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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夏其龍神父說，每一個人都是時間、空間的旅行者。
神父的人生旅程，始於印度洋島國毛里裘斯的路易港。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香港重光，回復英國殖民地管治不久。神父當時只有四歲，跟隨家人去到香港。
神父的爸爸是廣東梅縣客家人，原本在香港經營百貨小生意。因為嗅到戰爭的味道，決定舉家前往毛里裘斯，逃避戰亂。
神父在毛里裘斯出生，有九兄弟姊妹。他說：「那個時代，人力就係資本，我媽媽仲犀利，有16個兄弟姊妹。」
也許是長子的關係，當神父在初中完結，向父親提出要入小修院學習的時候，父母都不同意。問神父為何初中生經已有這個想法。他笑說：「以前小學畢業已經係秀才，有中學讀已經好叻，其他唔讀㗎嘞。」
神父在元朗屏山達德學校上小學，他還記得班房設在祠堂入面。中學在元朗官立中學就讀。神父說：「以前十幾歲，已經覺得好大個，識得諗嘢，開始諗做人為咗乜嘢緣故呢。依家大學生都好似細蚊仔咁。」
神父回憶稱，「我嗰陣時，研究孔、孟，論語咁呀。然後亦都因為領咗洗，都有睇聖經呀，對比一下孔子同耶穌。」
撰文：黎加路
攝影：董立華、袁筱儀
初中時的夏其龍，對當時的社會、人生有自己的看法：「咁我見到一般人，當時好多為咗份職業，乜嘢理想都會放低。咁係為咗能夠求生。」「再諗下一步，點解咁辛苦去為咗一份職業呢？就係嗰陣時有好多負擔囉，家庭啦，同埋你個野心、想發達、有權力。於是嗰陣諗，如果可以放低所有呢啲嘢，根本可以好自由。」
講起當日作出入小修院的重要決定，神父說：「孔子、孟子講嘅嘢吸引，但係個人冇乜吸引。咁掉番轉頭，耶穌個人嘅吸引力好大，覺得佢個人嘅行為同做嘅決定……咁就決定跟佢。」
位於薄扶林道的小修院，可以說是一所有志於做神職工作、準備修讀神學人士的預備學校。神父說：「入就唔難，維持落去就難。生活好紀律化，要受得啲紀律啦。咁你同屋企差唔多斬斷㗎嘞，一個月畀兩個鐘頭屋企人探訪。仲有學拉丁文，呢一科一定要合格，好多同學就因為唔合格，就要走嘞。」
廣習不同國家語文 深入神學領域
神父在小修院四個寒暑，完成高中課程，再加一年專攻拉丁文。之後被保送到意大利羅馬修讀神學。他回憶意大利求學的日子，「響嗰度上堂，啲課本全部都係拉丁文。意大利文係簡化嘅拉丁文嚟，識拉丁文，學意大利文好容易，好多單字冇郁過。」
上世紀60年代，是歐洲學生運動的燃燒歲月。神父利用暑假的空檔，到巴黎學習法文。1970年，神父完成在羅馬的七年學習，返回香港。經過晉鐸儀式，成為神父。
訪問夏其龍神父，是在堅道的明愛中心進行。問神父掌握多少種語文？他略略數了一下，除了本身的中文，有拉丁文、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希臘文，還有讀希伯萊文。
神父說：「德文係響德國讀咗兩年書時學嘅。嗰陣時，我係讀哲學嘅。」那是神父回港工作數年後的70年代初，徐誠斌主教時代。神父透露，「佢係好有眼光。覺得香港呢個地方，需要一啲本地嘅神職人員，多啲學識嘅，可以組成一個強化咗嘅本土神職人員，唔係純粹主持儀軌。」神父感慨地說。「我去德國讀書係佢派我過去，但喺我讀緊書嘅時候，佢就過咗身。」
1975年完成德國學習後，夏神父沒有直接回港。他在巴黎遇上認識的意大利神父恩保德。恩神父60年代已在香港傳道。兩位年輕的神父，不約而同希望到即將解放的越南。夏神父說：「想體驗社會主義國家之下，點樣去做一個基督徒。」
二人取得進入南越的簽證，從歐洲飛抵西貢市（胡志明市）。他們到達後個多星期，西貢陷落北越政權手上。神父說他們目睹南越人逃亡的情景。入城的北越士兵，很多都是大孩子，拿着槍向屋頂射擊，好像很高興的樣子。
神父回憶稱，起初的幾個月，好像沒甚麼發生，因為「佢哋入嚟（西貢），慢慢要摸熟。」這段時間，他與恩神父在當地小團體庇護下，過着自食其力的生活，學習當地人買一些甘蔗糖漿回來，用摩打抽取白色的結晶糖，售給餐館。
