會，之後不曾缺席，都說命運共同，2009年六四20周年超過15萬人出席，即使本土派曾在尖沙嘴另起爐灶，維園老字號至今未曾跌穿10萬心理關口。最近一位朋友提醒陳嘉興，全世界只香港仍有大規模六四悼念活動，陳說：「我跟朋友說，六四燭光集會沒有問題，純粹是悼念，不必介懷是否千篇一律，再講都多Q餘！那十多萬人當時被那件事touch到他們的良心，等如你拜山，你會不會嫌拜山的形式很舊？你會不會嫌經常去和合石，今次將個墓搬去尖沙嘴？講嚟都多Q餘！」
回憶與歷史的分別在於經歷，年輕人未見證過六四，老一輩說得再繪影繪聲也只不過是說歷史故事，情況就像我們看100年前五四運動，他看得開，「我若是九十後、千禧後也會有這種心態，等如我這批人，對上一批講保釣我們不太concern；到了我們經歷過六四、七一、雨傘，我們就concern六四、七一、雨傘；下一代人經歷了雨傘，但六四又遠離了，他們便concern雨傘。30年後紀念雨傘的可能是黃之鋒那些，到時已經生兒育女，40、50歲好像我這些，到時他的兒子不會紀念雨傘，他的兒子可能講國語，唱國歌。」
本土派認為六四是鄰國的事，陳嘉興引述美國作家Susan Sontag的作品《旁觀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攝影發明後世上有何災難都傳遍天下，按理應該觸動更多人，但現實並非如此，「你透過互聯網、電視每日接觸世界，你見敍利亞小朋友在海淹死你的感覺怎樣，立即將銀行戶口抽一半錢出來捐去難民署？不會，你的感覺是置身circus，在看馬戲，現在後生仔就是這樣。」他認為應該將六四變成一個icon，將當年北京學生追求民主自由，反貪污反官倒的理念發展伸延，由下一代接力，而不是糾纏於平反。
年剛半百的他說：「不論你做甚麼，我覺得新一代會慢慢遠離民族、國族的意識。以前我們因為家族感情，無論如何要返上去見一見（親戚），阿嫲要見孫，現在的人返國內做甚麼？可能去深圳福田吃飯、去玩，大不了不上去。一代一代人不同了，我覺得再過一兩代人情況（港人看中國）會有點近似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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