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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昨天，我離開逗留1年半的東京，但我發夢也沒想過，我要這樣狼狽執包袱離開。
3月19日本是我就讀的日本語學校的畢業禮，為上台拿畢業證書，我早買了新衫。前晚，我和一班香港留學生還說：「去唱卡拉ok吧，日本沒事的。」沒想到，昨晨同學的家人都越洋來電警告：「漏輻射了，快回家。」我在群眾壓力下，也唯有執包袱。
「日本沒事的」 老師信新學期有學生
趕赴機場前，我們回到學校跟老師道別。我向老師遞上口罩，他說：「我不要，我不擔心，日本沒事的。」離別一刻，大家還是忍不住抱頭哭了。我想，日本有難了，我可以回港；我的日本老師呢？他們仍留守學校，等待下月新學期學生來報到。還有學生會來麼？我的老師們相信「會」。
離開學校，我回家拿起大包小包趕往機場，如走難般逼了幾程火車，幾經辛苦來到機場卻沒機位，我唯有在機場呆等，也不知等到何時。我在機場吃着派發的餅乾，想到我的家人在等着，我不怕。但，日本人，又可以去哪兒呢？
明報特約記者 吳淑姬
寫於3月13日東京都平井
（筆者於東京留學達1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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