沒多久，新政權要求市內所有外國人離去。夏神父只好回港，恩神父則多留數個月。
變質後的社會主義
問神父，回望過去，現在的社會主義怎麽了？神父說：「以前嘅社會主義，有國際共產，又有一個共產理想。但發展到今日，似乎都冇乜共產主義跟呢個理想做。俄羅斯唔係，中國唔係，古巴有少少啦，越南唔係，阿爾巴尼亞都唔係吖，咁依家中國特式嘅社會主義更加唔係。所以我哋嗰時睇社會主義嘅理想呢，同基督宗教初期嘅脗合，所以好奇想睇吓有啲乜嘢共通呀，從生活角度睇人生、信仰呀。」
從越南回港，神父有三年時間，兼職夜更的士司機。他說是為了延續在越南時的精神，「體驗香港社會嘅生活。」
相對於天國，夏其龍神父沒有忘記在地的公義。
從支持「88直選」，到2014年，與陳日君樞機、陳滿鴻神父組成的天主教「政改三人組」，一如既往，向不公義發聲。
80年代，神父可以說是香港天主教的發言者。他奉職傳播處，主管《公教報》的工作。為此，神父前赴哥倫比亞大學，完成傳播碩士課程。其後代表天主教區加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着眼香港九七回歸的問題。
1989年6月4日，北京鎮壓學生運動慘劇，改變了不少香港人的人生軌迹，夏其龍神父也不例外。
神父當時應邀加入「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他回憶稱：「六四，學生用一個非暴力嘅方式，去尋找正義、真理，同埋一個和平嘅國家。」
神父在支聯會的任務，是與麥海華編輯一套四本的《89中港民運專輯》，包括1989年4月至6月報章的頭版及重要新聞，如《文匯報》的「痛心疾首」「開天窗」社論。以及一千多個聲援及聲討的廣告。
神父幽默地說：「耐不耐，就有人搵番啲名人當時點樣登呢啲廣告㗎嘞。」對於這個專輯的成果，神父認為，「自己都覺得當時可以做到呢個工作，非常之自豪嘅。」最令他感動的是，「曾經有三十幾位義工，當時佢哋落咗班之後，就工作到凌晨，有十日咁耐呢。最後三日，佢哋直情係通宵，咁先至趕得出呢套書。神父感慨地說：「當時嘅香港人，大家都願意付出同犧牲，為咗乜？就係為咗呢啲已經死難嘅同胞、為咗一啲佢哋未能達到嘅理想、為咗香港嘅將來，中國嘅將來；我諗全部交錯埋一齊，令到香港人願意為呢份工作付出。」
誰大誰惡誰正確？
六四事件之後，因教會的安排，夏神父調離傳播處，出任檔案處主管。媒體在相當長的時間，沒有了夏其龍神父的「聲氣」。神父解釋稱，「因為我唔再做傳播處嘅時候，就變咗我冇一個咁嘅身份，以前做開發言人，咁再出嚟，係唔係代表教會發言呀？咁就變咗唔係幾方便囉。」
在堅道明愛中心的天主教檔案處，保存着數百年來，天主教在亞洲及香港傳教的文獻。也許冥冥中自有安排。上天很早以前，已經將檔案處的鎖匙交給了夏神父，等待他到那裏去，完成一個任務。
館內的文獻，大部份都是用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葡萄牙文，以及其他歐洲語文寫成。要開啟這些歷史檔案的大門，需要用上不同語言的鎖匙，而夏其龍神父的身上，剛好有一串這樣的鎖匙。
神父花了頭五年的時間，在香港大學冼玉儀教授的指導下，根據香港教區檔案處、羅馬教廷傳信部，以及歐洲修會的大量文獻，完成了關於香港天主教傳教史的博士論文的寫作。
15年後的2014年，這份以英文寫成的論文，繙譯成中文，成為《香港天主教傳教史1841-1894》一書的由來。被譽為填補了香港天主教教會歷史分析空隙的成果。
神父用了「禍兮福所倚」去形容這段經歷。
夏神父現為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主任，及教授歐洲中世紀歷史。他喜歡組織學員到現場，體會不同的歷史時空，以擴闊胸襟。
追求公義的夏其龍神父說：「人類歷史一向都靠強權同武力，邊個夠惡，夠大力，就搶到啲嘢，直到今天都冇乜點改。喺武力同武力、强權同強權之間，有小小嘅空間，就發揮人類所謂文明嘅做法，其實其他時間都好暴力。」
