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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每年6月將至，友儕間會突然傳閱梁文道2009年的文章《我們守護記憶，直至最後一人》。說的是記憶六四作為一種道德責任。十年過去了重讀這篇文章，更覺這是香港人僅餘的奢侈。只有在資訊自由流通的地方才有條件講守護記憶。無人知道另一個十年之後，這個條件是否依然成立。
林慕蓮（Louisa Lim）2014年出版的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中譯本《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剛面世）書中第一個場景是天安門的升旗儀式，來自中國各地的人爭相為這個國家感到驕傲。為何同一個廣場竟於25年間由標誌國恥變成標誌民族自豪？這13億人如何患上集體失憶？
撰文：趙 雲
攝影：黃奕聰
一九八九 似近還遠
一個非正式的觀察：近年出版關於1949年以後中國的非虛構寫作可分為兩大類。一邊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的歷史重組，例如港大歷史系教授馮客趁着當年的國家檔案逐漸解密，寫成關於解放、大饑荒和文革的三部曲；另一邊是美國媒體的駐中國的撰稿人2000年後，捕捉這個急速變幻的國度的各種荒誕：如以《尋路中國》（Country Driving）、《江城》（River Town）等令中國國內讀者都趨之若鶩的何偉（Peter Hessler）、歐逸文（Evan Osnos）的《野心時代》（Age of Ambition）、張彥（Ian Johnson）的《中國的靈魂》，這些擅於觀察庶民日常生活小節以刻劃時代面貌的寫作，都登上了英美暢銷榜。
但關於1989年前後中國的著作近年卻是少之又少。「1989年要說是歷史好像太近，但說是當代又太遠。」Louisa說這可能是因為六四後頭幾年有大量著作湧現，特別是多個學生領袖大書特書，以致人們以為關於六四，所有可以說的都說了。正如每年這個時候，香港僅餘的自由媒體都會為「今年六四有何新角度」搜索枯腸。都30年了，還有甚麼未被言說的？還有甚麼不為人知的？另外一個原因當然是那些熟悉的論調。「共產黨領導下數以億計人口脫貧，國富民強，事情都過去那麼久，一切都與現在無關，何苦還執着呢？」Louisa對這兩種看法都不同意。
30年軌迹 更值得寫
2003年起被外國媒體派駐中國當記者的Louisa Lim，2011年接到牛津出版社邀請，想她趁2014年25周年時為六四寫本書。她交換了一些想法，寫成計劃書交給編輯。然後告訴對方，現階段編輯就此斷絕聯絡，完書後自然會主動找編輯。
「當時我的房子就在外交區，我想電話、電郵、網絡都被監視。這麼敏感的題目我不能張揚。」連她一對子女也不知母親當時在幹甚麼。她開始四出聯絡受訪者，為了保護他們，聯絡訪問時她基本上都不會說訪問內容，直至見面才道明來意。開始訪問後她才發現，她真正想寫而且值得寫的，跟起初的計劃書完全不同。
「起初我和編輯打算重組六四前後發生的資料，整理現場發生甚麼事。但當我開始四出訪問，才發現他們六四後直至今天的遭遇才是真正值得寫的故事。」與其整理史料將六四定格於30年前，她覺得這些人30年來的故事一來少人知道，二來是他們的經歷證明六四亦沒有過去，並不如有些人以為「年代久遠與當下無關」。六四血腥鎮壓從此改變了很多人的生命軌迹，他們背負的心理負擔是現在進行式，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強大的資訊審查制度，造成大眾的集體失憶。卻令一些人的結無法解開。
Louisa訪問的人中，有些是香港人熟悉的。例如吾爾開希，她寫這個當年學生領袖今天有多過氣的窘境。例如天安門母親張先玲，她寫她的兒子逝世30年，她的一舉一動卻依然被嚴密監視。
有些是我們不知道的。例如她訪問了當年6月4日凌晨有份清場的士兵陳光。陳光許多同袍都因為鎮壓而立功，在軍隊步步高陞了。陳光卻一早退伍，到今天開間畫室，反覆畫着六四的畫。這樣的畫室當然為他帶來麻煩。
