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翔﹕如果我們尊重歷史

【明報專訊】編按：最近《文匯報》前副總編輯曾敏之和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的傳記與回憶錄分別發表，並提及22年前《文匯報》的「痛心疾首」開天窗社論。本文作者程翔來稿評論，題為〈關於《文匯報》「痛心疾首」社論的釋疑和辨偽〉，本版本周二起連載。


【系列之五．完】

如果我們尊重歷史，則「《文匯報》事件」的原因是很清楚的，一點都不複雜。


第一，最重要的背景是「六四」屠殺。沒有「六四」屠殺，就沒有「《文匯報》事件」。這麼直接清晰的因果關係，張浚生先生都不敢坦然面對，真是懦弱得可憐。


第二，最直接的原因是北京強迫李子誦社長和《文匯報》「限期轉彎」。這一點，從十多年前許家屯的回憶錄，到最近張浚生的回憶錄，都有相同的記載。我當年聽傳達時，聽到「限期轉彎」這四個字，即時的反應是要出事了！


一點都不複雜

事實上，張浚生也明知這個「限期轉彎」的方針會搞出事來，請看看他的回憶錄：

「6月18日，中央召集我們去開會……給我們下達指令，要限期扭轉過來。我發言時講，對《文匯報》、《大公報》我們盡量做工作，但限期扭轉我們做不到……我們不可能用命令的方式要他們轉變，做得不妥當，可能適得其反，只能一步步做工作。」（《親歷﹕回歸與合併——張浚生訪談錄》，第200-201頁）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張浚生自己也意識到中央的「限期轉彎」方針是會出事的。可是到真出事時，為什麼不把責任歸咎中央錯誤的方針，而是要歸咎金堯如的「策動」呢？


第三，引爆整個事件的導火線的確就是當時的《文匯報》副社長陳伯堅逼李社長轉彎逼出來的。


雖然張浚生明知「限期轉彎」要出事，但從實踐上看，他是故意違背許家屯社長（當時他還沒有「旅遊休息」）的「慢慢轉彎」的方針，堅決執行了北京下達的「限期轉彎」這個錯誤的方針。


以上的結論，是我從許家屯和張浚生兩人的回憶錄記載的情况分析出來的，不是他們直接說出，雖然是我的推理，但我憑的都是兩人的記載，沒有添加自己的東西。


首先，請看許家屯在北京開完會回到香港後如何部署落實北京的方針。他在回憶錄中說：


「回港後，工委討論時，請兩報黨員社長、副社長楊奇、陳伯堅列席，傳達後，大家都感到壓力沉重，但還是堅持處理兩報既要『轉變』，又不能急，也不要施壓的原則。『轉變』則採用逐步『淡化』的做法，使內外都能有一個可接納的過程。要兩報黨內外工作一齊做。工委決議指定由張浚生出面告知《文匯報》社長李子誦，有關北京和工委的意見，請他諒解，支持。」


很明顯，許家屯的部署原則是「不能急，也不要施壓」，對「轉變」則採用逐步「淡化」的做法，使內外都能有一個可接納的過程。


筆者有理由相信，張浚生沒有依循這個方針，因為他知道中央不滿許家屯，準備調走他。根據許家屯的回憶：


「江澤民在工委的『反思』報告（筆者按：指香港工委就「六四」事件左派出現反對中共的情况向中央作的檢討報告）上做了『批示』，大意是，『看來，許家屯是「右傾」，工作上應該調動一下。』」


很可能張浚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就不再執行許家屯訂下的方針。而如果江澤民嫌許家屯「右傾」，那麼張浚生就自然懂得應該「左傾」了。這正正是核心所在。


「右傾」、「左傾」

張浚生拒不執行許家屯「不能急，也不要施壓」的方針而自搞一套。他做了什麼呢？


其一，從組織人事上：為最終撤換李子誦、逮捕金堯如作準備。


對於李子誦，張浚生的回憶錄說：「『六四』事件已經過去一個多月，我們那樣做工作還做不下來，看來最終還是要從組織上加以調整。所以，我就開始做準備。」（第202頁）


張浚生究竟做了什麼準備？他沒有直接說，但從他的回憶錄裏可以看到，一是查核《文匯報》的股權結構，看看李子誦持有多少股，其他股東是誰等（第204頁），二是到廣州取回李子誦申請退休的報告（第202頁）。這些都是為了日後撤換社長時的依據。他着人去取這些資料時說：「你們趕快去廣州拿回來，最近可能會用到。後來，這些材料果然派上了大用處。」（第202頁）


這就說明，北京回來後，張浚生已經開始準備撤換李子誦了，這是他一手炮製「《文匯報》事件」的一個重要的自供狀。所以，不管有沒有「獨立」或「起義」，不管有沒有「文匯之友」事件，在「限期轉彎」的命令下，張浚生已經在部署「炒」李子誦的「魷魚」。所謂「獨立」、「起義」、或者「文匯之友」，不過是他手到拿來的藉口而已。