神父深信，惟有理想及信仰，才可以面對這種悲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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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的人生旅程，始於印度洋島國毛里裘斯的路易港。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香港重光，回復英國殖民地管治不久。神父當時只有四歲，跟隨家人去到香港。
神父的爸爸是廣東梅縣客家人，原本在香港經營百貨小生意。因為嗅到戰爭的味道，決定舉家前往毛里裘斯，逃避戰亂。
神父在毛里裘斯出生，有九兄弟姊妹。他說：「那個時代，人力就係資本，我媽媽仲犀利，有16個兄弟姊妹。」
也許是長子的關係，當神父在初中完結，向父親提出要入小修院學習的時候，父母都不同意。問神父為何初中生經已有這個想法。他笑說：「以前小學畢業已經係秀才，有中學讀已經好叻，其他唔讀㗎嘞。」
神父在元朗屏山達德學校上小學，他還記得班房設在祠堂入面。中學在元朗官立中學就讀。神父說：「以前十幾歲，已經覺得好大個，識得諗嘢，開始諗做人為咗乜嘢緣故呢。依家大學生都好似細蚊仔咁。」
神父回憶稱，「我嗰陣時，研究孔、孟，論語咁呀。然後亦都因為領咗洗，都有睇聖經呀，對比一下孔子同耶穌。」
撰文：黎加路
攝影：董立華、袁筱儀
初中時的夏其龍，對當時的社會、人生有自己的看法：「咁我見到一般人，當時好多為咗份職業，乜嘢理想都會放低。咁係為咗能夠求生。」「再諗下一步，點解咁辛苦去為咗一份職業呢？就係嗰陣時有好多負擔囉，家庭啦，同埋你個野心、想發達、有權力。於是嗰陣諗，如果可以放低所有呢啲嘢，根本可以好自由。」
講起當日作出入小修院的重要決定，神父說：「孔子、孟子講嘅嘢吸引，但係個人冇乜吸引。咁掉番轉頭，耶穌個人嘅吸引力好大，覺得佢個人嘅行為同做嘅決定……咁就決定跟佢。」
位於薄扶林道的小修院，可以說是一所有志於做神職工作、準備修讀神學人士的預備學校。神父說：「入就唔難，維持落去就難。生活好紀律化，要受得啲紀律啦。咁你同屋企差唔多斬斷㗎嘞，一個月畀兩個鐘頭屋企人探訪。仲有學拉丁文，呢一科一定要合格，好多同學就因為唔合格，就要走嘞。」
廣習不同國家語文 深入神學領域
神父在小修院四個寒暑，完成高中課程，再加一年專攻拉丁文。之後被保送到意大利羅馬修讀神學。他回憶意大利求學的日子，「響嗰度上堂，啲課本全部都係拉丁文。意大利文係簡化嘅拉丁文嚟，識拉丁文，學意大利文好容易，好多單字冇郁過。」
上世紀60年代，是歐洲學生運動的燃燒歲月。神父利用暑假的空檔，到巴黎學習法文。1970年，神父完成在羅馬的七年學習，返回香港。經過晉鐸儀式，成為神父。
訪問夏其龍神父，是在堅道的明愛中心進行。問神父掌握多少種語文？他略略數了一下，除了本身的中文，有拉丁文、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希臘文，還有讀希伯萊文。
神父說：「德文係響德國讀咗兩年書時學嘅。嗰陣時，我係讀哲學嘅。」那是神父回港工作數年後的70年代初，徐誠斌主教時代。神父透露，「佢係好有眼光。覺得香港呢個地方，需要一啲本地嘅神職人員，多啲學識嘅，可以組成一個強化咗嘅本土神職人員，唔係純粹主持儀軌。」神父感慨地說。「我去德國讀書係佢派我過去，但喺我讀緊書嘅時候，佢就過咗身。」
1975年完成德國學習後，夏神父沒有直接回港。他在巴黎遇上認識的意大利神父恩保德。恩神父60年代已在香港傳道。兩位年輕的神父，不約而同希望到即將解放的越南。夏神父說：「想體驗社會主義國家之下，點樣去做一個基督徒。」
二人取得進入南越的簽證，從歐洲飛抵西貢市（胡志明市）。他們到達後個多星期，西貢陷落北越政權手上。神父說他們目睹南越人逃亡的情景。入城的北越士兵，很多都是大孩子，拿着槍向屋頂射擊，好像很高興的樣子。
神父回憶稱，起初的幾個月，好像沒甚麼發生，因為「佢哋入嚟（西貢），慢慢要摸熟。」這段時間，他與恩神父在當地小團體庇護下，過着自食其力的生活，學習當地人買一些甘蔗糖漿回來，用摩打抽取白色的結晶糖，售給餐館。
沒多久，新政權要求市內所有外國人離去。夏神父只好回港，恩神父則多留數個月。
變質後的社會主義
