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在剛剛過去的2010年，中國經濟又上了新的台階。同時，無論是胡錦濤主席強調的「包容性增長」理念，還是溫家寶總理「讓人民生活的更尊嚴更幸福」的講話，都帶來中國新的希望。
雖然2010年中國經濟增長表現出色，高企的房價和飛漲的物價卻讓一切民生改善的成績黯然失色，更使得政府公信力大打折扣。今年兩會，網民再次投票選出了民生關注的熱點問題：房價調控、收入分配、物價調控、反腐倡廉、就業問題、醫療改革……
民生追不上經濟 挫政府公信力
當所有振聾發聵的呼聲匯聚到「兩會」上，根本上其實就是兩個字——公平。正是公平的缺失令當前中國的社會穩定受到極大衝擊。想要落實「包容性增長」，完成中國經濟的轉型，「公平」不可缺；若要實現「有尊嚴地生活」，實現人民幸福，那麼「公平」也不可少。因此，2011年及今後一段時間，最重要的經濟問題無疑是增進公平與公義。
民企舉步維艱 國家制度欠公平
中國經濟30年來飛速發展取得的成果並沒有惠及全體國民，經濟增長被少數人分享，導致不公平現象屢見不鮮。因為不公，「國進民退」中民企生存舉步維艱。2009年央企利潤為7977.5億元（人民幣•下同），2010年央企利潤則超萬億元，相較之下，民企不僅融資難，政策緊，再加上近年來「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勞工成本的不斷升高，數以萬計的民企正掙扎在破產的邊緣。
因為不公，中國資本市場活脫脫成為了一個圈錢市。股民沒有享受到經濟增長帶來的紅利，反而在無節制的新股濫發中被吸乾了錢，一個個通過上市一夜暴富的企業家背後，是一堆堆中小股民的皚皚白骨。經濟增長的不公帶來了收入分配的不公，收入分配不斷拉大是實現包容性增長和經濟轉型的最大障礙。
新年伊始的中東變局令人始料未及，埃及迅速席捲的革命風暴為穆巴拉克30年的統治生涯畫上了句號，埃及革命一面向世人昭示着人民的力量，一面為社會公平和民生問題敲響了警鐘。在聯合國的一份報告中指出，2005年阿拉伯國家總體失業率高達14.4%，遠高於同期全球6.3%的平均水平，特別是青壯年失業率的居高不下，成為國家經濟安全的最大威脅。失業、貧困和經濟衰退籠罩着這個國家：2008年埃及通脹率高達20.2%，2009年首季失業率達9.4%。長久以來，由於政府行政缺乏透明度導致腐敗行為滋生，貧富分化令55%的社會財富集中在20%的人口手中，經濟與政治的改革終演變成一場暴力的革命。
借鑑埃及 改革不能只在經濟
埃及革命的警鐘在告訴世人，權貴資本主義和貧富差距是釀成群眾不滿的最大因素，而這一切都折射出一個結論上，那就是保證社會的公平正義是首要任務。對於中國來說，保證了公平正義，才能照顧到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使社會和諧穩定發展，才能實現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目標。因此，我們的改革僅靠經濟改革是不夠的。
溫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我們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領域的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就不可能成功。」社會不公作為一個現象問題，它背後的問題比這個要複雜，更重要的可能是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能否做到公正、公開、透明的問題。因此，與政治改革的配套有關，牽涉到更為複雜而豐富的層面。
經濟改革到一定程度，一定要求政治改革的配套，政治改革的滯後會導致程式上的問題發生，會造成既得利益集團，會使得權利僵化，兩極分化，從而使改革開放的成果喪失。抓住時機啟動政治改革，是當前所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因為這種危害的現實性已經變得非常明顯，解決問題的逼切性也變得非常清楚。改革開放的成果，中國經濟的繁榮，不能夠在廣大的層面上被大多數人所分享，那麼改革本身的合法性就會受到懷疑，支持改革的力量，就會發生動搖，改革的動力機制就可能出現障礙。
而我們的政治改革已經明顯滯後於經濟發展，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渡中，體制裏許多陳規陋習仍在沿用，降低效率的同時，也在放大收入分配的不均。我們有足夠的空間來釋放政治體制改革，「十二五」期間，政治體制的改革應該提速，完善改革程式，特別是建立起公平、公正，透明的改革程式，盡量地遏制權利資本化，來實現初次分配（即工資及利潤）的公平。
建立中產為主的社會結構
同時還要通過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通過所得稅機制，來實現二次分配（即福利）的公平。最終使中國從目前類似「丁字形」的兩極分化的收入分配結構，過渡到以中產階級為主的「橄欖形」的收入分配結構。造就一個龐大的，能夠在社會中擔當主體的中產階級，是中國當前重要的任務，是「為萬世開太平」的事業。「讓人民生活的更有尊嚴」的莊重承諾言猶在耳，2011年的兩會已經來到。承載着人民更深的希望和更重的寄託，居有所屋、老有所養、子有所教、病有所醫，政府的路仍將任重而道遠。「十二五」的開局之年，希望也能夠成為深化全面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提速之年！
趙曉
北京科技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