陳光記得5月中第一次被調動入城時，市民雖然阻礙軍車前進，跟他們對着幹，卻不時展開一場又一場的政治游說，廣場上的學生亦跟士兵聊起天來。似乎跟長官所說，他們都是一班反革命分子相距甚遠。可是他更接受不了的是，鎮壓後軍隊到訪學校和各個民間機構，那班當時極力阻止他們入城、想要保護學生、甚至跟士兵討論民主自由的北京市民，突然180度轉變感謝他們開槍「平暴」。陳光發現，北京市民原來懂得自動歸邊，站在勝利者一方。
在她訪問所得許多既動人又糾結的故事之中，陳光的經歷讓她感受尤深。「人們眼中的解放軍都是所向無敵，但事實並非如此。很多士兵都不過是十多二十歲的大男孩，他們每日在軍營中接受其實是洗腦的所謂政治教育。當他們被調動進入北京時，根本不知道自己被捲進的是一場怎樣的政治風暴。我們想像六四的犧牲者時不會想到軍隊，但這些大男孩當時並不知道發生甚麼事，卻因為當時的行動而背負了30年的包袱。」
見坦克人 有人扮懵
她訪問的人大多數如陳光和張先玲一樣，因為拒絕失憶而在失憶共和國中付出代價。但更多人是主動失憶或是被動屏蔽。她試過拿着坦克人的照片到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問學生是否認得這張照片。100人當中只有15人知道，她覺得非常驚訝。「這些都是最聰明的人，他們想知道甚麼資料都挖得出來，然而認得照片的人竟然這麼少！」
不認得的人之中，有些是真的不知道，有些扮不知道。「很容易看得出誰是真誰是假扮。真的不知道的人會湊近一點看照片，有人問我這是科索沃嗎？這是南韓嗎？甚至有人說這支街燈似是長安街，但這並不可能。更多人問這是否攝於軍事演習。這些都是不知道的情況下的合理猜測。」
「但有些人說不知道，卻大叫一聲轉身就跑。有人壓低聲音說，我不知道這張照片，但這是敏感的事，我不能和你談。明顯地他們是裝作不知道。」
國家殺人也好、各種人為的災難也好，這些都不是中國獨有的事。中國的集體失憶有甚麼特別？「我不知道有沒有其他案例，國家會持續花這麼多心力在這麼久的一段時間，只為了抹去集體記憶。要維持這場集體失憶一點也不易，需要一個龐大的審查機器，多個部門一起合作。它的成功和背後的運作我們都不夠了解。」
漏了審查 只因無知
她說，中國報紙30年以來，只有兩次是審查漏了，令關於六四資料不慎出街的案例。一次是一位詩人寫了一篇關於六四的小詩，以廣告方式投稿。廣告部的職員問6月4日是甚麼，詩人答是一場礦難，職員也就相信了。另一次是一份報紙刊登了一張劉香成所攝、六四當日受傷市民被送到醫院的經典照片，竟然成功出街了。「你細想，其實幾神奇。一張照片出街要經過編輯、版面編輯、圖片編輯，竟然全部人都不知道這張照片跟六四有關。這些編輯就是資訊審查的產物。你看審查多成功。」早前有媒體訪問中國一名90後的網絡警察，為了做好審查工作，他們先要知道甚麼是不能知道的。
拒絕傳承 保下一代
國家由上而下的資訊控制固然重要，但記憶傳承從來不只有正式和公開渠道，更多是靠家人朋友間非正式的交流和講故事。為何這種傳承也失效？
有一半華人血統的Louisa Lim，童年在香港度過。1989年她在英國應付高考，考入大學的中文系後，1991年到北京當交換生。她依稀記得當時白色恐怖猶在。「我的朋友間有參與學運的，也有坐過監的。直到你認識了他們一段時間，他們才會找一個偏僻、確保無人見到的地方私下跟你聊當時的事，但也算不上詳談。尤其當時事件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很多人都覺得是恥辱而羞於談論。」
Louisa訪問了一位當年參與天安門運動的學生領袖，當年他在運動中斬去自己一隻手指。今天兒子問他為何只有九隻手指，他卻開玩笑說在巴士上丟失了，拒絕告知兒子關於當天的事。「他說這是為了保護兒子，不想當天的事為兒子帶來負擔。如果兒子知道之後，對政府變得批判，他會在學校被檢舉嗎？會在高考順利過關嗎？會入到名牌大學嗎？」
