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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天安門廣場沒死過人」——六四屠城之後，時任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如此昭告天下。那麼廣場之外呢？解放軍6月3日晚從四個方向殺到天安門廣場，機槍掃射、裝甲車輾壓之下，手無寸鐵的民眾死傷枕藉。他們當中敢於在槍口下反抗的勇毅之人，隨即便被清算為煽動、搶劫、放火罪被「從重從快」判刑，並被誣衊為「暴徒」，北京畫家武文建便是其中一個。
武文建在1989年時年僅19歲，在北京燕山石化當廚師。戒嚴令頒佈後，他參與了四次聲援學生的遊行。動機很單純，「就是愛國，聲援學生」。6月3日晚看到電視台籲市民不要上街，他急壞了，一夜沒睡，第二天一早就匆匆進城，怎料迎接他的是街上一灘一灘的血迹和解放軍的毆打。「我從小受黨國正統教育，相信『軍民魚水情』，做夢也想不到軍隊會開槍殺人」，這令武文建悲憤到極點。回到工廠他逢人便講屠殺，又用毛筆在T恤上寫「還我民主！還我自由！」之後跳上巴士車頂喊：「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事後他便被定性為「反革命暴徒」，判囚七年。
為廖亦武牽線 記錄陷獄者近況
與武文建相同命運的蒙冤者眾，在北京有至少600名「六四暴徒」，悄無聲息的承受了無盡苦難。最快的有六四幾天後即被判處死刑、立即槍斃；更有許多如王維林一樣「失蹤」的學生市民，以及無計其數關押在全國各地的「暴徒」。當局出於政治需要，他們都被「從重從快」嚴加懲處。
出獄後的武文建，出於生活和對家人的顧慮，本想踏踏實實，可是看到國外文章，總是提到學生領導和文化精英，他覺得受苦最多是北京的普通市民「暴徒」，「後來學生們撤出天安門，他們就成了事件的主體，可在精英們創造的歷史中，暴徒們沒有地位」。這些人出獄後為了生活也很不容易，難以融入社會，更找不到工作，許多人生活拮据，得病更是麻煩，有不少獄友出獄後便因病去世。武文建近期便在為當年被判無期的獄友張燕生呼籲，51歲的張燕生1989年被判「搶劫罪」，今年初因腎衰和心衰入院，卻無錢治病。
一直在北京的武文建，經歷如何冷暖自知。為了歷史的完整，壓力下年年接受採訪，成為了「六四暴徒代言人」。他認為，八九沒有市民的話歷史是不完整的，「都是普通的北京市民，有優點有缺點，激於義憤，就幹上了。扔幾塊磚，幾個瓶子，一個筐；還有攔軍車、演說、撬坦克蓋，可同一個目的：是不讓部隊進城去屠殺學生」。
作家廖亦武關於六四的民間訪談《子彈鴉片》中，有半數人是武文建牽線聯繫的。武認為這是他的最大成績，「總算以點帶面讓世界知道民間的六四暴徒狀況了」。《子彈鴉片》的法文版近日出版了，名為《雙重懲罰》，也就是受難者在六四後坐牢被懲罰了一次，出來社會被遺棄，再受懲罰了一次。
武文建的激情還停在六四那天，作為畫家的他老是畫坦克壓人，血淹天安門，民主女神像。「畫框內的每一筆，都哇啦啦地喊着。這是永遠的題材，或許我畫得不好，但是我管不住我的夢，我的手腳」。 他說這些畫不會賣，願將來能建一個種族恥辱的博物館，就把它們捐出去。王丹曾和武文建商量以1,000美元買他一幅畫，但是武不要，最終王丹把錢捐給總部設在舊金山的「人道中國」。
聞「我沒有敵人」論 感二次傷害
今年六四，武文建沒有留在北京，他如今正在廣西遊歷、寫生。作為重點維穩對象，臨近六四他都會受到「關照」，要不離開北京，要不就「被旅遊」。「許多年都是這樣了，有時候我在外地，北京還過來警察陪我兩天」。
對已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論，武文建的反對也是頗為人所知的。「我出獄一看，市民抗暴這慘烈壯舉，在能說會寫的知識人面前，很少提到，更別說把這抗暴上升到理論的道德高度；反而告別革命，非暴力等風氣肆意蔓延」。武文建對此難以接受，甚至如同坦克一般再次傷害了他，學界的失語也讓他多年來在壓力下仍持續為「暴徒」群體代言。
2010年劉曉波獲得諾貝爾獎，「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的宣言被廣為流傳。那個時候，武文建自己卻在家中大哭不止，他稱這些年的堅守與坎坷後，「仿佛被劉先生給操了的感覺，我大哭，有一種委屈的哭，哭六四死難者，也哭自己」。當年的學運領袖馬少方曾建議，等劉曉波出來二人可以辯論。如今，劉曉波卻已經魂歸滄海。