問神父，回望過去，現在的社會主義怎麽了？神父說：「以前嘅社會主義，有國際共產，又有一個共產理想。但發展到今日，似乎都冇乜共產主義跟呢個理想做。俄羅斯唔係，中國唔係，古巴有少少啦，越南唔係，阿爾巴尼亞都唔係吖，咁依家中國特式嘅社會主義更加唔係。所以我哋嗰時睇社會主義嘅理想呢，同基督宗教初期嘅脗合，所以好奇想睇吓有啲乜嘢共通呀，從生活角度睇人生、信仰呀。」
從越南回港，神父有三年時間，兼職夜更的士司機。他說是為了延續在越南時的精神，「體驗香港社會嘅生活。」
相對於天國，夏其龍神父沒有忘記在地的公義。
從支持「88直選」，到2014年，與陳日君樞機、陳滿鴻神父組成的天主教「政改三人組」，一如既往，向不公義發聲。
80年代，神父可以說是香港天主教的發言者。他奉職傳播處，主管《公教報》的工作。為此，神父前赴哥倫比亞大學，完成傳播碩士課程。其後代表天主教區加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着眼香港九七回歸的問題。
1989年6月4日，北京鎮壓學生運動慘劇，改變了不少香港人的人生軌迹，夏其龍神父也不例外。
神父當時應邀加入「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他回憶稱：「六四，學生用一個非暴力嘅方式，去尋找正義、真理，同埋一個和平嘅國家。」
神父在支聯會的任務，是與麥海華編輯一套四本的《89中港民運專輯》，包括1989年4月至6月報章的頭版及重要新聞，如《文匯報》的「痛心疾首」「開天窗」社論。以及一千多個聲援及聲討的廣告。
神父幽默地說：「耐不耐，就有人搵番啲名人當時點樣登呢啲廣告㗎嘞。」對於這個專輯的成果，神父認為，「自己都覺得當時可以做到呢個工作，非常之自豪嘅。」最令他感動的是，「曾經有三十幾位義工，當時佢哋落咗班之後，就工作到凌晨，有十日咁耐呢。最後三日，佢哋直情係通宵，咁先至趕得出呢套書。神父感慨地說：「當時嘅香港人，大家都願意付出同犧牲，為咗乜？就係為咗呢啲已經死難嘅同胞、為咗一啲佢哋未能達到嘅理想、為咗香港嘅將來，中國嘅將來；我諗全部交錯埋一齊，令到香港人願意為呢份工作付出。」
誰大誰惡誰正確？
六四事件之後，因教會的安排，夏神父調離傳播處，出任檔案處主管。媒體在相當長的時間，沒有了夏其龍神父的「聲氣」。神父解釋稱，「因為我唔再做傳播處嘅時候，就變咗我冇一個咁嘅身份，以前做開發言人，咁再出嚟，係唔係代表教會發言呀？咁就變咗唔係幾方便囉。」
在堅道明愛中心的天主教檔案處，保存着數百年來，天主教在亞洲及香港傳教的文獻。也許冥冥中自有安排。上天很早以前，已經將檔案處的鎖匙交給了夏神父，等待他到那裏去，完成一個任務。
館內的文獻，大部份都是用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葡萄牙文，以及其他歐洲語文寫成。要開啟這些歷史檔案的大門，需要用上不同語言的鎖匙，而夏其龍神父的身上，剛好有一串這樣的鎖匙。
神父花了頭五年的時間，在香港大學冼玉儀教授的指導下，根據香港教區檔案處、羅馬教廷傳信部，以及歐洲修會的大量文獻，完成了關於香港天主教傳教史的博士論文的寫作。
15年後的2014年，這份以英文寫成的論文，繙譯成中文，成為《香港天主教傳教史1841-1894》一書的由來。被譽為填補了香港天主教教會歷史分析空隙的成果。
神父用了「禍兮福所倚」去形容這段經歷。
夏神父現為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主任，及教授歐洲中世紀歷史。他喜歡組織學員到現場，體會不同的歷史時空，以擴闊胸襟。
追求公義的夏其龍神父說：「人類歷史一向都靠強權同武力，邊個夠惡，夠大力，就搶到啲嘢，直到今天都冇乜點改。喺武力同武力、强權同強權之間，有小小嘅空間，就發揮人類所謂文明嘅做法，其實其他時間都好暴力。」
神父深信，惟有理想及信仰，才可以面對這種悲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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