對於金堯如，張浚生的回憶錄說：「7月14日上午，我去深圳，和事先約好的內地有關部門的同志談金堯如的問題……我帶去十份材料，每談到一個情况，就交給有關部門的同志一份材料，以便他們全面掌握金堯如的情况。」（第202頁）


熟知中共語言習慣的人都知道，張浚生筆下的「有關部門」，實際就是指國家安全部，是中共的一個專政部門。這就表明，張浚生已經在部署逮捕金堯如了。這是迫使金老總要在花甲之年遠走異鄉的一個原因。


其二，通過《文匯報》副社長陳伯堅來完成「限期轉彎」的任務。


顯然，張浚生對陳伯堅的表現是滿意的，因為他在回憶錄中給予肯定的評價。他說：「『六四』事件以後，陳伯堅同志倒是堅定起來了，接受了分社的意見，也在《文匯報》內部做了很多工作。」（第199頁）


那麼陳伯堅是如何完成張浚生的任務呢？我們不妨看看許家屯的記載。許家屯的回憶錄說：


「說服的工作進行得很不順利。這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文匯報》副社長陳伯堅過於心急，往往語（筆者按：原文如此，應該是「口」）不擇言，矛盾緩和不下來。他本人情緒也不正常，時常和張浚生起衝突……李子誦和一些同仁對『轉變』思想不通，陳伯堅又要求過急……變成每天都有陳伯堅和人衝突的消息。最後，爆發『文匯之友』，引起更大的矛盾。」


把兩本回憶錄合併來看，就得出清晰的脈絡。很明顯，陳伯堅自己首先轉彎，然後「接受了分社的意見」即張浚生的意見（張是他的領導），強行要《文匯報》其他人也轉彎（所謂「做了很多工作」是也）。


在這裏陳伯堅處於一個十分尷尬的位置，因為：

一，他思想感情上原本是同情支持學生的，還表示準備為此而回北京坐牢。現在要轉彎，這本身就是一個很痛苦的抉擇（筆者按：關於陳伯堅在「六四」前的態度，許家屯和張浚生的回憶錄所反映的他的思想狀况都是一致的，篇幅關係這裏不能多引用兩人的話）。


二，他夾在不願意轉彎的《文匯報》同事和要求「限期轉彎」的張浚生之間，左右做人難，這導致他本人情緒也不正常（許家屯語），不但在報社每天和人衝突，還「時常和張浚生起衝突」。可見陳伯堅本人是承受了張浚生多大的壓力，又向報社其他人施加了多大的壓力，才能夠做到令張浚生滿意。陳伯堅之所以「過於心急」（許家屯語），完全同張浚生的壓力有關。


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而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就是副社長陳伯堅逼李子誦召開社委會擴大會議，發表針對「文匯之友」的聲明。李子誦認為這樣不妥，因為「文匯之友」根本不是搞獨立的，不肯開會，結果陳伯堅背着他召開會議。一怒之下李子誦發布解聘陳伯堅的通知，而新華社當天晚上立刻發表「停止留用」李子誦的通知。這次事件的詳細情况金堯如先生已經在他的回憶錄裏巨細無遺地記載了（見金堯如：《香江五十年憶往》第260至312頁），這裏不贅。


所以，發生「《文匯報》事件」，一錯在中共屠殺，二錯在屠城者要求反對者「限期轉彎」，三錯在張浚生執行中央「限期轉彎」的錯誤政策，刻意製造危機以便有藉口撤換李社長。


在這件事上，除了張浚生有點洋洋自得外（這種心態反映在他對本章所訂的題目：「處變不驚、當機立斷」），其他兩位當事人的態度又是怎樣的？

一，許家屯：他當時在張浚生謊報軍情下被迫同意罷免李子誦。他對此事深表抱歉，在回憶錄裏說：


「第二天上午，我懷着內疚，到李子誦家去做『工作』。我能和這位愛國、正直的老人說什麼呢？我當時只能請他諒解，請他保重身體……我對李子誦很抱愧。特別是，當後來知道，『文匯之友』活動真相，不是那回事時，更感不安。現在乘此篇幅，謹向李老道歉！」（筆者按：請讀者注意，他後來才知道有人在「文匯之友」問題上「謊報」了軍情。）


二，陳伯堅：他在報社裏執行了張浚生「限期轉彎」的指示。迄今為止筆者不知道陳伯堅在這個問題上是否有文字上的反思，只知道他直接導致李社長被罷免後，患上了憂鬱症，最後得了癌症。他臨回北京治病時，親自到李社長家，向李社長道歉，希望李社長原諒他。兩年後，他在1991年4月13日辭世。凡認識他人生最後階段的人，都覺得他的死同晚年充當了某些人的打手這段不光彩的經歷有關。


走筆至此，但願張浚生先生勇於面對歷史、面對人民、面對自己的良知。


【系列之五．完。大小標題及黑體重點由編者所加】