有些親歷其境的人因為過度創傷，遺忘他們生存下去的本能；有些人則為了保護下一代而拒絕傳承記憶。「可以這樣說，人們已成為國家抹去六四記憶的共犯。因為國家令到記憶的代價太高，當任何類型的表態都有可能招來麻煩，他們覺得記憶並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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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慕蓮（Louisa Lim）2014年出版的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中譯本《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剛面世）書中第一個場景是天安門的升旗儀式，來自中國各地的人爭相為這個國家感到驕傲。為何同一個廣場竟於25年間由標誌國恥變成標誌民族自豪？這13億人如何患上集體失憶？
撰文：趙 雲
攝影：黃奕聰
一九八九 似近還遠
一個非正式的觀察：近年出版關於1949年以後中國的非虛構寫作可分為兩大類。一邊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的歷史重組，例如港大歷史系教授馮客趁着當年的國家檔案逐漸解密，寫成關於解放、大饑荒和文革的三部曲；另一邊是美國媒體的駐中國的撰稿人2000年後，捕捉這個急速變幻的國度的各種荒誕：如以《尋路中國》（Country Driving）、《江城》（River Town）等令中國國內讀者都趨之若鶩的何偉（Peter Hessler）、歐逸文（Evan Osnos）的《野心時代》（Age of Ambition）、張彥（Ian Johnson）的《中國的靈魂》，這些擅於觀察庶民日常生活小節以刻劃時代面貌的寫作，都登上了英美暢銷榜。
但關於1989年前後中國的著作近年卻是少之又少。「1989年要說是歷史好像太近，但說是當代又太遠。」Louisa說這可能是因為六四後頭幾年有大量著作湧現，特別是多個學生領袖大書特書，以致人們以為關於六四，所有可以說的都說了。正如每年這個時候，香港僅餘的自由媒體都會為「今年六四有何新角度」搜索枯腸。都30年了，還有甚麼未被言說的？還有甚麼不為人知的？另外一個原因當然是那些熟悉的論調。「共產黨領導下數以億計人口脫貧，國富民強，事情都過去那麼久，一切都與現在無關，何苦還執着呢？」Louisa對這兩種看法都不同意。
30年軌迹 更值得寫
2003年起被外國媒體派駐中國當記者的Louisa Lim，2011年接到牛津出版社邀請，想她趁2014年25周年時為六四寫本書。她交換了一些想法，寫成計劃書交給編輯。然後告訴對方，現階段編輯就此斷絕聯絡，完書後自然會主動找編輯。
「當時我的房子就在外交區，我想電話、電郵、網絡都被監視。這麼敏感的題目我不能張揚。」連她一對子女也不知母親當時在幹甚麼。她開始四出聯絡受訪者，為了保護他們，聯絡訪問時她基本上都不會說訪問內容，直至見面才道明來意。開始訪問後她才發現，她真正想寫而且值得寫的，跟起初的計劃書完全不同。
「起初我和編輯打算重組六四前後發生的資料，整理現場發生甚麼事。但當我開始四出訪問，才發現他們六四後直至今天的遭遇才是真正值得寫的故事。」與其整理史料將六四定格於30年前，她覺得這些人30年來的故事一來少人知道，二來是他們的經歷證明六四亦沒有過去，並不如有些人以為「年代久遠與當下無關」。六四血腥鎮壓從此改變了很多人的生命軌迹，他們背負的心理負擔是現在進行式，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強大的資訊審查制度，造成大眾的集體失憶。卻令一些人的結無法解開。
Louisa訪問的人中，有些是香港人熟悉的。例如吾爾開希，她寫這個當年學生領袖今天有多過氣的窘境。例如天安門母親張先玲，她寫她的兒子逝世30年，她的一舉一動卻依然被嚴密監視。
有些是我們不知道的。例如她訪問了當年6月4日凌晨有份清場的士兵陳光。陳光許多同袍都因為鎮壓而立功，在軍隊步步高陞了。陳光卻一早退伍，到今天開間畫室，反覆畫着六四的畫。這樣的畫室當然為他帶來麻煩。