30年了，武文建稱每天都是六四，不曾忘記。他想盡量圍繞六四多做事情，雖然對他生活各方面不利，「但總要有人做，我是歷史的當事人，我不做，還指望誰去做。在這個體制下，國人無能為力，都精神麻木地活着，為了金錢而活」。他說，六四不僅是政治問題，更是道德與人性的問題，「至於中國人如何去做，我不奢求更多，我也無權利要求別人冒險。別人樂意當奴才，我也無力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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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文建在1989年時年僅19歲，在北京燕山石化當廚師。戒嚴令頒佈後，他參與了四次聲援學生的遊行。動機很單純，「就是愛國，聲援學生」。6月3日晚看到電視台籲市民不要上街，他急壞了，一夜沒睡，第二天一早就匆匆進城，怎料迎接他的是街上一灘一灘的血迹和解放軍的毆打。「我從小受黨國正統教育，相信『軍民魚水情』，做夢也想不到軍隊會開槍殺人」，這令武文建悲憤到極點。回到工廠他逢人便講屠殺，又用毛筆在T恤上寫「還我民主！還我自由！」之後跳上巴士車頂喊：「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事後他便被定性為「反革命暴徒」，判囚七年。
為廖亦武牽線 記錄陷獄者近況
與武文建相同命運的蒙冤者眾，在北京有至少600名「六四暴徒」，悄無聲息的承受了無盡苦難。最快的有六四幾天後即被判處死刑、立即槍斃；更有許多如王維林一樣「失蹤」的學生市民，以及無計其數關押在全國各地的「暴徒」。當局出於政治需要，他們都被「從重從快」嚴加懲處。
出獄後的武文建，出於生活和對家人的顧慮，本想踏踏實實，可是看到國外文章，總是提到學生領導和文化精英，他覺得受苦最多是北京的普通市民「暴徒」，「後來學生們撤出天安門，他們就成了事件的主體，可在精英們創造的歷史中，暴徒們沒有地位」。這些人出獄後為了生活也很不容易，難以融入社會，更找不到工作，許多人生活拮据，得病更是麻煩，有不少獄友出獄後便因病去世。武文建近期便在為當年被判無期的獄友張燕生呼籲，51歲的張燕生1989年被判「搶劫罪」，今年初因腎衰和心衰入院，卻無錢治病。
一直在北京的武文建，經歷如何冷暖自知。為了歷史的完整，壓力下年年接受採訪，成為了「六四暴徒代言人」。他認為，八九沒有市民的話歷史是不完整的，「都是普通的北京市民，有優點有缺點，激於義憤，就幹上了。扔幾塊磚，幾個瓶子，一個筐；還有攔軍車、演說、撬坦克蓋，可同一個目的：是不讓部隊進城去屠殺學生」。
作家廖亦武關於六四的民間訪談《子彈鴉片》中，有半數人是武文建牽線聯繫的。武認為這是他的最大成績，「總算以點帶面讓世界知道民間的六四暴徒狀況了」。《子彈鴉片》的法文版近日出版了，名為《雙重懲罰》，也就是受難者在六四後坐牢被懲罰了一次，出來社會被遺棄，再受懲罰了一次。
武文建的激情還停在六四那天，作為畫家的他老是畫坦克壓人，血淹天安門，民主女神像。「畫框內的每一筆，都哇啦啦地喊着。這是永遠的題材，或許我畫得不好，但是我管不住我的夢，我的手腳」。 他說這些畫不會賣，願將來能建一個種族恥辱的博物館，就把它們捐出去。王丹曾和武文建商量以1,000美元買他一幅畫，但是武不要，最終王丹把錢捐給總部設在舊金山的「人道中國」。
聞「我沒有敵人」論 感二次傷害
今年六四，武文建沒有留在北京，他如今正在廣西遊歷、寫生。作為重點維穩對象，臨近六四他都會受到「關照」，要不離開北京，要不就「被旅遊」。「許多年都是這樣了，有時候我在外地，北京還過來警察陪我兩天」。
對已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論，武文建的反對也是頗為人所知的。「我出獄一看，市民抗暴這慘烈壯舉，在能說會寫的知識人面前，很少提到，更別說把這抗暴上升到理論的道德高度；反而告別革命，非暴力等風氣肆意蔓延」。武文建對此難以接受，甚至如同坦克一般再次傷害了他，學界的失語也讓他多年來在壓力下仍持續為「暴徒」群體代言。
2010年劉曉波獲得諾貝爾獎，「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的宣言被廣為流傳。那個時候，武文建自己卻在家中大哭不止，他稱這些年的堅守與坎坷後，「仿佛被劉先生給操了的感覺，我大哭，有一種委屈的哭，哭六四死難者，也哭自己」。當年的學運領袖馬少方曾建議，等劉曉波出來二人可以辯論。如今，劉曉波卻已經魂歸滄海。
30年了，武文建稱每天都是六四，不曾忘記。他想盡量圍繞六四多做事情，雖然對他生活各方面不利，「但總要有人做，我是歷史的當事人，我不做，還指望誰去做。在這個體制下，國人無能為力，都精神麻木地活着，為了金錢而活」。他說，六四不僅是政治問題，更是道德與人性的問題，「至於中國人如何去做，我不奢求更多，我也無權利要求別人冒險。別人樂意當奴才，我也無力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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