陳光記得5月中第一次被調動入城時，市民雖然阻礙軍車前進，跟他們對着幹，卻不時展開一場又一場的政治游說，廣場上的學生亦跟士兵聊起天來。似乎跟長官所說，他們都是一班反革命分子相距甚遠。可是他更接受不了的是，鎮壓後軍隊到訪學校和各個民間機構，那班當時極力阻止他們入城、想要保護學生、甚至跟士兵討論民主自由的北京市民，突然180度轉變感謝他們開槍「平暴」。陳光發現，北京市民原來懂得自動歸邊，站在勝利者一方。
在她訪問所得許多既動人又糾結的故事之中，陳光的經歷讓她感受尤深。「人們眼中的解放軍都是所向無敵，但事實並非如此。很多士兵都不過是十多二十歲的大男孩，他們每日在軍營中接受其實是洗腦的所謂政治教育。當他們被調動進入北京時，根本不知道自己被捲進的是一場怎樣的政治風暴。我們想像六四的犧牲者時不會想到軍隊，但這些大男孩當時並不知道發生甚麼事，卻因為當時的行動而背負了30年的包袱。」
見坦克人 有人扮懵
她訪問的人大多數如陳光和張先玲一樣，因為拒絕失憶而在失憶共和國中付出代價。但更多人是主動失憶或是被動屏蔽。她試過拿着坦克人的照片到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問學生是否認得這張照片。100人當中只有15人知道，她覺得非常驚訝。「這些都是最聰明的人，他們想知道甚麼資料都挖得出來，然而認得照片的人竟然這麼少！」
不認得的人之中，有些是真的不知道，有些扮不知道。「很容易看得出誰是真誰是假扮。真的不知道的人會湊近一點看照片，有人問我這是科索沃嗎？這是南韓嗎？甚至有人說這支街燈似是長安街，但這並不可能。更多人問這是否攝於軍事演習。這些都是不知道的情況下的合理猜測。」
「但有些人說不知道，卻大叫一聲轉身就跑。有人壓低聲音說，我不知道這張照片，但這是敏感的事，我不能和你談。明顯地他們是裝作不知道。」
國家殺人也好、各種人為的災難也好，這些都不是中國獨有的事。中國的集體失憶有甚麼特別？「我不知道有沒有其他案例，國家會持續花這麼多心力在這麼久的一段時間，只為了抹去集體記憶。要維持這場集體失憶一點也不易，需要一個龐大的審查機器，多個部門一起合作。它的成功和背後的運作我們都不夠了解。」
漏了審查 只因無知
她說，中國報紙30年以來，只有兩次是審查漏了，令關於六四資料不慎出街的案例。一次是一位詩人寫了一篇關於六四的小詩，以廣告方式投稿。廣告部的職員問6月4日是甚麼，詩人答是一場礦難，職員也就相信了。另一次是一份報紙刊登了一張劉香成所攝、六四當日受傷市民被送到醫院的經典照片，竟然成功出街了。「你細想，其實幾神奇。一張照片出街要經過編輯、版面編輯、圖片編輯，竟然全部人都不知道這張照片跟六四有關。這些編輯就是資訊審查的產物。你看審查多成功。」早前有媒體訪問中國一名90後的網絡警察，為了做好審查工作，他們先要知道甚麼是不能知道的。
拒絕傳承 保下一代
國家由上而下的資訊控制固然重要，但記憶傳承從來不只有正式和公開渠道，更多是靠家人朋友間非正式的交流和講故事。為何這種傳承也失效？
有一半華人血統的Louisa Lim，童年在香港度過。1989年她在英國應付高考，考入大學的中文系後，1991年到北京當交換生。她依稀記得當時白色恐怖猶在。「我的朋友間有參與學運的，也有坐過監的。直到你認識了他們一段時間，他們才會找一個偏僻、確保無人見到的地方私下跟你聊當時的事，但也算不上詳談。尤其當時事件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很多人都覺得是恥辱而羞於談論。」
Louisa訪問了一位當年參與天安門運動的學生領袖，當年他在運動中斬去自己一隻手指。今天兒子問他為何只有九隻手指，他卻開玩笑說在巴士上丟失了，拒絕告知兒子關於當天的事。「他說這是為了保護兒子，不想當天的事為兒子帶來負擔。如果兒子知道之後，對政府變得批判，他會在學校被檢舉嗎？會在高考順利過關嗎？會入到名牌大學嗎？」
有些親歷其境的人因為過度創傷，遺忘他們生存下去的本能；有些人則為了保護下一代而拒絕傳承記憶。「可以這樣說，人們已成為國家抹去六四記憶的共犯。因為國家令到記憶的代價太高，當任何類型的表態都有可能招來麻煩，他們覺得記憶並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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